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enterprise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 have become the key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isputes about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the risk-bearing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financial data and annual report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risk-taking abil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conducive to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risk-taking. This conclusion is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the joint fixed effect and the test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isk-bearing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will va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In comparis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isk-bearing level of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over-indebted enterprise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the life cycl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affects the risk-taking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hrough cost-saving and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microeconomic subject behavior and provides policy inspiration on how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and build a digital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for enterprises under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较快的经济体.基于 2013-2019年分省份统计数据和上市企业数据,设计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实证检验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特别是对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着力补短板,并针对不同规模和产权属性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预制菜消费正快速增长,然而一些产品信息缺乏规范化管理,甚至出现菜品标识不详细、食材误标识以及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结合缺陷伤害、监管失灵和外部澄清理论,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数据,构建产品信息缺陷伤害假设模型,对 538 个预制菜的消费者数据进行相关计算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信息缺陷感知损害受到信息缺陷损害前因的影响,产品危机和心智伤害分别受到中间变量感知损害、感知信任的影响,监管失灵和外界澄清分别正向调节了感知损害、感知信任与产品危机之间的影响程度.鉴于此,生产企业在管理方面可以制定清晰有效的预制菜信息缺陷管理政策,根据特殊情景制定信息危机解决方案并建立心理弥补机制;在宣传方面可以利用优质宣传平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企业信息和信任感知.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应对复杂国际格局的战略举措.测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指标是市场整合指数,其前沿测度方法是相对价格法,基于空间计量改进的测度模型更接近"冰山成本"理论.通过测度 1952-2020 年国内市场整合指数,结果显示:商品市场指数最高且趋于统一,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呈随机分布状态,而资本市场整合指数较低但有显著的统一趋势.向量自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政区经济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国际大循环战略对国内市场整合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互为因果.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遵循"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逐步推进的路径:商品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是完善新旧基建、打通商品市场流通渠道,劳动力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则是破除户籍捆绑形成的制度限制,资本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是打破区域资本市场壁垒、统一资本市场规则与标准.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情境,选取 2014 年至 2020 年我国 3 022 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二代涉入强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在宏观层面通过约束效应与监督效应,在微观层面通过声誉价值与社会资本来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回头看"地区、低竞争行业的多代控制家族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此,应从深化家族二代涉入程度、增强家族企业ESG责任意识和提升家族企业声誉价值三个方面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7 年数据,实证分析多种金融服务模式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传统正规金融模式与数字金融模式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而民间金融模式中有息贷款加剧了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第二,相对贫困程度较低的农户受到传统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受到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从中介机制来看,传统正规金融和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农户创业、非农就业,进一步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基于对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系统考察,探讨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在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传导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不同属性的制造业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生产模式在数字技术应用带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当企业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和位于东部地区时,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
为缓解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构建地方政府、涉农电商平台、农户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揭示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及财政补贴作用于涉农电商平台,进而激励涉农电商平台发挥其在绿色农产品电商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通过使农户分享电商价值链带来的绿色溢价收益,倒逼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多方协同内在机理,以及上述多方协同状态成为演化稳定均衡的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涉农电商平台、农户的策略选择与其成本收益比相关.三方主体收益满足一定条件时,系统将演化稳定于(政府规制,电商平台主导,农户绿色生产)这一理想状态.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决定了未来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集中于贫困脆弱性管理上.基于这一理解,通过构建收入端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建档立卡贫困户连续跟踪数据,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接受金融资本的选择性偏误基础上,检验"送猪崽"与"折现金"两种差异性金融扶贫资本供给模式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不同的脆弱线标准下,"送猪崽"与"折现金"均表现出显著的贫困脆弱性抑制效应,但"送猪崽"具有更为突出的贫困脆弱性减缓效力,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送猪崽"与"折现金"对结构脆弱性贫困与风险脆弱性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更多体现在收入水平上.同时,"送猪崽"与"折现金"对不同收入结构与人力资本储备水平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特征.
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衰落,抑制了农村公共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土地托管是否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及将通过何种途径影响集体行动?选取我国 22 个省份 461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托管和农村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村庄土地托管面积越大,该村的集体行动开展得越好.(2)土地托管本质上表现为多主体对土地的共同使用,这使得土地托管对村庄集体行动的促进效果不会受到规模化经营面积的限制.(3)土地托管可以借由领导力提升、基础设施供给的路径促进村庄集体行动.为此,应充分发挥土地托管在领导力凝聚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的作用,增进村庄集体行动.
