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cyberspace,images,media,and computer industry constitute a new media culture.Faced with this change,it is necessary to view culture as a continuous entity and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perspective methods to study cultural sociology.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has transcended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y outli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nomics,politics,and culture in modem society.Frankfurt School adopted a multi-perspective approach to study various cultural phenomena on the basi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and developed the early models of cultural studies.Same as Frankfurt School,Birmingham School,taking social chang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combined the social theory,cultural analysis and political criticism at the meta-theoretical level.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reject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legant and vulgar cultures,gave up the elitism of Frankfurt School,and broke through the limit of Frankfurt School's concept of"passive audience"by the concept of"active audience".However,the cultural studies after 1980s emphasized on the consumption pleasure and welcomed the popular culture,leading to the uncritical praise of"mass culture"and ignorance of the influences of elegant culture,modernism and avant-gard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devise a multi-perspective method for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sociology,to criticize the 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text analysis,and research on audience,and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Frankfurt School,British cultural studies,postmodern theory,and some other new methods.
一 中国出版 (一)中国大陆/内地地区出版 《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4月 《灵谿词说》(与缪钺合著,平装、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平装、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唐宋词十七讲》,岳麓书社,1989年2月 《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岳麓书社,1990年7月
本文以中国现代悲剧观的特点与成因为例,探讨理论旅行过程中出现的"误读"与"变异"如何影响在地文化对自身特殊文学现象的解读与定位.中国现代悲剧观本身即是"创造性误读"的产物,它表面上承袭了西方叙述模式,实际上却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被不断修正,以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生存环境与发展要求.海外汉学界的一些现有研究对这一事实的定势解读脱离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具体历史进程的实际,从而落入"强制阐释"的学理窠臼.
文昌信仰盛行于唐宋两代,因文昌帝君司掌功名禄位,得到了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的普遍信奉.具体到信仰行为,除建庙造祠、斋醮祭祀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与文昌帝君相关的诗文,既有赠答交往诗中的相关诗语,也有文人参与宗教活动的祝文祠记.文昌帝君的形象经过朝廷敕封与民间崇奉,在宋代逐渐定型,集地方神、空间神与人格神为一体,产生的感召力远超前代.就诗文而言,宋人的遣词造意更加灵活丰富,既反映了文昌形象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的道教信仰与精神世界.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新世纪文学期刊频频遭遇生存危机,但小小说类文学期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它们文体特征鲜明,通过种种期刊行动培育小小说作家作品,厘清小小说定义,确立小小说文体,在创作群体、流通传播、接受对象、文化意义四个方面明确了小小说大众性的文体要义.它们强调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在内容、结构、语言等多个层面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又实现了小小说美学品格的提升.适应时代变革的文体类型给新世纪文学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创造了丰赡多姿的文学实绩.
编读意见不仅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一种视角,也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一种方法.《当代》十分重视读者意见,拥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读者在期刊的文学生产中发挥了文学批评、质量监督、沟通作者、文学传播等重要作用.编者意见作为体现编者想法的窗口,成功组织了诸多文学思潮和题材的生产,编者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也形成了对读者的阅读导向.编者、读者作为期刊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互动之中对期刊的生产、建设、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不同历史时期编读关系的考察也可窥见当代文学史的变迁.
本文从文学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世纪之交的散文文体风尚.文学期刊与文学作品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世纪之交,纯文学期刊以改版为契机,对散文文体进行重新定位,以"杂"的特色活泼刊物面貌,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散文文体则在文学期刊编辑的推动下,一方面拓展文体范畴,从文学走向文化;另一方面兴起了"新散文"思潮,新散文写作秉承先锋精神,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使散文文体由外到内完成了文体革新.
太阳社与我们社并非某些学人所想的"铁板一块",且正是由于有着多重差异,才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我们社形成了三股左翼文学力量.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以自办刊物为平台,批评了新月派乃至整个文艺界,但我们社根本没有也不愿"围攻"鲁迅,且其更为注重文艺创作.太阳社"携着"我们社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固然在新文学界内部加重了宗派矛盾和意气之争,但这也逼迫着论争双方去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太阳社和我们社的存在意义并不限于"革命文学论争"本身,而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崛起验证了中国左翼文学和文化崛起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问题"与"方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
本文以《乐队的夏天》为例,剖析音乐综艺的"情感现场"生产机制及其文化内涵,通过对情感现场的编码规则、评价标准和观众群体的分析,重新思考流行音乐的本真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音乐综艺这一视听综合体对流行音乐情感结构和聆听方式的影响.
清代道光年间刻本《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中,收录了唱述青楼、做佣、私情与戏曲题材的若干民歌俗曲,牌调包括[马头调][勾调][荡韵][扬州歌][岔曲]等.这些民歌俗曲体现的关注现实与民生的特征,对近现代民歌有一定导引作用.《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中的《细局儿曲儿谱》《叹老妈》《十九岁俏皮姑娘》《诗书巧合记》等,更成为民歌史、风俗史与语言学乃至经典世俗化等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
中国古代乐、舞不分,乐、舞、诗一体,这种历史文化影响至深.孙颖作为舞蹈界汉唐古典舞一派的创始人,力图从历史遗存中去继承和发展古代鲜活的舞蹈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孙颖的舞蹈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对古代乐舞意识的传承与发展:舞蹈音乐体现出乐舞交融的叙事性与韵律性,舞蹈的诗化语言与古典意境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形神兼备的诗性追求.孙颖的乐舞意识是他科学的继承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古典舞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值得探讨的空间.
