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2-2018 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业绩说明会文本数据,采用Word2vec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使用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分类,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对于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主题的关注和应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拥有更好的业绩表现.因此,应进一步发挥政府赋能作用,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应用市场培育,构建良好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生态场景.
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构成类别之一,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超过40%.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名录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发现贸易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有:相对于生产型投资,该类投资更以贸易为导向,投资主体的出口额和出口频率更高,以最终品出口为主要贸易构成,其投资目的地更多地分布在较发达地区,对工业园区的依赖度和相关性更弱.贸易服务型投资因为具有较低的投资固定成本,并且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在进出口中的信息交流成本和配送分销成本,对贸易有辅助的互补作用这些属性而解释了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如此普遍的现象.
数字化创新重塑了价值创造逻辑,为企业效率提升注入新动力.基于 2011-2020 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在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创新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效率的提升,价值共创是数字化创新提升企业效率的重要路径;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价值共创在数字化创新与制造业企业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研究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经济效应,为企业管理实践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发挥集聚经济效率、促进企业发展与提升工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使用2003-2012 年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等微观数据库,验证城市形态、行业相关多样化程度与工资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越优的城市形态越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工资水平;大规模城市和工业发达型城市工资水平受城市紧凑度和城市中心聚集度影响更大,小规模城市和工业发展型城市工资水平则受城市形状规则程度影响更大;高单位价值重量行业工资收入对城市形态变化更加敏感.行业相关多样化在城市形态影响工资水平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具体微观机制表现为紧凑的城市形态通过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来提升行业相关多样化水平,进而通过显著集聚效应推动工资水平提升.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经济活动紧凑度、城市中心聚集度和城市形状规则程度三方面城市形态对工资水平的作用.
打造富有韧性的供应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化在提高组织应对环境冲击的韧性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供应链上企业间相互依赖,意味着企业数字化受到其所嵌入供应链网络中相依的其他组织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因此,只有链上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才能有效发挥数字技术抵御外部冲击的效能.利用2011-2021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定量测度数字化协同和供应链韧性,基于资源依赖和社会网络理论,从资源和关系整合的角度探讨数字化协同影响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协同指数不断提升;数字化协同显著增强了供应链韧性;企业和行业特征的异质性比较表明,数字化协同对大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竞争度较低行业、资源和技术密集企业的供应链韧性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整合在数字化协同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关系整合的中介作用不明显.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收入较为稳定、企业对数字化战略认同度高和政府补助力度较大的情境下,数字化协同促进供应链韧性增强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
随着扣除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扣除比例的不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以2012-2021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异质性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技术吸收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异质性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异质性创新的激励效果因行业性质、人力资本结构和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技术吸收能力和政府创新偏好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二者正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是调节作用会因企业创新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会因作用时点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因此,拓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和提高加计扣除比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技术性创新激励政策,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完善财政科技支出体系,以及多种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搭配使用,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
数据已成为决定数字平台市场势力和影响数字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如何应对数据驱动的平台市场势力成为反垄断政策设计与实施的难点.构建包含数据要素开发的平台动态博弈模型来解释数据驱动平台垄断势力形成机理及其福利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平台采集开发消费者数据会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产生基于用户价值提升的内生转换成本,由此形成的用户锁定会增强数据优势平台的市场势力,构成竞争者的市场进入壁垒,从而产生数据驱动的市场垄断.这种基于用户价值提升的内生转换成本所驱动的市场势力,有利于数据要素的高效率采集利用,并会提高消费者总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因此,数据驱动市场势力的反垄断政策需要在维护竞争的同时不损害数据要素的高效率采集利用.
以创新驱动引领的升级转型对劳动力技能提出新需求,企业创新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影响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重要考量.利用上市企业数据和线上招聘文本,分析企业创新与企业劳动力技能需求的关系.结果显示:就技能层次看,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且这一需求具有长期动态持续性;创新对中低技能人才需求的影响以短期一次性调整为主.各技能层次人才通用技能的细分研究进一步表明,创新增加了企业对信息技术技能的需求,这在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上尤为突出;同时,创新降低了企业对单纯软技能的需求,增加了企业对兼备软、硬技能特点的复合通用技能的需求.因此,改善当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制定各技能层次人才培养策略时应将企业创新与劳动力技能需求的长短期关系变动作为引导.
随着世界各经济体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网络,贸易将生产与消费相联结,各经济体能够利用其结构性影响力优势,灵活调节其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全球布局,从而实现碳排放缩减效应.基于 1990-2015年的Eora投入产出数据库,利用EE-MRIO碳排放核算框架,证明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优势能显著促进碳减排.从异质性角度来看,传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样本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与碳排放的关系最大,这初步印证了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对碳减排的推动作用具有非均衡性.从机制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体技术进步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体技术进步越快,会强化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影响力对碳减排的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以实现良好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作为国际上新晋的"援助者"受到了广泛关注.采用 2000-2014 年中国对非洲53 个国家提供援助的跨国面板数据,从对非投资和经济距离视角尝试分析中国对非援助分配的实际流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在首先考虑了受援国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基本原则之后,一方面立足长远照顾了经济距离较远的远亲关系,这种"舍近求远"的援助范式与中国式"工业强国"脱贫发展理念同源,体现了援助的帮扶本质.另一方面兼顾当前利益强化了经济距离较近的近邻关系,有助于获取本国投资收益,实现中非双方合作共赢.这种现象在官方援助、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和直接拨款的援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细分行业看,中国的援助主要流向与中国基础设施行业间经济距离较小、制造业间经济距离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对非投资通过改善受援国的发展潜力、发展风险以及发展基础等渠道显著影响中国对非援助的分配.中国援助分配偏好的规范选择和理性驱动双重属性使得这种新兴的国际开发合作范式更有利于中非各国发展的"友好共生".
