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ies of nationalism emphasise its standardising effects. Ernest Gellner compared the pre-nationalist world to a painting by Kokoschka (a colour extravaganza) and the world of nationalism as one by Modigliani (calm, monochrome surfaces), while Benedict Anderson showed how the standardisation of language through the medium of printing was a condition for share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is article, homogenisation remains a concern, but the empirical framework differs from that of late 20th century theory. Taking its cue from Charles Mann’s 1493, a study of the world after Columbus where the term Homogenocene was proposed, the article shows how homogenisation is a key element in modernity, and analyses some implications of its recent acceleration.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re detrimental to both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 the Anthropocene era does not only refer to a redu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but also the incorporation of cultural groups into market economies, the loss of languages and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The article then briefly surveys some responses to the upscaling of economies, the flattening of ecosystems and the growing power of corporations. The loss of flexibility is countered in a number of ways, from attempts to restore damaged ecosystems to groups defending their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utonomy. The analysis argues for a broad definition of politics (seen as the political), thereby questioning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solve the dilemma, which is a dual one relating simultaneously to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los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upscaling (e.g., to the global system) is usually part of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the solution, and that sideways scaling may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downscaling (e.g., to the community level).
公众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其绿色意识在塑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青海省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民族地区公众绿色意识与生活方式协同性.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绿色意识受外部政策及宣传氛围影响显著,对生活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社会规范、创新行为以及知觉行为对协同性影响存在差异性.其结果揭示了民族地区公众绿色意识与生活方式协同性的溢出效应,为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民族地区公众生活方式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深入理解公众行为的协同性,有助于激发公众的绿色意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考证"病友"概念的嬗变,发现"同病友人"的"病友"含义发端于晚清民国时期,公共卫生运动中形成的麻风病友群体、肺结核病友群体等是现代意义上中国病友组织的开端.从民国时期报刊上的麻风病人叙事切入,考察病友群体得以形成的社会进程,研究发现,现代性的病友群体、病友同情与公众同情、科学话语和医学知识、医患互动格局等,协同地建构出来,亦形成病友的群体认同、身份更新的社会期待和构拟病友组织的文化理想.其中,麻风病友对"病院家庭化"的理想和努力顺应了基督教宣教的涵化实践,更融通了传统儒家家族主义与守望相助的文化惯性.病友群体是医疗社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书写者;其实践中蕴含的文化原理与社会动力,预示着病友群体在当下社会进程中发挥主体性的方向和潜力,也揭示了"分享"生成社会组织的必要和可能.
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夹签制度形成于乾隆时期,是主要针对"情可矜悯"服制命案声请减等的一种特殊司法审判制度,运作流程中包括督抚声请、刑部夹签、内阁票拟加签及皇帝决断等环节.夹签制度的核心就是在依法判决的同时予以必要的情理考量,以实现律例前提下的"情法允协"为最高目标,既是清代"情理法"司法审判特征的典型表现,亦是国家治理的政治需要.夹签案件的法律推理及夹签后的处置等都能够体现清代司法者的法律观念和司法逻辑.夹签制度的出现,为审视刑事犯罪中的情理要素提供了必要的申诉渠道和制度保障,可供当代中国司法镜鉴.
"甲冈事件"引发了中英界务争执,驻藏大臣裕钢在从始到终的界务交涉中,持以软弱、敷衍的姿态,企图以拖延来化解危机.而亚东关税务司巴尔的身份虽为中方雇员,负责中英之间的界务磋商联络,但均为谋取私利.英员荣赫鹏、惠德等人以武装手段,强闯甲冈,严重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西藏地方在历史传统影响下,难以放弃故土、接受不平等条约,与裕钢、何光燮等人产生龃龉."甲冈事件"之后,西藏面临英国武装入侵的威胁急剧增加,也与谣传"中俄密约"密切相关.种种复杂因素掺合在一起,英国点燃了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导火索.
灵活开放的土地政策利于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资源流动,为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提供了"以城带乡"的空间基础.西南地区的英村因面向城市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吸引了以寻求租金差额和田园消费为目的的城市中产阶层的迁移,由此推动了乡村绅士化的发生.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元性阶层结构、区隔性社会交往、象征性景观营造和共存性融合趋向等空间特征,形塑了城乡既区隔又融合的空间形态,促进了城乡的交往互动,重构了 乡村的社会空间.
