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开放的土地政策利于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资源流动,为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提供了"以城带乡"的空间基础.西南地区的英村因面向城市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吸引了以寻求租金差额和田园消费为目的的城市中产阶层的迁移,由此推动了乡村绅士化的发生.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元性阶层结构、区隔性社会交往、象征性景观营造和共存性融合趋向等空间特征,形塑了城乡既区隔又融合的空间形态,促进了城乡的交往互动,重构了 乡村的社会空间.

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自古从事稻作农耕,其主食以糯米为主,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体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引导、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外来人口的增多、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以及自我理性的选择,至21世纪初,其主食渐渐演变为以非糯性的饭米为主,且更加多样化.从糯米到饭米,可以看到主食改变的内外因素所产生的结构性迫力,亦可观察到一个地方族群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与逻辑.

在中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历史上流行着一种传统的米类小食——扁米,古时写作"糄米",曾普遍存在于稻作种植区.随着各地的社会文化变迁,扁米分布区域逐渐缩小,迄今只存续于中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社会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扁米采用刚熟的糯谷,以传统的工具及技术制作而成,虽不是主食,但对稻种及技术的讲究使其成为一方稻作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通过对扁米的制作方法、历史源流、现代意义进行探讨,意在呈现一种可以凭此窥探稻作文化内核的研究对象并展示民族社会文化的韧性,以及糯稻文化圈变迁的图景.

从云南维西县永春乡杂木迪村到中甸县金星乡耍米村,YWCH经历了做木匠、当兵、做翻译、被迫入匪、入党既断裂又接续的一生,其中包含了他与汉族人、藏族人、彝族人、傈僳族人、普米族人、纳西族人的交往交流交融.生活于包容多元的多民族共居社区,他在日常互动中也渐渐形成了尊重和习得不同文化的个性.流动贯穿于"客从何处来"到最终入乡随俗,其间通过一连串空间实践,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投射于空间的过程,呈现出个体超越民族身份,将多元文化纳入身体空间的生产,并在跨越地域的流动中强化了社会文化空间的复合性、包容性,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秩序以及和谐共融的空间结构,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肌理提供了微观范例.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在中国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扶贫车间,它们对于承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情感资本为视角,通过对湘西一个服装扶贫车间Y厂的调查,发现该厂厂主基于推动家乡发展的考虑,依托原生的熟人关系,建立起一类扶贫车间——"熟人社会工厂",并在工厂的运行中,结合乡土社会文化,运用情感资本进行管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率.在给予工人在家门口工作和获取一定收入的同时,也对乡村文化的延续产生了积极影响.乡村振兴关系国家的整体性发展,在许多农村地区日益空心化和乡土文化逐渐衰微的当下,湘西Y厂的个案研究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The widely circulated myth of rice farming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rice farming and related cultural events.As a kind of space narrative, the rice farming myth of the southwest ethnics shows its symbiotic natural space, together with the co-created rice farming livelihood and shared belief in rice farming in this space, it not only shows the diversity of rice farming culture of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commonality and sharing of all ethnic groups.The myth of rice farming with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originates from mutual learning in frequent ethnic interaction,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have developed diversified rice farming methods and rice farming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southwest space has also formed a picture of multiple and harmonious symbiosis among people, nature, gods and society. The rice farming myth of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 is an example of the Multi-United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lk narrative basis fo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provides a path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social culture.

耕牛是农耕村落的重要畜力,耕牛养殖及其数量的减少深刻地影响着村落的日常生活,也形塑了村落的社会文化.本文透过传统农耕村落耕牛养殖的变迁,运用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了耕牛养殖与村落文化互相建构、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耕牛是农耕文化遗产的重要物质载体,承载着村落的传统文化.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变革异化的日常生活,解决村落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因此耕牛养殖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得到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应抛弃以耕牛为基础生成的农耕智慧.

在中国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历史时期曾普遍使用了一种极小型的稻作收割工具——禾剪.其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有孔系绳石刀或岭南等地的蚌刀,后逐渐衍化为《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粟鉴",以及清代以来史籍中描述的形制各异的禾剪(摘禾刀).该农具主要用于收割糯稻,迄今仍存续于某些少数民族社会.禾剪的历史际遇与传统糯稻种植的兴衰相辅相成.从其使用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一种农具的演变历程,也能看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农作物种植历史的变迁、民族社会发展样态,乃至禾剪本身所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

东亚和东南亚曾是历史上广泛种植糯稻的区域,糯米也一度成为这些地区部分族群的主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糯稻文化圈".本文以文化圈和文化传播为视角,对"糯稻文化圈"的形成和变迁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梳理,认为,7000余年前,起源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栽培稻极有可能以糯稻为主,之后,随着百越族群和苗蛮族群的不断迁徙,糯稻也逐渐传播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区,渐成为当地一些居民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此过程中也促进了其稻作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亦因糯的种植和食用共享着相同或相类的文化事象和价值理念.大约从15世纪后,因人口流动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原因,糯稻种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萎缩,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亦不断消隐.作为一种农作物,糯稻种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双重意涵,而"糯稻文化圈"在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日益式微,更让我们体悟到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对"糯稻栽培圈"的再研究,不仅能够拓展"文化圈"理论范式的研究空间,深化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时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如何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能提供实证性的范例.

