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往往会经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对过去的贫困的集体记忆,会让人们注重物质财富的获取和占有.但是,随着物质的日益丰裕,尤其是随着在物质丰裕时期出生的新生代的长大,体验型消费而不是占有型消费的动机就会提升,其中也包括艺术消费的动机.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人们依然遵从物质主义的占有型方式来进行艺术品消费,就会面临艺术收藏品太过昂贵而买不起的状况.后物质主义的液态消费模式则让普通人摆脱了这个困境.以社区艺术馆为例,个人可以在没有产权的情况下进行准入型的艺术消费.不仅如此,社区艺术馆还让社区成员形成了认同导向的集体心理产权.这种心理产权有助于社区认同感的形成,提升社区的社会团结,促进社区的精神文明.

随着劳动者的个体化和灵活用工日益成为趋势,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越来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要解决零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必须重新理解劳动价值.文章对劳动价值进行社会学的界定:劳动价值不但包括对劳动的市场赋值,而且也包括对劳动的社会赋值.其中,社会赋值的一部分成本,须由雇主来支付.随着零工经济的出现,零工不再被当作平台公司的正式雇员,导致他们的收入失去了社会赋值的部分,劳动的社会赋值失去了承认主体.零工,尤其是低端零工的收入不稳定和收入低下问题,意味着劳动的市场赋值不足,难以弥补劳动的社会赋值的缺位.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不但要对部分零工重新归类,而且也要适当提高普适性和基础性权益保护的水平,并扩大其覆盖范围.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质性研究是一种在社会科学领域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并在青年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却陷入某种误区,并因此降低了研究质量,导致一些学者拒斥质性研究方法,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鄙视".造成这样的结果通常由于研究者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时做得不够规范,容易陷入三个误区:描述性误区、特殊性误区和去情境化误区.描述性误区是指一些质性研究只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描述,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特殊性误区是指研究无法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无法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去情景化误区是指对某种现象进行研究时,未能把研究对象与社会情境或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分析.为了切实提升质性研究的质量和声誉,针对质性研究出现的三个误区,提出解决之道:一是注重理论构建;二是注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追求类型普遍性;三是注重发挥社会学想象力,改线性研究模式为循环研究模式.

1.赫尔曼·昂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共产主义的起源》(Hermann Oncken,"Friedrich Engels und die Anf(a)nge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123,H.2,1921) 赫尔曼·昂肯是纳粹时代之前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文展示了一位历史学家评价恩格斯的独特视角.文章认为,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独立地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预言,这是青年恩格斯对自身环境的自觉反抗,也是德国激进哲学从宗教批判走向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产物.

分享经济的兴起让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随着当代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新公地观念和共享观念兴起.于是,以往被财产观念所正常化的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的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经济是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一方面,剩余使用容量闲置被看作消费主义所鼓励的大量占有、大量消费的结果之一,导致负面的环境后果.对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可以让人们以租代购,减少商品购买量,从而缓解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对剩余使用容量的"分享",也让中低收入群体获得了把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商品化,从而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所促生的数字集市及其新型社会互动结构,则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带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其中的一个变迁,就是乡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由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劳动比从事农业劳动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收入,乡村劳动力人口往往会向城市转移,从而承接现代化过程的红利,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这一劳动力人口的外移,造成乡村人口的空心化,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生态,进而导致乡村的衰落.重振乡村必须面对乡村人口日益减少的现状.

如何借助旅游发展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针对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10位专家依据"理论辨析—作用途径—作用模式"逻辑进行了跨学科研讨与对话。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认识以往旅游扶贫中遗留的不均衡、不充分等发展问题,坚持乡村正位,确立城乡平等"互哺"的关系;厘清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厘清乡村性、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多重逻辑关系;区分明确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并因时因地制宜;需要协同多元主体,尊重村民理性,提升乡村居民公民性;探索慢旅游、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融合等创新发展路径。

自2019年以来,电商直播呈现爆发态势,其中草根导购直播备受追捧.本研究聚焦这一直播类型,对17位青年消费者开展深度访谈,并收集相关网络民族志资料,以期探讨草根导购直播吸引大众消费者,尤其是青年女性消费者的背后机制.研究发现,相较商家主播或明星主播,草根导购主播更能驾驭电商直播这一双向互动平台,利用草根身份披露产品信息、引导消费需求,成为草根趣味与草根利益的代理人,与青年消费者形成情感联结,甚至成为"草根明星".尽管这些主播终将被资本收编,但他们依旧维持草根形象,隐匿与资本的联结.在草根导购直播间内,青年消费行为事实上受到一种更为隐蔽的机制诱惑和控制.

实验方法是进行因果研究的标准方法,其基本标志是:第一,研究对象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研究人员对实验组成员施加某种实验刺激,但不对控制组成员实施这种刺激.第二,实验对象究竟是分配到实验组还是控制组,依据随机原则(如依据丢硬币所呈现的正反面),从而确保干扰变量得到控制.第三,实验过程由实验人员进行操控(Dunning, 2012).依据实验所要探究的原因数(一个、两个或三个原因)的不同,实验设计也不同.经典实验则是探寻单一原因的方法.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实际操作上的限制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实验方法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并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国内却鲜有关于时间荒的研究.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具有借鉴价值,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有鉴于此,时间荒理论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扩展.事实上,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消费的自主性和消费的脆弱性是现代消费生活的两个基本特点。但是,在消费研究的主流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消费的自主性"范式。这种范式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消费自主性,但忽略了现代社会中由系统所引发的消费的脆弱性。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消费的脆弱性,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工具和新的研究范式。本文提出了"消费嵌入性"的研究范式,并对该范式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

<正>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学术界一般把嵌入性概念的发明者归到波兰尼。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折》一书被布洛克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在本书中,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西方的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在有关消费全球化的研究中,存在三个不同的命题:全球同质化命题、文化混合化命题、不均衡全球化命题。在表面上看,这三个命题似乎是不可通约的,但它们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本文试图用嵌入性的理论框架来对这三个命题进行整合,并重新诠释消费全球化理论。全球同质化命题实质上描述的是一个产品脱嵌的过程,文化混合化命题所揭示的是脱嵌产品的再嵌过程,而不均衡全球化命题则分析了脱嵌产品在其再嵌过程中的嵌体结构及其对再嵌过程的影响。因此,嵌入性框架为我们研究消费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整体性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消费全球化的不同层面有机地整合起来。

要启动新时代的青年,尤其是草根阶层的创业成功的钥匙,除了传统教科书所讲的培育企业家素质和精神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创造一个"机会公平"的创业环境,一个日趋完备的市场制度体系,一个鼓励创业的激励体系

<正>精神病院,一个让国人恐惧的名字。随着社会转型,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精神病院越来越火也是情理之中。然而,如今的精神病院多了不少附加功能:上访者被当地政府"精神病"、贪官、罪

<正>既然存在制度漏洞,就应当去修补它,使制度体系完善化。但诡异的是,恰恰是制度漏洞本身滋养了反对修补制度漏洞的势力。一旦这种势力坐大,就会导致"制度惰性",因为这股势力不愿意改变有利于自身的现状,或者担心制度变革带来不可掌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