研究选取近20年西藏自治区绿色消费政策文本,采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政策文本特征、发展脉络及演进趋势的分析.结果表明: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与之相关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对居民发挥了具体可行的规范和约束效用.西藏自治区在具体的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处理以及白色污染等方面制定了较为严厉的措施.宣传教育活动促进了西藏居民绿色消费观念和意识的初步形成.西藏地方绿色消费政策文本的制定在经历了探索发展、稳步发展阶段之后,2018年前后呈快速增长趋势.然而绿色消费政策文本的连贯性和体系的完整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需要采用广泛的宣传方式,普及绿色消费理念.
本文利用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和汉文史籍的记载,剖析了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模式及其变化.大蒙古汗国初期实行蒙古诸王与中央机构并存的管理体系.畏兀儿地区作为绿洲城镇之地,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官员来监督,亦都护政权保留着一定的政治权利.忽必烈即位之后,西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中央政府为抵御诸王的叛乱,不断加强对畏兀儿地区的管辖,并派兵屯垦,增设驿站,发行交钞,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火州之战及洪水山之战给西域形势造成重大转折,元廷从积极开拓转变为消极防御的策略.元成宗即位后,采取积极进剿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最终彻底平定了叛乱.
拉祜族在与 自然良性活动以及自然灾害顽强抗争中,不断进行文化调适,并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灾害文化.拉祜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精髓与结晶,也是民族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乡的拉祜族民众在山高峡谷、地势陡峭、河流纵横的自然生境与灾害横生的双重影响下创造出了对民族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搭桥节.这节日生成与传播过程也映射出拉祜族民族节日建构的一种路径,即拉祜族民众能够将应对灾害的方式从个户行为逐渐演变为集体行动,再从集体行动扩散到邻近的村组形成群体活动,再从群体活动逐渐发展为具有传承作用的地方特色民族节日文化,即将灾害应对的力量逐渐从个体上升为集体,再从集体扩散为群体,最后由群体升华为一种影响后世族群发展的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相融相通.
20世纪50年代,根据印度尼西亚的实地考察,格尔茨提出的"内卷化"主要指稻作农业的劳动边际报酬极度下降时,仍旧过多地投入劳动力.印尼内岛和外岛的生态系统、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统治存在巨大张力、紧密的依存关系和二元发展.内卷化有着复杂的生成机制,从格尔茨的文化生态学观点、水利社会研究、殖民与现代世界体系等视角有助于综合理解"内卷化"的内涵以及概念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结合李伯重江南人口史和农业生产的研究,指明束缚于"人口压力"说的黄宗智对于"内卷化"的误用和对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依存关系的忽视.韦伯对于城乡依存关系的讨论为格尔茨的讨论奠定了比较研究的基础和走向.
19世纪中叶左右到20世纪初,随着德国的崛起,帝国的学术研究也迎来高峰时期.为了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学术领域争夺知识霸权和话语权,德国学者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涌现出如李希霍芬、斯文·赫定、勒柯克和艾尔伯特·赫尔曼等一批杰出学者.他们通过地理探险、考古调查、历史研究等层面对中亚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的考察,为德国的丝路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正值德意志帝国殖民扩张时期,而德国的丝路研究构成了"帝国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带有深刻的刻板印象,充斥着对域外世界的想象.故而,德国的丝路知识具有学术性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双重特性,中国学人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
20世纪30年代初,受日本侵略中国步伐加剧的影响,以不同背景、身份、目的、经费支持,前往西北考察的个人或团体不绝于途.因这些考察者以男性为主,他们的西行叙事,不免以男性意识为主.1932年11月,作为女性的林鹏侠,独自进行了一场时逾半年的西北之行.西行之中,林鹏侠的自我性别认知,既有女性的特征,也体现出男性意识的一面,经常出现性别错位.借助、得益于女性身份,林鹏侠与西北精英女性开展广泛的交往,且在其西行叙事中,颇为关注西北女性的生存状况,并探索解决西北妇女问题的办法.林鹏侠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因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故易注意到西北女性、传统历史文化中女性的优点和内地女性的不足.林鹏侠的西北之行,引起当时社会的赞美和批评,意味着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期待,仍纠结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之中,并与民族危机密切相关.