垃圾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伴生物,在不同生计、技术条件及价值观下,会呈现不同的种类和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丰裕”的物质社会,消费也从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逐渐演化为一种身份、地位、自我认同的象征符号,构建起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反过来又刺激着产品的大量生产与消费,垃圾也由此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顽疾,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本文在日常生活的视角下通过分析传统社会的垃圾种类和现代城市的垃圾分类,试图说明垃圾问题的产生与以消费为经济发展引擎的理念和现代消费主义有密切关系,是消费嵌入个体和大众日常生活的必然结果.只有审视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反思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垃圾减量和资源再利用才会成为可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也才能实现.

现代性的渗透正悄然改变着以文化为寓所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在当下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便捷性的同时,更面临着环境问题和文化变迁的双重挑战.云南文山县以腻资村壮族日常生活中垃圾的产生与现代性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人们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共谋的结果,基于此,从主位和客位角度解析垃圾这一普遍性问题的社会文化成因实质.

农具是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栽体,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作为一类物件,农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也承载着人类文明历史的意涵.分析农具使用的社会场景,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社会内部结构的运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自古及令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的糯稻收割工具——摘禾刀历史源流的追溯,分析其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糯稻种植的演变,从而呈现出一项农业生产工具的社会生命史.

民居是构成传统村落的要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迁.作为一种物化形式,民居不仅形塑了村落的外在风貌,也是村民历史记忆、家庭财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现代社会,有的传统村落民居成为遗产保护对象和旅游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村民而言,传统民居是阻碍其追求和享受现代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负担.如何认识这一差异化的观念,是我们理解乡土社会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一个侗族传统村落民居样式变迁的观察,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探讨了现代遗产保护理念与乡村社会生活逻辑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说明在现世生活的理性需求下,现代与传统、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以及村民对发展的认知和诉求.

瘪是从牛羊胃或小肠中提取的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所制成的一种汁液佐料,以之加工的菜肴主要流行于贵州、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少数民族中,其食用过程往往带有神圣性与仪式性.但因其来源与"他者"认知中的"卫生"有巨大的差距,长期被视为肮脏、落后、原始的表现,并推于食之的少数民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展,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在媒介、游客、地方政府以及乡民的大力推介下,瘪逐渐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成为健康、原生态的表征,以及一定地域文化的象征符号.瘪的话语建构,反映了人们追求新奇、包容多元的现代性反叛,借助于瘪,那些曾被视为原始、落后的地域和人们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身份标签的扭转.

大象属长鼻目,是陆栖哺乳类最大体型动物,对生存环境变迁较为敏感.远古时期曾广泛栖息于中国大江南北,现野生象群仅存于云南西南部一隅.象也与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勾连在一起,体现于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诸多方面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映照着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然而,自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开发、大象作为战争工具的使用、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以及橡胶、甘蔗、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大象栖息地逐渐萎缩,加之偷猎以获取象牙等因,以至于晚清至民国后,大象在这一地区濒临绝迹,仅在西双版纳、南滚河一带偶见到,这种情况持续至今.以大象为视角,可以了解一定区域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思人与自然如何共处相宜以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互构,这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尤显重要.

稻作农业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创造文明的重要基础.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稻作农耕历史和自成体系的耕作制度,是许多南方民族传统文化建构的根基,在中华文明宝库中独树一帜.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稻作农耕日益衰微,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也逐渐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民族特性因之亦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在理性工具指导下的产量诉求,不仅催生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诸多的严峻挑战,食品安全成为一个难以言状的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在描述南方少数民族传统稻作农耕历史和耕作制度的基础上,对其生态意涵进行探究,旨在说明那些我们曾经认为的“落后”,实际蕴藏着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和意义,并以此来反观当下的“发展”与“科学”.从地方知识中吸取智慧,既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对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具有现代技术意义的自来水引入许多民族村落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也是民间社会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体现出乡村生活的共享性和集体意识.在侗族社会,水井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意义,水井的修建与维护反映了“共同体”守望相助的意涵.随着自来水逐渐进入乡村社会,水井渐被废弃,村落日常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还将“集体”分割为“个体”,自我与个人主义漫延,导致有的传统文化被逐渐消解.知识与话语、技术与伦理,在水井的物象与变迁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博弈的结果是乡土文化渐行渐远.

糯稻是普通栽培稻的一个品种,所含淀粉几乎全部为支链淀粉,米质胀性小而黏性大.历史上,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曾普遍种植糯稻,而一些少数民族则以糯米为主食.与此相适应,诸多文化事象因之而建构,并形成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糯常常被用做祭祀供品、节日庆典食物和相互馈赠礼物,具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和象征意义.本文在呈现糯的运用场景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其神性如何体现,由何而来,并对其神性和象征意义给予一定的阐释.

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西双版纳傣族糯稻种植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变迁轨迹和原因为主旨,其目的在于说明,在特定的语境下,即使边疆地区,国家政策对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糯稻种植的式微,不仅使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日益碎片化,也使其历史发展轨迹发生极大改变,由此而逐渐走向"现代性".本文希望通过"物"的视角,在述及"糯"的社会生命史之同时,探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家、边疆与中心的关系.

牛作为一种牲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以牛作为牵引力的农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之一.而对于一些民族社会来说,牛不仅具有生产生活上的实用价值,也是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祭祀品,并作为交换媒介、娱乐工具、财富象征和民族精神气质等符号存在.从牛的视角,展现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群体及自我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牛在日常生活中正渐渐退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视野,以牛为纽带建构起来的文化越来越式微,这是人类文化的退化,抑或是人类自我的忘却？本文通过对“牛”在西南民族社会中意义的探讨,试图说明人与物的动态关系,以及人对自我在自然界位置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