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s,which tell mythological stories and presenting audio-visual wonders by mean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echnology,have been fully recognized by the market.However,the context of storytelling has been too capitalized,resulting in the intervention of capital from the consumer terminal in the production of content,which has led to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mythological stories told,and even the tendency of deformed egoism.Chinese films should not only satisfy market consumption,but also spread and inherit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yths.Therefore,Chinese films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narrative mode and power aesthetics of Western films,construct a two-stage structure with a clear,cyclical and recurrent structure,give full play to its imagination,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modern rationality,and then shape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art form,and aesthetic style on a global scale.
卢卡奇在1934年的《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中对浪漫主义大加批判,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同一种精神的产物.而在1935年的《民族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中,他借海涅对德国浪漫派的评价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并给予其客观中肯的评价,从而发现浪漫主义中最可贵的"平民性质",表现在其现实主义文论上即为"人民性".卢卡奇认为,海涅的"人民性"与巴尔扎克的"典型"都与浪漫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都使二人走向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二战后,卢卡奇在德国知识界讨论"特殊道路"问题的大背景下,又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只有回归自由民主的传统,才能对抗危险的德国民族主义,而这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激烈批判.
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短期内又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绿色金融、经济增长及环境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在绿色金融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整体上呈倒"N"型关系,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起着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对绿色金融起着倒逼作用.这一研究结论说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以来,实证方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影响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运动脱节,使其退化为纯粹的"科学"理论,由此引发了卢卡奇对实证方法的反思与批判.卢卡奇通过对合理化原则的反思,指出实证方法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同时又固化了这一社会结构,因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证方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结构的互构关系依旧存在,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未能真正理解这一点.贝尔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科学"分析,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结构;拉克劳与墨菲未将对实证方法的批判深入具体的经济生活中,致使其无法找到工人阶级彻底革命的道路.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卢卡奇对实证方法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特大水灾,灾民达500万之众.在中央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山东省政府成立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通过公务员扣薪、田赋摊捐、借款、各县自筹、奖励捐款等方式筹款,在未受灾县设立收容所收容灾民,动员全省力量救灾.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在领导救灾的同时,还将每日的赈款收支情况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在赈灾期间和结束后又编制救灾报告书,对灾情及救济情况进行汇总,其信息公开的程度在民国灾荒救济中实不多见.这次水灾救济中的信息公开,不仅在当时有利于增强救灾机构的公信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救灾,而且对今天救灾中的信息公开亦有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单个诗歌文本内部往往潜藏着多层次、多维度的前文本.基于这一现象,笔者借助已有的互文性理论,提出"多层互文性"的理论模型,将80年代以来的复杂互文式诗歌分为"重现前文本的临摹式写作"和"藏匿前文本的隐迹式写作",并探讨复杂互文式诗歌内部诗意的发生和路径.这不仅是对已有文本写作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为建构现代汉诗的作法提出一种可能性.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后,以减排为 目的的环境政策对于碳排放企业的强制约束具有普遍性.基于ESG理念,研究选取2008-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对经营绩效和市值管理绩效的实证分析,判断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研究显示,环保企业经营绩效、市值管理绩效以及市场表现等综合指标持续降低,说明环保企业绩效变化长期被忽视;环境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亟待改进.对此,建议出台与ESG理念配套的政策,完善环境政策,改善政策实施效果;推广PRI投资,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鼓励环保投资,降低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实行竞争中性原则,落实民营和外资环保企业税收优惠和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在环境治理中提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宋河患的奏报与检视,贯穿河患发生及治理的整个过程.宋太祖在位期间曾大力疏通漕渠,保证了漕运的恢复;太宗时期,随着河患的加剧,河道治理的力度得到加强;真宗时期,河患奏报制度得以建立,主要表现为加强河道日常的水位监测与记录、规范奏报程序、明确奏报内容等;仁宗时期,随着横陇、商胡二埽的决口,检视在河患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朝廷评估灾情、监督河役的主要手段.奏报与检视是河患治理中两个密不可分的程序,宋廷在接到河患奏报后,便进入检视环节,检视的内容包括地形高下、水位尺寸、物料筹备、工料存用、工程质量等.在奏报与检视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存在奏报不实、奏报迟滞、有灾不奏、检视失实、不躬亲检视、履职不力等问题.北宋后期回河之争中的党争导致了河患不奏的问题;都水监协同地方政府履行检视职责,是其与一般灾害检视工作不同的地方.宋廷针对河政中出现的诸多弊病,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巩固拓展文化精准扶贫成果,推动文化精准扶贫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效衔接,不仅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文化精准扶贫与乡村文化振兴在内容上一脉相承,实践中纵深递进,目标上高度契合.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实现有效衔接仍然存在急需克服的障碍,为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脱贫攻坚精神,着力在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实现二者无缝高效衔接.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目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尚处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阶段,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及编报体系相关研究结论和实践经验,深度辨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本质含义、报表内容和编制主体等关键性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以自然资源量表、自然环境区域覆盖表以及生态功能报表为代表的实物量报表体系和以资源量价值报表、土地价值报表以及生态功能价值报表为代表的价值量报表体系,并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前置概念、编制思路、框架体系等进行分析讨论,最终形成了一套由实物量报表和价值量报表共同组成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报体系.
