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碳税的讨论由来已久,而理论研究和实务部门对碳税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囿于将碳税视为经济工具或环境政策工具的思维惯式,现有研究对是否应当进行碳税立法及以何种形式创制碳税未提供有说服力之答案,因而有必要对碳税的正当性进行反思.建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视域下,以独立税种的形式引入碳税,继而基于生态正义、税收法定、比例原则、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分别确定碳税在价值判断上的目的正当性、形式正当性、手段正当性以及实质正当性,以此为碳税的正当性提供法治保障.
碳税征收促进碳减排具备理论逻辑的科学性,而我国目前尚未将碳税的开征纳入到"双碳"减排的规划中.现阶段,我国开征碳税存在现实困境,需要充分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碳税立法经验,分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的碳税制度设计,可以考虑在我国部分拥有特别立法授权的地区先行开展试点工作,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由全国统一立法.同时,需要明确我国碳税的法定原则,构建碳税与碳市场交易的协调互动体系,考量碳税征收的综合因素,完善碳税征收的配套制度规则.
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面临着就业渠道不灵活、就业结构不完善、就业市场供求不均衡等问题.从教育市场化视角出发,教育市场化所提倡的自由调配、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理念可以为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完善的教育保障机制、建构公平的就业市场环境、建立均衡的就业人员配置,为建构完善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有效的疏解路径,实现就业人群和就业市场的有效双向对接,有序推进就业与创业的良性发展.
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能够提高环境绩效,近年来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也开始注重引导和支持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于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不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异质性,但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异质性,环境保护税改革对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环境保护税改革虽然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成果,但对数字化应用、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等数字化转型关键要素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
基于2012～2020年吉林省创业企业微观数据,将创业资源分解为资本资源、创新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与可持续资源,实证探究创业资源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资本资源、创新资源与文化资源是提高吉林省创业企业绩效的核心要素;第二,就行业异质性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绩效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导致该类企业生存最为不易,而对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能够起到决定因素的创业资源相对较少,这两类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瓶颈都较为集中和单一;第三,就产权性质异质性而言,国有企业发展应主要重视资本整合与内在组织文化积累,而非国有企业应注重创新资源的作用;最后,就管理者特征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易忽视创新的作用,而稳健型管理者则更能发挥创新资源优势,继而助力创业企业绩效提升.
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推动了交易行为的人地物理分离.基于传统经济模式的税收征管机制受到冲击,高净值人群跨境避税行为多发,税收流失现象日益严重.高净值人群利用数字技术手段隐匿收入、模糊征管边界、加快资产跨区流动和进行转让定价,加大了跨境税收征管的难度.我国应正视数字经济对传统税收征管带来的冲击,面对反避税立法不够完善、共同申报准则对反避税作用有限等问题,从深化以数治税、完善反避税法律法规、设置高净值人群专管模式、完善数字经济征管规范等四个方面提高对高净值人群跨境税收的征管能力.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其已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但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虚拟性、跨界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导致对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难度上升.为此各国纷纷开始探索适应性的税收政策,以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形势下的税收挑战.数字经济给我国现有税收制度和征税征管带来了冲击,具体表现为:纳税主体不易界定,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有限,现行税收征收管理系统在纳税人服务、智能监管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亟待提高等.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加强数字治税信息化支撑、优化纳税措施,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产能与效率的不断提升,信息技术为税收治理提供了新工具、新手段,成为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传统税收治理模式带来了冲击与挑战.数字时代,国际税收规则和税收征管标准面临调整,税务机关税源监控与税务稽查难度加大.优化税收征管的顶层设计、提升稽查信息化水平、确保涉税信息的数据安全、积极参与"双支柱"方案的规则制定,并对数字服务税做好政策储备是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府数据开放是有效解决企业数据资源可获得性的重要途径,对信息化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重大.利用2007～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运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可以激励企业扩大研发支出,减少企业寻租行为,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脱贫目标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终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各地的工作重点.乡村的发展要全面深入挖掘村庄各类自然、文化等资源,将其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在保护和开发的平衡中寻求村庄发展之路.对于资源匮乏的村庄,更要在时代的引领下打造村庄亮点,为村庄的发展铺设新路.村庄的内生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要通过利益建构或社会关联等方式动员村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中.无论是依靠村庄自身资源"造船出海",还是迎着时代浪潮"借船出海",都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乡村基层党建上狠下功夫,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为村庄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基于人口流动背景,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相匹配,设计Or-dered-Probit等模型探究财政纵向失衡的健康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财政纵向失衡程度降低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健康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对于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这一结论通过了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第二,财政纵向失衡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在人口净流入城市、低学历流动人口、中青年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加显著;第三,财政纵向失衡会通过显著改变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第四,财政纵向失衡程度与流动人口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区间的财政纵向失衡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双刃剑"效应.以金税三期工程构建的多期DID模型实证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融资渠道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负面效应;通过治理渠道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正面效应.但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最终呈现抑制作用.企业所在地的税收征管强度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非国有,以及处于衰退期、竞争激烈、中等技术行业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更大.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有利于增进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双刃剑"属性认识,全面把握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推动贸易强国建设.
