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中国高等教育考试录取规则和相关制度,基于断点回归设计框架,估计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作工资的影响发现,重点大学教育回报非常显著,它使得个人读研究生的概率增加19.2％、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增长22.1％,对出国留学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重点大学教育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信号效应和同伴效应对个人的学业和职业产生影响,使得个人英语成绩更好,用于学习的时间明显增加,并且更容易获得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本文证实了高质量教育对个人前途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促进高等教育平衡发展和阶层流动提供了重要启示.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异,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桃花源.《桃花源记》对应的是仙境桃源,它是陶渊明根据当时社会传说故事润色而成,体现的是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即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的思想;而《桃花源诗》则对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提出了批评,它展现的人间桃源是一种带有复古倾向的羲皇之想.这才是陶渊明所欲表达的.《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本——《桃花源记并诗》.这既是一次文体的创新,也是一次思想的对话.
身心关系问题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源问题之一.柏拉图不仅颠覆荷马的身心同一论,而且批判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思想,基于其创世论系统建构身心二元论的范式.此种身心二元论范式影响了斯多亚学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身心思想.伊壁鸠鲁学派则基于原子论的研究进路,强调身体和灵魂乃至神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且论证身心的原初合一性以及灵魂必死性,从而突破了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范式,把哲学由灵魂规劝之术转变为身心合一的伦理学,重新诠释着晚期古希腊社会何为美好生活.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下乡能否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自2014年起实施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结合中国家庭微观数据,在县级层面考察电商下乡对农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电商下乡能显著缓解当地农户相对贫困,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电商下乡能通过增加低收入农户的综合收入、扩大农村就业和兼业数量来减缓农村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显示,享受明显电商下乡红利的农户往往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或人口稠密地区,具有健康贫困、抚养比低的特征.
作为知识密集型业态,大数据产业技术和应用正处于创新突破期,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天然需求,加之"大数据+在线环境"下知识产权更易受到侵犯,认定更加困难,以致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成为值得关切的论题.该秩序意指在明晰的法律制度、规则运行和知识产权文化基础上达致的有序竞争、动态和谐的情势.大数据产业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行业自律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陶染为秩序的自我演化提供了条件,但国际竞争紧锣密鼓和中国创新发展的紧迫性,以及无秩序下的杂乱无章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或市场失灵弊端,势必促使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我演化与理性建构"二元"结合的路径成为现实必然.再加上目前大数据产业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基础薄弱以及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难度和困境,政府的政策选择尤为重要.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新兴经济体企业传承创新民族非遗技艺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然而,当前其演进路径与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视角下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首先,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中的责任意识与市场意识协同驱引了相关企业的组织学习活动,进而实现了民族非遗技艺产品的多样创新及二元价值创造;其次,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探索是在管理层战略性社会责任认知驱动下的进阶过程,各阶段对应的组织学习和产品创新也随之演进.研究结论拓展了对民族非遗技艺传承创新及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相关讨论.
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2000-2020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
于兴宗建涵碧亭景观,请人绘制成图,刘禹锡据图作《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涵碧"经过了由景到图和由图到景的两次传播.其后,"涵碧"多以景观为物质载体在文人群体中被广泛使用.传播过程中,"涵碧"以其审美视觉特性完成了景—图—诗的准确复制,因刘禹锡的名人效应,生成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建立了为政清明与"涵碧"景观之间的正向联系,并使文人雅趣在历史积淀中不断深入和强化.
斯托内克语境理论将语境定义为交际者的共有场,即交际方在某一时刻所共同预设的信息.我们可以从"概念特征"和"基础问题"两个方面对斯托内克语境进行深入的考察.斯托内克的语境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语境的表征理论.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生成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或侵犯他人版权,不应受制于版权法的"独创性""实质性相似"等相关概念分析.采用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防止版权过度保护,但会使版权法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应直接从版权保护的本质"禁止盗用"分析,并通过扩大侵权抗辩来限制版权保护,即被告只要对原告作品中添加了足够多的内容,便不再构成侵权,并享有自己的保护.关键难点在于如何判定额外投入已足够,其中转换性使用可作为其衡量标准.基于该禁止盗用救济路径,非由人类创作的独创性争议不应成为人工智能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障碍,转换性使用可作为人工智能训练的侵权抗辩依据.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北京地方士绅等各方努力下,新旧政权基本实现平稳过渡,国民党在北京的统治正式确立.不过,这一过程仍牵扯出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几条矛盾暗线,预示之后的局面不会太平.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对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心理等诸多层面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面对此次变局,旧都各类人群有观望,有淡然处之,更有投机奔走.国民党新政权原本致力于实现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却上演革命的"北京化",彰显出这场"统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同化能力.
马克思与黑格尔都认为伊壁鸠鲁及其同时代哲学代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观点上,二者却走向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立场.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只停留在感觉认识的层面,是肤浅和琐屑的,他的自我意识观点表现出哲学对现实的逃避;而马克思却认为伊壁鸠鲁哲学达到了概念的高度,其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代表了对总体哲学必然规定性的斗争,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这种差别源自二者在哲学史的阐述中采用了不同的哲学底本,黑格尔的观点源自他的精神现象学,而马克思采用的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论证方式.正是哲学上不同的角度形成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观点差异.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新冠疫情爆发,中国卫生领域内第一部"牵头管总"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引发了学术界对卫生法新的一波关注.学术界提出卫生法学集法学、医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其特殊性需要突破传统法学理论构建.文章探讨了以传统部门法为生成逻辑的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在卫生法基本理论上的困局,提出领域法学作为卫生法学方法论上的理论重构的价值.
丞参设置起源于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促进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光绪三十一年,清朝出现关于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讨论.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丙午官制改革,清廷决议在各部普遍设置丞参.相比于日本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清季仿照日本实行新内阁官制,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被认为缺乏效率,被基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取代.清朝试图裁撤各部丞参,只是因丞参的出路问题以及部分部院的抵制而未能彻底实现.丞参兴废对于清末部院官制与内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工厂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护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身体作为一种能动的物质实在,是工厂制度的承载物和驱动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青年恩格斯从身体视角对工厂制度进行了深度剖析.工厂制度的全部就是关于在空间中规训工人身体所呈现的种种身体"景观".工厂制度通过技术赋权、时间掌控、空间封锁和纪律威慑,使工人身体在劳动场域和生活场域呈现出工具化和节奏化倾向,陷入了"苦难窟",时刻处于"监视"之中.工厂制度的全方位规训,促使工人身体发生转向,塑造了完整意义上的革命化身体.身体的革命化催生着工人的身体反抗.工人在对身体的体认与社会的"沟通"中实现了身体认同建构,在身体反抗意识觉醒中回归了身体主体性,在身体反抗行动的在场中推动着身体走向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