近年来,因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及其"爆雷"事件,对企业风险承担提出了挑战,成为威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 2009-2020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未来预计实现的可持续增长率和当前可持续增长实现程度两个维度度量企业可持续发展,从异常风险承担程度和风险承担收益两个角度衡量风险承担能力,检验并购商誉是否通过风险承担能力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结果表明:并购商誉会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承担能力在并购商誉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可以缓解商誉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商誉减值会削弱风险承担能力进而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该结论支持商誉价值毁损观,说明并购商誉很可能存在高估,高估的商誉无法实现协同效应,还会削弱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威胁企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 1 22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研究信贷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影响.Probit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与没有获得信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获得信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更有可能实现纵向一体化.机制分析表明,信贷支持可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撑,缓解其实现纵向一体化的资金约束,但是小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需要更多政策支持.通过获得信贷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采取平滑消费的事后方式来应对风险,从而减轻其在纵向一体化过程中的风险规避程度.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元宇宙内部存在类似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交易行为,从而形成了数字经济系统.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数字经济系统中政府、平台、创作者和买家四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一方参与者所作的决定对其他群体选择策略的影响并进行数值仿真模拟实验.结果显示:模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三方的策略选择,在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最终会演化至政府税收征管、平台放松核查、创作者诚实表达和买家不举报的稳定状态.因此,政府应根据实质课税原则制定贴合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税收政策,平台应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创作者应按照税法规定向政府缴纳税费,买家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举报.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是我国现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构建国内药企、国外药企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计算各方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性,并分析各模型要素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利用Matlab进行仿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政府应采用先高后低的定价策略,在高定价吸引药企充分参与带量采购后,再逐步降低药品定价;(2)在演化稳定市场环境下,政府设定的采购价格给国内外药企带来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损失利润与节约成本之差,才能保障企业的参与;(3)提升国内药企的竞争力、有效治理医药领域的问题对增强企业参与带量采购的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4)在招标、谈判阶段重点考量企业的信用、质量和供应,也是促进企业参与带量采购的有效途径.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 2010-2021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数据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利差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个股股价崩盘风险较高和管理层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通过对公司信息环境质量组和低掏空组的验证,排除了信息假说和掏空假说,验证了控制权转移风险假说的唯一性.
京津冀城市群是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阵地和试验田.围绕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计算不同要素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权重和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现阶段的结构特征和演进趋势.从结构视角研究发现,河北综合协同指数提升较京津更为显著,"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建设,交通、公共服务投入增加激活了河北的区域协同后发优势;天津协同指数呈现细微下降,与天津近年来经济结构升级趋缓、京冀协同联动还有待加强有关.从协同指数结构看,总体上京津冀协同指数都有上升,河北的贡献率最大.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演进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阶段.
在现代化发展引领下,乡村社会传统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同质状态逐步被职业分工的异质社会所替代,女性农民冲破家庭和社会约束,实现着个体的"她力量"自信和经济独立性偏好.基于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务工女性农民的调研数据,建立起朋友圈交际联接、产业链就业共同体与女性农民追逐百元经济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朋友圈交际联接对女性农民追逐百元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分布看,其作用关系在不同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且梯级递进.(2)产业链就业共同体在朋友圈交际联接与女性农民追逐百元经济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自信和经济方面谋求独立的女性农民更偏向追逐较高的经济收入;家庭内生性货币需求压力促进女性农民追逐百元经济的积极性逐渐减弱;产业下沉对产业链就业共同体影响下的女性农民追逐百元经济产生抑制作用.
在推进京津冀资本市场一体化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为首都产业结构优化带来机遇.基于产业总体结构向科研创新驱动调整、内部结构向高端服务转移调整、关联结构向两业融合升级调整、空间结构向精准分布定位调整的基础路径,分析北京证券交易所赋能北京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升级的作用渠道,即保障"专精特新"企业的上市融资和管理,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规模,完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的机制和途径,推进"中小服创"企业的新一轮集聚和分布等,并由此提出新时期依托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产业优化新动能的战略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