承接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要方式,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与空间溢出效应是发展绿色经济亟需探讨的问题.基于2003-2017 年中国285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和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的碳排放和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效应、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状况.结果显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区城市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程度.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提高了示范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政府环境治理力度,从而实现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进一步的空间溢出分析表明,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显著带动了试点城市周边 200 千米内城市的碳排放和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对200 千米外城市的环境治理带动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央政府应因地制宜,有序扩大政策范围,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并增强自身环境治理水平.
以短贷长投为重要特征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对企业升级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07-2020 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短贷长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和治理模式.结果显示:短贷长投会显著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随着属性结构特征变化,短贷长投的影响展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企业有着较强不利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短贷长投会恶化企业财务状况、扭曲投融资行为,显著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降低短贷长投负向冲击的重要保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具加强金融监管,改善企业投融资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选取 2007-2017 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三重差分估计方法,系统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促使更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额度和新闻报道数量,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最后,相对非国有企业或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国有企业或外部融资能力强企业的绿色创新促进效应更大.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得到了微观证据的支持,因此,应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
国内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和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也是新时期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1998-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省际经济一体化指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经济一体化对省际创新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一体化显著减小了省际创新差距;从省内角度看,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提升省内创新水平,省内创新溢出是实现省际创新差距收敛的基础;异质性角度看,经济一体化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衡量的省际创新差距都有减小作用,主要减小了相同区域内的省际创新差距,且该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基于此,建议持续改善各省的创新环境,重视培育省际技术或创新成果交流机制,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以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推动我国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国务院自2013 年开始计划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选取 2007-2019 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中的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主要通过刺激工业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行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采矿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进行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只促进了8 个制造业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非国有工业企业和小型工业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有工业企业和大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应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鼓励企业创新,提高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双碳"目标对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污染行业亟待进行绿色治理、加快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从环境信息角度出发,基于2015-2019 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绿色并购数据,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决策的影响,印证环境信息的绿色治理功能,进一步从环境规制、管理者能力、媒体关注度、机构投资者四方面分析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并购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并购;(2)管理者能力越强、环境规制程度较强地区、媒体关注度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绿色并购意愿更强.因此,政府、企业、媒体、机构投资者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环境绿色治理功能,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背景下,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基于国务院出台的去产能政策信息,以2010-2020 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去产能政策缓解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即政策抑制了企业"短贷长投"行为.机制检验表明,去产能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企业内源融资发挥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民营企业,去产能政策对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的缓解作用更强.对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能够为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重要启示.
探索技能溢价上升的来源与机制,推动工资收入公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之一.基于多部门Ricardo-Viner一般均衡模型将技能溢价分解为结构转型效应、中性技术进步效应、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采用中国 1990-2018 年行业面板数据与 2003-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反事实分析法与GMM估计方法考察不同效应对技能溢价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从整体性与历史性视角刻画中国技能溢价上升的来源、机制及其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各行业均满足资本—技能互补条件,且技能密集型服务行业资本—技能互补性更强;(2)资本—技能互补条件下,结构转型因素长期稳健提升了技能溢价,特别是2001 年后影响效应显著增强;(3)中性技术进步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均呈现"先抑制—后提升"技能溢价的趋势特征,转折点分别在 2008 年与 2014 年前后;(4)可能源于技能错配的存在,技能劳动相对供给增加并未有效抑制技能溢价上升,反而在 2003 年后由负向转为显著的正向效应.综上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技能溢价仍将呈现上升趋势.研究结论为确立更加公平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理论参考.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对产业形成与发展施加干预的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政府出台产业政策导向的视角,创新性地考察做大做强与淘汰落后两种导向产业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1)受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进行了更多并购交易,这一现象在民营企业更明显.(2)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没有促进企业并购交易,但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受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支持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更多并购交易.(3)做大做强导向产业政策没有提升企业并购后的市场价值,而淘汰落后导向产业政策降低了企业并购后的市场价值.由此得到了不同目的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政府和企业的利益是否一致密切相关的经验证据.
金融市场中的个体往往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动态网络结构,个体风险可能会通过其中的关联关系产生市场连锁反应.基于2010-2019 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公司违规行为的市场影响及其产业链关联传染效应.结果表明:公司违规行为显著增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区分违规主体类型来看,股东违规行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明显,而管理层违规行为显著增大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其内在机制解释是管理层违规行为增加了公司的垂直委托代理成本,影响了公司运营效率,从而增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此外,公司违规行为的市场风险会影响其一级供应链上下游关联企业的运行效率,使证券分析师提高对供应链关联企业的关注度,增大关联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会通过金融市场中复杂的关联网络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效率,这对于监管层加强对违规风险的监测和防范具有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