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企业战略性慈善效益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运作慈善的方式与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基金会来开展慈善活动并践行战略性慈善的理念.基于战略性慈善导向下的能力构建视角,阐释企业基金会慈善投入对资助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同时剖析企业基金会的能力吸收与整合对战略性慈善效益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基金会慈善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投入相比,企业直接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当企业基金会的项目领域经验积累水平较高或者其理事会管理团队具备双重治理能力时,慈善投入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从能力构建视角研究企业慈善,可以深化对战略性慈善实现机理的研究,丰富慈善投入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和研究情境,同时对共同富裕进程中深化企业基金会治理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 年、2017年、2019 年三年的数据构造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省级层面政府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合成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政府支持通过发挥成本效应、预期效应和生态效应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进而影响家庭收入.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低水平的政府支持下,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促进作用较弱,随着政府支持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果增强;在改变计量模型、调整解释变量滞后阶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政府支持对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较高,意味着在这些地区,较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路径.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环境因素、意义构建、组织多元化管理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通过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选取2012-2020 年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财税激励与创新要素配置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其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财税激励和创新要素配置均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创新要素配置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政府财税激励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政府财税激励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会增强.因此,要强化政府财税激励政策支撑,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打造跨区域连接合作机制,从而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包含中间投入嵌套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结果显示老龄化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存在倒逼研发投入、技术应用干中学和人力资本积累三种影响路径.选取中国 2003-2021 年机器人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整体上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和安慰剂检验下结论依然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三种影响路径均显著存在,并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最强,研发投入倒逼效应次之,技术应用干中学效应较弱.异质性研究发现,工业男女性别比更低、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倒逼创新效应更强.进一步匹配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在老龄化趋势影响下,机器人创新企业的研发要素投入显著增加.
基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的问卷数据,实证检验董事地位差异影响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的个体权威和程序理性,进而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地位差异会降低公司的投资效率,主要通过增加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的个体权威和降低董事会决策过程中的程序理性进而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在运用赫克曼两阶段检验、增加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董事地位差异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样本中有显著差异.
基于2002-2019 年中国49 个地级及以上沿海城市面板数据,测算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和贸易便利化指数,实证分析贸易便利化对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02 年以来,沿海城市经济活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城际差距逐渐扩大;(2)贸易便利化能够提高沿海城市经济活力水平;(3)当创新能力超过门槛值时,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将显著增强;(4)工资水平、金融规模是贸易便利化影响沿海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渠道;(5)贸易便利化对经济活力的促进作用在南方沿海城市,以及较大规模、较高行政级别和较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沿海城市中表现更强.
以2010-2020 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营销数字化逐渐普及的时代,用户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性的担忧成为数字化营销实践的重要阻碍之一.企业的隐私政策传递了组织对保护用户数据安全所做的承诺,既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企业保护用户权益、树立自身品牌形象、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本文从用户视角出发,对隐私政策概念和隐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隐私政策研究的总体框架,说明影响隐私政策有效性感知的前因、后果和中间变量;指出该领域的研究缺口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 年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恐怖谷理论和刻板印象内容模型,选取酒店礼宾问询和前台入住接待两类不同的服务场景,通过三组实验研究,探究机器人外观拟人化对情感型营销结果(顾客-机器人依恋)和交易型营销结果(顾客再次使用意向)的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低机器人外观拟人化水平,高拟人化水平更能够有效强化情感型营销结果,即顾客-机器人依恋;相比于低机器人外观拟人化水平,高拟人化水平更能够强化顾客的温暖与能力感知;进一步地,机器人外观拟人化通过感知温暖的中介作用影响顾客-机器人依恋和再次使用意向.此外,关系规范取向正向调节感知温暖对顾客-机器人依恋的影响关系;无论顾客的关系规范取向是情感导向还是交易导向,感知温暖在机器人外观拟人化和顾客-机器人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均得到加强.研究结论为酒店使用拟人化服务机器人重塑顾客体验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单一维度的技术能力分类难以解释快速变化环境下特定企业如何获得竞争优势.为更全面地反映企业整体技术能力,提出包括技术探索能力和技术利用能力的二维构念,将企业技术能力分为探索导向型、利用导向型、二元Ⅰ型和二元Ⅱ型四类.通过对金陵药业、安科生物、华兰生物以及新和成四家上市公司的跨案例比较分析,从技术体制、研发活动、产品等维度归纳了不同技术能力类型特征,为全面理解技术能力提供了系统和动态的视角.
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既有文献关于以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转型何以破解产业绿色发展难题尚不明晰.通过实证考察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机器人应用能驱动企业环境绩效改善,其减排效应来源于企业能源生产率提升及内部管理效率改善.此外,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对处于最低工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及使用多功能与搬运机器人强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促进工业智能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将员工情感反应、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将参与决策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人力资源弹性实践与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模型,研究人力资源弹性实践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对400 份组织-员工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多层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弹性实践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积极情绪、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在人力资源弹性实践和工作绩效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参与决策在人力资源弹性实践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企业披露ESG信息能否改善其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仍尚未明确.基于此,以 2016-2020 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披露ESG信息质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对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双重代理成本,从而提升股票收益.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大规模企业和处于行业竞争较激烈的企业而言,ESG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收益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披露ESG信息不仅是对持续增长的价值投资和ESG责任理念的积极回应,还有助于提升股票收益,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决策.
断裂带激活是断裂带影响团队过程和结果的关键环节,反映团队中的子群体划分情况.基于对292 篇断裂带中英文文献的统计分析和文献研究,探讨断裂带激活的内涵、核心要素及主要支撑理论等理论基础,并从前因和后果两个方向讨论活跃断裂带的触发过程和影响效应,指出未来研究应该继续关注断裂带触发器,补充断裂带的时间属性,完善活跃断裂带测量以及数据收集方法,并通过与其他研究领域交叉和引入新兴情境来进一步促进断裂带激活研究的理论贡献.夯实断裂带激活问题的研究基础,为进一步揭示断裂带的形成和影响机制进行有益探索,同时对于整合现有断裂带文献、扩展断裂带视角的应用场景有重要启发价值.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权衡增长效率和低碳减排是一项重要议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低碳经济转型分析框架,采用绿色技术选择指数测度绿色发展战略,选取 2000-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分析绿色发展战略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绿色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效应"和"减排效应"双重作用,绿色发展战略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总量之间分别呈现倒U型和U型关系,临界值为1.228 和1.196.第二,低碳经济转型表现出时间惯性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及周边地区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绿色发展战略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产业耦合程度较弱,减排效应尚不明显.第四,遵循比较优势的绿色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能够增强企业自生能力,促进绿色创新研发活动;在宏观层面能够提高绿色部门的规模比重,推动低碳经济转型.上述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全球生产不断扩大,部门间关联日益紧密,网络效应日益显著,生产网络为相关的经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基于对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下生产网络分析框架的前沿研究及经典文献的梳理,对生产网络分析框架的新进展和贡献进行综述,并基于生产网络分析框架,探讨生产网络中产业结构升级的四个传导机制——技术溢出效应、市场扭曲效应、生产网络结构效应以及有效产业政策效应.最终根据生产网络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提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路径.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 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