老年人口健康和养老问题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子女或亲属直接提供的经济支持和城镇老年人的房产性收入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城镇老年人所能获得的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可以发现,对于大部分城镇老年人而言,家庭经济支持都不是其养老生活的最主要支柱.但得到家庭经济支持的老年人,能获得物质和心理两方面的莫大支持,使城镇老年人的自我健康评价水平更高、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目前我国应采取加速养老金制度改革、扩大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实施财政补贴和福利计划、鼓励延迟退休、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交和文化活动等政策措施,加大城镇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支持力度,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通过构建"双碳"目标下哈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2011～2020年哈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评价,进而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其综合承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哈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水平呈上升趋势,城市空间差异明显,综合承载力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H-H和L-L集聚特征,西南弱周边强的特征也较为明显.因此,提升哈长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必须强化顶层设计,提升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加大中心城市建设,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构建哈长城市群统一大市场,打破市场分割,进而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助力.
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工具和基础条件,政府会计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防范财政风险、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新的政府会计制度打破了政府会计的单一预算会计体系,建立起了"双功能""双基础""双报告"的核算方法.新的政府会计制度与传统会计制度比较,其改革内容变化较大,会计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扩大了资产负债的核算范围,明确了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摊销,统一了政府单位会计制度,能更完整、准确地反映单位的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在大数据和信息共享时代,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完善会计信息系统,提高政府办公运行效率,为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大数据时代,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从业人员数量和收入规模不断增加,加强对网络直播行业的个税征管已经成为维护税收秩序稳定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对网络直播主播进行个税征管存在着收入来源多样化、涉税数据规模大、税收征管数据分析技术要求高等新的难点,这也导致对其进行个税征管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乏、确定税源困难、个税征管技术更新差、个税征管信息交换和共享受阻等一系列困难.因此,我国应采取完善相关个税征管税法理念、完善个税征管实体法规则、完善个税征管程序法规则、借助数字化技术建立数据共享和可信交换方案等政策措施,以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发展既是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有效手段.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基础要素投入、智能化服务应用水平和智能化效益等多指标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测度体系,基于29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进行基准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对制造业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为提升制造业效率,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智能化的服务普及与应用,同时应加强智能化人才建设,借助产学研结合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着力培养前沿的专业型智能化人才,从而助力制造业效率提升.
利用绿色农产品市场制度实验研究农业投资和绿色农产品治理的制度需求可以发现,控制绿色农产品种植风险、纵向一体化、农业合作社、网络外部性下的定制农业、品牌农业对绿色农产品种植和农民增收具有双重效应;价格保护、土地转卖和绿色农产品补贴对提高农民收入和提高绿色农产品产量具有双重效应;认证机制在绿色农产品治理与农民增收方面更具积极作用;大宗交易、中间商、特殊需求、土地投入下降在农民增收和绿色生产中并没有直接的兼容性效应.
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国家战略目标,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立足于公共文化一体化服务、省内西部文化传承数字化、文化科技创新和新型文化业态四个层面,梳理吉林省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表现形式.研究发现,吉林省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目前存在数字化人才匮乏、文化企业融资不充分、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不健全、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碎片化,缺乏主力平台运营、文化资源难以数字化、符号化等制约因素.因此,应加强吉林省数字化人才支撑、优化省内金融支持体系、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机制、构建东北三省数字文化内容聚合共享平台、革新文创思路和策略,重构吉林省传统文化形态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加剧了我国人口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社会有效劳动力减少而供养负担加重,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是解决我国养老体系失衡问题的必然之举.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CGSS)样本数据,以人口老龄化背景为切入点,实证研究影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因素,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居民的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中老年人占比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因此,保险公司应面向不同地区设计差异化养老产品,并对养老服务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丰富的、高品质的增值服务为养老保险产品创新赋能.此外,政府也应对保险产品的设计、宣传、销售、服务等环节加大监管力度,规范保险公司展业行为,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