抽象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中具有关键性意义.马克思最早在"巴黎手稿"中论及抽象劳动."巴黎手稿"从"异化—自由"逻辑、"谋生—人本"逻辑、"理念—感性"逻辑三个维度,揭示了抽象劳动蕴含的分离、颠倒、非对象性等意涵,呈现了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原初语境,开启了抽象劳动在思想史上的"术语的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孕育了马克思科学的抽象劳动概念的思想胚胎.但"巴黎手稿"中关于抽象劳动意涵的理解,以否定古典劳动价值论为前提,总体上囿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原则,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隐喻性术语,还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规定和外延指向的理论概念.
基于中证500指数成分股定期调整事件,从同行效应角度,利用PSM-DID方法对首次入选指数成分股杠杆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潜在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并分析杠杆率同行效应的非对称性和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首次入选指数成分股的杠杆率水平追随指数中同行公司杠杆率变化而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为吸收整合同行信息、维持竞争地位和维护管理层声誉,会模仿学习指数中同行公司的杠杆率;同时,公司杠杆率的增加更多是源于对指数中规模大、媒体追踪数量多的同行公司的模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首次入选指数成分股模仿指数中同行公司的杠杆率会导致公司过度负债、增加公司债务风险.
PPP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自的禀赋优势,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PPP项目的公司结构、财务报告、合同约定和监管体系等要素构成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在私营部门资金筹集和管理、提升基础设施经营效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PPP模式提供服务的公共性改变了私营部门的性质,使其需要接受公众的控制和问责,以确保财务责任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由于公共部门对项目绩效的评估依赖私营部门的财务报告,导致公共部门对PPP项目缺乏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共责任的实现.必须通过深化行政改革,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创新问责体系,促进PPP项目公共责任的实现.
颓废风格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范畴,业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论述之一.布封"风格即人"之论既强调人格是风格形成的基础,又强调人格依靠风格得以感性呈现.王尔德的颓废审美风格是其颓废人格的现实化表征,这一风格既体现在日常生活领域,通过精美服饰、居家装饰和异常行为表征为唯美-颓废的生活审美风格;又延伸至文学领域,通过间性之美、死亡主题、尤物形象表征为唯美-颓废的文学审美风格.王尔德的颓废审美风格以审美的方式消解外在社会压抑,具有审美救赎的积极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此种颓废之美因疏离作为元价值的真善而最终导致审美虚无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清算仅仅是哲学领域的事情.事实上,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所发挥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私有财产、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世俗基础确立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上,从而使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表现在人们改变现实处境、改造现实社会的运动和具体活动中,使辩证法的逻辑结构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统一于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中.
作为一种显著而复杂的网络现象,网络群体极化近年来逐渐超出了单纯的社会心理范畴,其意识形态属性愈加凸显.网络群体极化通过情绪感染机制、意见支配机制、观点偏移机制、立场分化机制影响着意识形态的传播、引领、倾向和共识,带来了正负双重效应,成为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影响主要包括:情绪传导拓展话语传播,信息茧房制约辐射范围;主导群意引领观点走势,借势诱导扭曲价值导向;积极极化巩固阵地建设,激进表达冲击有序格局;群内黏性整合思想认同,圈层对立解构社会共识.对网络群体极化正负效应的治理应同时兼顾,秉持"扬正抑负"的思路和原则,从话语影响、价值引领、观点引导和共识塑造四个维度抑制其负面效应,发挥其正面效应,达到化"变量"为"增量"之目的.
通过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发展线索溯源梳理,以及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族寓言"、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构型与国家文化治理三个层面进行阐发,我们不难发现"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以及这一提法的学理依据.可以确定的是,"讲好中国故事"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又紧贴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和文艺发展现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也是亟待文艺界理论批评界深入思考的标识性话语.
社会资本在农户非农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基于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生计脆弱程度非农就业农户的差异性影响,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动.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当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降低,两组变量之间由替代关系变为互补关系;而随着生计脆弱程度进一步降低,两组变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嘉道年间,组诗容量大、便于展露诗才的特点与以学问入诗的诗坛风气相契合,为当时的诗人所青睐;且组诗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其适合用于繁杂日常生活的记录和书写,因此,大量日常题材组诗应运而生,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状况与文人心态.这些组诗数量繁多、内容充实,多以琐碎的日常事物与日常经验入诗,不完全局限于亲身体验,但细节丰富、个人感受鲜明.其本身是当时诗人追求"雅"的产物,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诗人的炫博心态、竞技心态与追求清闲高雅文人生活的闲适心境;又因其吟咏对象为日常生活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俗"的特质,吸收了大量平凡却富有生活气息和新鲜感的物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诗意.因此,嘉道日常题材组诗博雅与适俗共生,兼具文人化与民间性的双重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