尽管有人试图宣称悲剧"已死",但今天依然不断有关于这一概念的强有力的阐释.我们在这里会想到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他们认为,即使现代不能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理论来理解悲剧,悲剧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特征.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悲剧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从崇高的角度来理解它.本文首先以克尔凯郭尔对悲剧概念的修正开始,即他试图将这一概念从亚里士多德的典范原则中解放出来的尝试.克尔凯郭尔的重新阐释事实上暗示了某种无意识的理念.其次,本文认为,关于弗洛伊德的一种"症候性行为",悲剧的光辉正是在适应此类行为的过程中被遮蔽了,从而很难划清悲剧与悲喜剧之间的界线,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克尔凯郭尔的基本洞见.

伦理学与美学之间的"旧"界限停留在"旧"哲学,康德利用了存在与行为的区别,区分了不同的判断行为.而德勒兹则在区分伦理学与美学的同时,指出一条通往超越这两种差别的路——生命.德勒兹通过分析不同的生命活动形式,寻求达到生活的意义的丰富可能性,从而超越权力的制约机制.于是,德勒兹将美学与伦理勾连了起来,旨在将生活创生为一件艺术品,也就是说,成为既强大又幸福的东西.

史岩林(以下简称史):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尚未自由:解放与下一个世界的秩序》的出版.那么我们今天的谈话就从您的这本书开始.您在书中提到,为了在政治层面上获得解放、并实现下一个世界的秩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是不可或缺的.

<正>正如靳辉明教授所指出的,"至今尚未触底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财产'这一概念纳入了社会理论的范围。按照卡尔·马克思所言:财产一直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现在却烟消云散了。正如这次经济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在言辞表述层面上来说,它已不再恰如其分。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考量财产

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美国成为毫无争议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政府权力越来越集中.2001年,美国遭遇了罕见的恐怖主义袭击,从此开始了美国堂而皇之的对外侵略.这两大事件带给美国的是显著的政治、经济动荡.一方面,美国的民主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失业、破产引发了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各方面的形势都在昭示,马克思主义又回来了,是该考虑变革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了.

T.W.阿多诺曾说过,马克思将“世界看成一个大工厂”.阿多诺认为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是“生产性的”或“工具性的”,因而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马克思是通过划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对“价值”进行观念化的,必须肯定两种价值是相互作用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可能存在某种价值,它既不依赖于使用也不依赖于交换.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价值形式,那么能否把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怎样才能让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一种非工具性的价值观(当然包括美学价值)呢？幸运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并不是真正地建立在有待争议的价值概念化上的,我们有些人正在尝试一种允许自由解读价值的重新概念化.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任何支持内在价值观念的论点,包括那些由非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论点,都能真正经得起仔细推敲.如果支持内在价值观点的论点不成立,我们将被迫返回到接受工具性价值概念的老路上去.因此,在考虑价值问题时,我们需要打破“工具性”与“内在性”对立的僵局.

本文假定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国家装置也可以进行主体召唤,并对这一假定所产生的重要理论后果进行了考察。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理论体系中,国家和非国家构型共存于永久的相互作用的场域,国家作为"思想"的产物,其出现的目的就是要对后者进行捕捉和禁锢。然而,事实上,在任何的、包括资本主义体制之中,权力流或解辖域化力量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管制,同样,系统的协同也不可能得到维持。协同的系统性缺失使得"不规则"更容易得到容纳,从而也为新的建立在独特性力量之上的政治主体提供基础。这一推论将会影响到现实政治,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的国家改革或革命而言,能够并应该形成一种可替代性的、非以国家为中心目标的政治筹划。最后,本文的结论是只有"非克分子的"和"非树状"的政治知识才能真正带领我们超越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