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安倍晋三的接班人,菅义伟在国会施政演说当中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石,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社会自由、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本将与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进一步加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团结奋斗;日美两国关系将继续在双边、国际、地区、人权领域进行政治关系的合作.菅义伟和拜登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存在重要差别,但这并不会导致日美两国关系和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和冲突,而恰恰容易形成两国关系和政策新的互补——由过去安倍政府在国际大格局和大政策上诱导特朗普政府,转为拜登政府领导日本等盟国,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各种国际机构和国际体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理念和国家利益,而日本菅义伟政府紧随其后,追随美国,实现本国利益.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需要处理几对关系即聚焦安全与发展的"可持续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合作安全观"、树立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辩证安全观"、提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但目前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存在着四个短板,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对称性——安全短板与经济长板的失衡;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的错位;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的缺乏;东北亚安全意识的竞争性——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对立.为此,针对短板,以合作安全为引领解决东北亚安全结构的不平衡性、以共同安全为核心解决东北亚安全的脆弱性、以持续安全为动力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不稳定的土壤,以综合安全为保障综合施策协调推动东北亚的安全治理.通过打造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塑造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安全环境.
日本茶道是在对中国茶道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综合性生活文化.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道文化的发祥地.日本囿于位居文化下游的物质和精神缺憾,在其茶道文化规范和精神建构过程中,秉持着"混淆和汉边际"的方针,对中国茶道理念等进行了扬弃.20 世纪以来,日本茶人又抱着一种强烈的本自具足的心态,发掘日本茶道中所具有的"民主""平等""自由"理念,刻意强化了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日本茶道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日本茶道精神与时俱进的建构,既体现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规律性特点,也凸显了日本国民性的一些典型特征.
人类演化过程中对制度的选择会受到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集体认知的影响.非财阀股份公司是日本对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初实践.依赖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非财阀股份公司,不论是大股东兼职董事控制还是大股东专职董事经营者控制,都表现出了"分红第一主义"的特征."分红第一主义"导致的过度分红的短期行为,严重危害了企业的发展.舆论将"分红第一主义"这一短期行为归因于大股东控制,结果在日本社会形成对股东控制的负面印象.二战后,基于"大股东控制不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集体记忆,在日本社会形成了通过构建非市场治理机制弱化股东权力正当性的共识.非财阀股份公司公司治理实践的历史遗产,成为影响日本公司治理演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和日本古来都有久远的隐逸传统,日本的隐逸虽然也深受中国影响,但无论在隐逸的主体和规模、隐逸的类型、隐逸的思想及动机上都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隐士皆为士人,为士而不仕谓之"隐",可分为退以待时的儒家之隐和全真保身的道家之隐,具有本土的隐逸思想体系.日本隐者经历了由皇族、贵族到武士乃至平民的下移过程,皈依佛门即为"隐",多为感世无常而寄身风雅者,其隐逸思想源于中国道家思想和佛教,与本国文化融合后,异化为日本独特的隐逸传统.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中日两国古代在政治制度、社会构造、思想传统、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显著不同.
在国际非遗保护合作的框架下,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亟待拓展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外节日民族志是将节日遗产放置于国际语境中,对多元文化节日空间的交流、互动并建构认同的观照.对日本长崎宫日节的研究,可从节日海外民族志的视角切入,对日本本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过程进行深描,通过对宫日节核心仪式、组织实践以及不断衍新的庆典活动深入剖析,可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区域社群之间文化交互融合的演变特征,凸显节日遗产建构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功能与效用.长崎宫日节保护实践中形成了新型社群结构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经济振兴与文化再生产以及多向度的文化认同建构路径,值得总结其成功经验与模式,从而为中国的节日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应对两次石油危机、滞胀及国内经济低迷,日本实施了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引发了日美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重建"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制定了推进"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且也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但由于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改革滞后、宏观调控政策屡次失误、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至今未能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显然,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悖论"对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平成 30 年间,日本女性贫困呈恶化趋势,年轻单身女性、单亲女性(单身妈妈)及单身老年女性构成女性主要贫困群体,前者贫困率超过 30%,后两者均超过 50%,远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女性贫困原因在于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职场制度性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心理仍然较强.因就业环境不友好,贫困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多从事薪金少、待遇低的非正式雇佣工作.30 年来,日本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单身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加剧了女性贫困.日本政府为解决女性贫困推出了一系列如男女平权、促进职场女性活跃、育儿扶持等政策措施,不过从效果看乏善可陈.