今年是叶嘉莹教授百岁寿辰,她的得力助手张静教授来微信说,叶教授在加拿大的教学生活仍未有人写过,你是她的学生,是写这方面的最佳人选,能否写一篇呢?是不是最佳人选不重要,我与叶教授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情谊,当然义不容辞.我有幸成为叶教授的学生,她的学问与为人,她对中华文化的深切关怀,一直是我的楷模,一直影响着我,使我保持信心与方向,这些都是要感恩的.以下的文字,只是从我的亲历和观察,凭着记忆重构,主观与片面在所难免,但求记录下来,作为对一个纯粹高洁学人的时代见证,也是对影响我的人生的导师致以衷心的敬意.
今年是叶嘉莹先生回国任教的第四十一个年头.当年挤在阶梯教室席地而坐聆听迦陵妙音的莘莘学子,长者已逾古稀,少者亦近耳顺.而四十年前那种如饮醇醪、如沐春风的感觉却未曾稍减,甚或随人生感悟越发浓郁.于是,八二级诸同窗首倡,七七级以下各年级学友响应,征得叶先生同意,遂编成这本图文并茂的《叶嘉莹先生在南开》.董其事者,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朋友,邀我作序,义不容辞.
《竹里馆》一诗中,王维以"弹琴""长啸"于"幽篁里"的阮籍自况,其中"独坐""幽篁""弹琴""长啸"以及"月下""不寐"等意象,源于对《诗经》《楚辞》以及汉魏六朝相关诗歌意象之传承,蕴含的是王维对现实政治之忧思,其中不无孤独与忧愤,而非"隐士""高人"之悠闲自在.以往对《竹里馆》一诗的"误读",不仅仅严重误解了王维,而且也严重割裂了相应的文化历史传统.
本文收集了《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等六首作者存在争议的作品所涉及作者的其他作品作为训练语料,经过分词和特征提取后,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学习作者特征,随后对争议作品进行作者判断.判断结果详细显示了各首争议作品的作者可能性,除《生查子·元夕》外,其余判断结果与文献考证的契合度较高.本文还收集了三组唐朝并称诗人——"元白""皮陆""小李杜"的作品,使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作者判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进一步验证了该方法在作者检测上的有效性.
今年4月11日,老友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担任"叶嘉莹中国文学讲座"首讲的嘉宾,从斯坦福大学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叶嘉莹中国文学讲座"是2019年芝兰基金会捐资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的,本来2020年就要启动,由于疫情,迁延至今.艾朗诺1970年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海陶玮(J. R. Hightower)教授.还在哈佛读书时,他就认识叶嘉莹教授,他的开场白中对这一段经历娓娓道来,令人感觉他出任首讲嘉宾,真是恰如其分,实至名归,而他所回忆的往事,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情感观察综艺的代际叙事是中国现代家庭伦理经历话语下沉之后的最新形态.其中,代际观察主要表现为"冲突"模式,婚姻观察则表现为"创伤"模式.这两种模式虽然在叙事层面难以兼容,但二者通过观察和讲述实现了青年一代的自我赋权,其革命冲动来自现代家庭伦理在代际关系和亲密关系上的内在矛盾,最终展现为以互联网为文化阵地展开的"家庭革命".
相比于传统晚会小品,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为代表的当下综艺小品探索了全新的喜剧生产模式.它通过还原贴合肉身的创伤性生活情境,让笑声具备唤醒群体痛觉经验的共情魅力,进而以癔症化的姿态塑造情境中的身体,让处于问题情境中的鲜明痛觉最酣畅地释放.总体来看,该模式生产出以观众的身体和感觉经验为叙事核心的"感觉喜剧",它是主体与社会生活困境相处方式转变的寓言:让问题碎片包裹周身,以实现与它的和平共处.笑成为痛觉的独特言说方式,它不是快感的实现,而是对症状的享乐沉溺,由此改写了喜剧的文体政治内涵.
主持人语:本期三篇论文集中于对外国作家的文化诗学研究.李树欣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的空间叙事问题,空间性生存是现代人的一种解放模式,人们在关注这一现象的同时,往往忽略这种解构性文化模式背后给人带来新的困境的资本运作逻辑,而这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揭示了帕索斯小说的这一颠覆性发现.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明清时期《天雨花》和《野叟曝言》两部小说的婚姻书写,探讨男女作者基于各自社会性别立场本同末异的婚姻理想.才媛陶贞怀笔下《天雨花》的婚姻理想在于以"情"化解与男权冲突的紧张态势,表达知识女性追求一夫一妻、争取人格尊重和性权利平等的诉求;男性士人夏敬渠创作的《野叟曝言》则站在男权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以程朱理学为哲学基础,推崇严格遵守儒家礼教、男权至上的婚姻.明末到清前中期从"崇情尚性"到"崇理尚实"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是差异背后不可忽视的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