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变画系敦煌唐宋时期洞窟的基本内容,现存二十余种、九百余铺,具有完整发展序列.经变画在初盛唐时期初步发展,吐蕃、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大发展,曹氏归义军北宋期、西夏走向衰落.经变画大体可以分为净土类、上求菩提类、下化众生类、其他类,约占总量2/5的净土类经变为洞窟首选内容.主室两侧壁经变画在初盛唐时期流行通壁式布局,吐蕃时期增加二列式、三列式布局,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时期又增加四列式、五列式布局,通壁式布局占有半数以上. 敦煌石窟经变画现存四十余种对应组合关系,合计二百数十对,大体可以分为净土类经变之间对应组合、非净土类经变之间对应组合以及净土类经变与非净土类经变对应组合三种情况.在通壁式布局洞窟中净土类经变占绝对多数,在多列式布局洞窟中往往兼顾净土类与非净土类经变.总体而言,敦煌石窟经变画反映了以净土信仰为主,上求菩提思想为辅,将下化众生思想作为必要补充的设计逻辑.石窟成为教化、救济众生,使之将来往生净土世界的说法道场.
传统中国天文学史认为,用二十八宿注历,是南宋时为了"演禽术"的需要才产生的.然唐末五代的敦煌历日已有用二十八宿注历者.通过对两份早期敦煌残历日用二十八宿注历的情况进行检验,发现均有错误.鉴于有学者认为将其中的BD16365残历日定为唐乾符四年(877)不是唯一可能,文章用相关历法知识作了回应,说明唐乾符四年是该残历的唯一年代.文中《二十八宿与七曜日对应关系表》《七元甲子表》,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均可作为工具来使用.
悬泉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敦煌郡酒的酿造、销售和交流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探讨得知其酿造方法有来自中原地区,亦有来自西域地区,主要根据是酒麹的来源有中原地区移民带入的,也有由西域胡商贩运而来的,这两种酿造方法在敦煌地区进行交流.西汉敦煌地区酒的酿造和饮用非常普遍,受饮酒风气影响,酒的销售也非常普遍,悬泉置为了招待过往使客、使者需要支出大量的酒,当悬泉置的酿造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需要出资向民间酿造机构酒铺购买酒,因此酒在当时就成为敦煌市场上常见的商品.
法藏PT1249号残片,是用藏文音写的汉文文献,其内容难以解读,以往并无人涉及.笔者通过对该残片的研究认为:其内容是式叉摩那受大戒时所使用的问答的一部分,除了起首的导言外,作白的语句均是抄录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目前为止,从未发现有使用藏文音写的汉文律藏文献.而与该文献完全一致的汉字文本,似也未能留存下来.不过,受戒时此类对白是必须的,因此必定为僧尼所记诵.从其对音的特点来看,该写本时代约在吐蕃统治时期.本文提出藏汉文的对照文本,不见于《四分律》的部分语句由笔者按照对音补缺.据此文献可知,在吐蕃时期的敦煌,不识汉字的式叉摩那也能够受大戒,成为正式的尼师.而这一残片除了丰富我们对敦煌佛教的实际情况的认识之外,也加深了我们对敦煌语言文字的理解.
敦煌研究院所藏1920年民国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得汉简17枚,虽然多有残断,但纪年清晰.从纪年简和书体特色看,属于东汉后期之物.将过去河西出土汉简记载的历史拉长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敦煌和西域的情势息息相关,17枚汉简记载的内容应与元嘉年间河西和西域的动荡有直接关系,是研究东汉后期朝廷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本文叙录日本石山寺藏古写本、英藏、法藏、辽博馆藏及俄藏等十号残卷,缀合后为九件,一一考定;析论《真言要决》的篇目、次第,参酌正仓院文书判定原书一部六卷,推测每卷二篇,凡一十二篇.今存卷第一第二篇的后半部;卷第二残存篇第三10行及"解执篇第四"13行;卷第三仅篇第五首部残缺,其余完整且有"辩伪篇第六"篇题;卷第四(仅存首部十行含"决疑篇第七"篇题);卷第五(亡佚);卷第六(亡佚).S.6147、P.2213、辽博馆藏等未知卷次篇第归属.前贤拟为"残佛经""失题道经""道经""释道相通论""三教至理相通论"等均属未谛.又通过《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援引"要决"、"真言决"及"刘会"等条目,与《真言要决》残卷内容比对、印证,断定《真言要决》的编撰者为刘仁会,即曾注《老子》与《西升经》的后魏伊州梁县人刘仁会.作刘会者,乃双名单称.这些珍贵的遗存,可丰富三教融合的具体论著,提供三教会通发展之参考.
讨论敦煌早期开发,绕不开《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从孔子编《尧典》与性质可知,"三危"出自神话传说,与"帝尧"所控疆域无关.近年陶寺古城、石家河文化分别被学界公认为可与"尧都"和"三苗"对应.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帝尧"数百年间始终偏居于晋西南一隅,据《尧典》而索三危必然无解.而"三苗"在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交流的过程中被后者融合、替代.《尧典》所言"窜三苗于三危"本就虚妄,依此索骥,无异于缘木求鱼.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降魔变文画卷》(P.4524)是研究唐代文化中结合了绘画、文学和讲唱表演的"综合性艺术"的一份宝贵材料.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分别为卷子的形态和内容、卷正面所载画像、卷背面抄写的文字,以及可能的演出方法.并考虑此卷流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形态及使用上的变化.