生态人类学虽然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但却有着深厚的人类学根基,发展出多种关于"自然—文化"关系的理论范式.文章以相关理论范式的转换为主轴,将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区分为先声、形成、发展与拓展四个时代,对不同时代的代表性研究与观点做了精细梳理.生态人类学关于"自然—文化"关系理论范式的转换源自不同时期研究人群及其面临的环境问题之差异,受到了人类学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变换的影响,也是对研究人群与人类学家所处世界之变化的回应.随着"本体论转向"思潮的发展,生态人类学日益走向人类学的中心,并在"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中展现出强盛的生命力.
民族志是一种生产理论和创造知识的学术方法.人类学者常常习惯以步步深入的叙述去探索经验世界.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可以帮助人们认知世界上不同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提供一个进入不同于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窗口.
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是一个日益融入到世界之中的中国,因此必然要从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追求中,中国的存在需要有一种基于多样性包容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存在.中国文化所固有观念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有这种自我在与世界他者交往中所生发出来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世界性图景的想象,或者从中国出发的世界观的养成,都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追求中需要去予以摆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真正可继续坚持和利用的文化资本.我们借此可以摆脱那种"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现代西方霸权式的思考模式,而真正基于一种世界整体性图景的构造而迈向到"世界与人民历史的创造"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上去,这将是一种强调差异性共在并可容纳多样性的不断去追求共同体意识的大花园隐喻.并且,从人类学意义上而言,这更将是一种基于互惠关系而有的库拉圈的模式构造,而并非是那种文明猎头式的对于差异化文化存在的曲解乃至于忘却.
以现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为前提的劳动基准制度已不适用平台劳动用工.平台从业者任务计量型的社会化,将平台用工劳动条件保障的逻辑起点从人格从属性,转向任务成果计算对价的经济从属性,形成以任务承揽为内容的新形态劳动基准秩序和劳动条件保护体系.研究基于经济从属性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以解决劳动总量与劳动薪酬匹配为出发点,规制任务劳动对价及任务的连续性和总量,并区分出依托平台形成经济属性的"类雇员"人群,建立透明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其中包括控制承揽任务单价、连续性和总量的模式及分配方法,确保劳动条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不仅可以保障平台从业者以日常可负担之体脑劳动力消耗获得合理劳动报酬的均衡,还能推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
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民族聚居地区乡村网络空间的语言服务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工具性、规约性和主导性效能.但民族地区网络空间语言服务在具备上述功能的同时仍存在资源有限、语言服务方式有待优化、语言服务领域亟需拓展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服务的工具性、规约性和主导性.因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聚居地区网络空间语言服务的优化路径:一是加强语言服务的内容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建设,保障语言服务的适用性、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二是促进服务方式更加便捷化、口语化;三是优先开展职业技能领域的语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借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出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整体发展势头良好.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科学内涵应为:超越"生态绝缘边界"的空间内涵、突破"产业单边思维"的组织内涵、跨越"低端价值锁定"的技术内涵.进而从"定位—逻辑一方向"三方面建构了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三维战略框架,指出应以匹配农业强国目标、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推进"两山"协同转化、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定位;民族地区产业生态化的底层生命力是绿色、基本趋向是提质增效、高阶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以生态安全、文化自信、乡村振兴、生态产品、区域协调、对外开放为战略方向.为此,民族地区有必要在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空间等方面取得突破.通过原有产业延伸升级,建立拓扑网络关系,夯实产业制度根基,构建互利共生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开放,回归以人为本逻辑等措施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
在民族社会学视角下,联系社会因素和族群身份,编制了初始的语言态度量表.通过项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检验、效度检验修订初始量表,最终形成的正式量表包含情感、族群根本特征认知、实用性认知三个维度.结果表明,语言态度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及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可以作为多族群地区语言态度的有效测量工具.
巍山回族马如骥大院藻井画是西南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征,也是"家—国"同场共现的地方性叙事.其藻井绘画具有装饰功能、展示功能、风水功能,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民居装饰艺犬的功能和价值,又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视觉逻辑和交往理念.其一方面传达着个体的审美喜好、情感认同,另一方面隐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家国认同,形成多民族文化凝聚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