元朝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国教,通晓多种语言的畏兀儿高僧扮演了藏传佛教传播者的主要角色.我们最近发现,敦煌回鹘文写本《说心性经》作者(C)is?n Tutung实乃京城西郊髙梁河畔智全寺第二任方丈,其名当称"智全都统".智全寺首任方丈即《元史·释老志》所载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原为京师能仁寺住持.刘敏中《大智全寺碑》称之为"天藏"(梵语dhanyasenā),回鹘文《金刚经》译作Tanya(s)in(弹压孙).元朝灭亡前夕,智全都统离开元大都赴敦煌,并将智全寺大藏经殿大批回鹘文佛经携至敦煌.
匈奴、单于、撐犂、祁连、阏氏、居次等词,是古匈奴语译音词.译音词的读音当与古匈奴语原音相对应.后世,汉字读音有变,但这些民族语译音词则应保持其原译字的读音不变.这是"译音词"的一大特性.若译音词不读其原译音,便失去译音词的职质及作用,不堪称之为译音词了.匈奴--古读"honɡ-nu"(洪奴),今误读作"xionɡ-nu"(兄奴);单于--古读"dan-wu"(丹乌),今误读作"chān-yü"(缠于);撐犂--古读"tanɡ-li"(唐犂),今误读作"chenɡ-li"(称犂);祁连--古读"tan-li"(谈犂),即"撐犂"(tānɡ-lī)、"登里"、"邓林"、"腾格里"之别译.今误读作"qi-lian"(齐莲);阏氏--古读"曷氐"(at-di急读,则为a-di=阿抵),今误读作"yan-zhi"(烟支);居次--古读"ɡu-zi"(姑子),别译为"股紫",今误读作"jü-cì"(拘赐).类似上述误读之译音词颇多,如:居延、姑衍、呼衍、渾邪、浑耶、昆邪、呼延、壶衍、握衍,虞衍、朐衍、屈射、五船,车师、姑师、恶师,龟兹、屈兹、苦叉、库策、库撤、苦先、库徹、库车,月氏、月支、禺氏、樾支,皋兰、贺兰、合黎、瓠、胡卢、壶卢、哈喇、哈儿,高句骊、高句丽、高丽、加罗、新罗,靺鞨、勿吉、窩集,吉贝、古贝、劫贝,曲尤(典尤)、苦峪,塔里屯、滩纳泰、达尔图、达里图,都尔伯勒津、得尔布津、杜尔柏津、都尔伯珍、朵里伯珍、朶里伯真、塔爾巴津、跌烈半金等等.以今音读之,彼此隔膜,似不相干.其中某些译音词,古代学者已有注音,但今人不知所用注字之古音,而用今音读之,乃成误读而不知其误.
敦煌写卷中保存有大量的斋愿文类作品,这批作品多是当时佛教文化活动的产物.敦煌愿文类作品体式多样,情感笃实,体现出隋唐五代时期敦煌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深厚文化积淀,也反映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习俗风尚.敦煌斋愿文不仅佛教特征突出,文学色彩也很鲜明.笔者通过对敦煌写卷中斋愿文类作品的考察分析,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佛教已经深入到当时敦煌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娱乐之中,文学赋予信仰以"有意味的形式",充实的力量和美的色彩,信仰由此得到更为确切的表达,其精神内核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文献中,目前所见有10片堪舆文书,可拼缀为5件,其中1件为《宅经》,2件属镇宅法,2件与葬事相关,表明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传抄和使用,丰富了唐代堪舆文献的内容.吐鲁番出土的入宅文、买地券,道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以及一些符咒,佛教的《佛说安宅神咒经》等,都能反映直到9世纪下半叶,汉地堪舆观念仍在当地传播,其受众甚至超出了汉民的范围.
敦煌民众社会生活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及民族交融互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涉及到大量金银(饰品)记载,通过对金银(饰品)与民众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关联性的研究,较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社会文化内涵,多角度呈现该时期吐蕃金银之风的动因,从而了解和补充晚唐五代河陇地区民众社会生活变迁的架构.
汉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南道,需越过葱岭或喀喇昆仑山,前往犍陀罗和更远的地区.这条道路多有艰险难越之处,中国史书素有"悬度"之称,并有求法僧身临其境的生动描述.本文认为"悬度"只是一个形容道路艰险的汉语修辞性词汇,并不是对某处天险屏障的译名或特指命名.两汉和晋南北朝时期的"悬度"所在的交通路线不同.承认"悬度"天险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其他无需经由"悬度"的道路,可供国使、僧侣与商人各取所需,甚至也不妨碍大规模部族迁徙的实现."悬度"并不是交通的障碍,而是沟通的桥梁.
近十余年,敦煌文学研究进入一个瓶颈阶段,研究队伍萎缩,研究成果也较少.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对敦煌文学的内涵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过去的研究强调文学作品,而忽视了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的开拓和研究.文学活动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遗书和图像中有关婚丧嫁娶、祈福驱傩、结社订约、讲唱娱乐、俗讲化缘等各种世俗仪式和宗教仪式记录,都与文学的生成有密切关系.文学思想研究以写本文学和文学活动为中心,探讨作者和写本制作者的经历和心理、作品的体制、写本的制作等,挖掘其思想与审美的融合,呈现"写本时期"中国文学传播的生态.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和通俗文学作品大多出于底层民众,字多俗别,加上书写比较随意,规范程度不高,辨认整理难度较大,存在不少不易解决的疑难问题.文章讨论了其中的"只者这爪行路绝""一直逢阎夭,尽地取天堂""吐热免寒""(夫同)同"四组词句的释读,通过原卷核查、字形比较、词义分析等方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