日本人口减少及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使日本面临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日本人口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为日本人口减少及少子老龄化趋势严重、生产年龄人口及劳动力严重短缺、人口过疏地区及限界村落急剧增加.日本人口安全问题已对日本国家财政及国民生活带来沉重负担,国内政局受"银发民主主义"影响趋于保守,自卫队兵员及国防安全受到影响,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削弱.日本正在通过"老龄社会对策"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增加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增强人口综合素质,保障日本人口安全.同时,还力求通过采取一系列综合举措,如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构建地域综合照护体系等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地域共生社会,缓解人口安全问题及其对未来走势的影响.
全球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认知症专业护理居住服务模式,构建可持续社区综合护理体系,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以日本官方开放数据资料为基础,通过梳理其认知症养老居住福利政策的发展历程,探讨不同时期认知症护理的建设重点.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国现状,提出增设认知症专业护理服务、发展社区嵌入型护理机构、建立健全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搭建社区综合一体化医养融合服务模式等对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有利于构建中国专业化、高效率、可持续、综合一体化的认知症专业护理居住支援体系,实现认知症老人有服务、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鉴于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近年来不失时机强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外交.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着重聚焦于推动解决该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海洋合作、能源合作、难民救助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问题.在继续巩固深化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近年来也逐步拓展对突尼斯、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影响力较小国家的外交.日本不断加强对东地中海地区外交,可以从谋求地缘战略利益与彰显全球影响力等多方面来分析与解读.日本的东地中海地区外交,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将会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与 HRM(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耦合."心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与 HRM系统下所产生的工作激励形成耦合关系.从SHRM(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运营"战略和"集团力学"的组织特性,以及 HRM系统间的耦合,存在着外在和内在的整合性,从而培养了大批生产现场的高技能人才.HRM系统的耦合,出现了"蓝领阶层白领化"现象.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新时代,论证日本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理论与 HRM的实践经验,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1999 年,日本曾作出废除"大行政权"的《传染病法》,实施"小行政权"的《感染症法》的防疫体系转变.这一转变虽避免了《传染病法》及其所确立的防疫行政体系在某些已能有效控制的传染病上"过度防疫"的弊端,但也使日本的防疫行政在应对特殊重大疫情时出现应急权限不足的问题.之后,日本通过制定《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授予行政机构一定的防疫特别措施权限.但权限的行使范围受到了严格限制.2020 年,日本又通过特别立法扩大了《新型流感等特别措施法》的适用范围,这不仅使行政机构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获得一定的特别措施权,也为今后应对其它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树立了立法先例.
就文本解释来说,文本自身、文本的效果及影响等共同构成解释者的认识对象,解释者难以完全知晓文本的原意.宪法文本同样如此,尤其如明治宪法条文简单,解释时有必要借助条文外因素.明治维新后,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施政的思想认知基础(根本性政治基础),天皇亲政与"公议"原则被导入明治宪法并逐渐制度化.明治宪法采取天皇主权下的职能性分权,议会参与立法却非立法权主体,预算的非法律性也限制了议会的预算权,但宪法第六十七条为政府与议会的妥协提供了可能.在宪法运行中,元老、内阁统一,统帅权独立等政治惯例补足了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间的乖离,促使宪法解释和政治实态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明治宪法,不能囿于文本,还应考察其产生的语境、政治家行动、法律法规、宪法解释及社会舆论等要素.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 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及民间对选举政治展开了较活跃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选举"一词的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与理论探讨相伴行,在频繁的制度调整中,日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也试行了一些选举举措及选举制度调查.中央政府的议政官上下局、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元老院等,均具议政机构性质,且它们间有一定承袭关系.从其成员遴选及所进行的制度调查来看,具有扩大参政人群、选拔议政人才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保守的选举政治实践.同期伴随地方制度改革,特别是受自由民权运动推动,政府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比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各类地方民会的议员选举实践,为后来开设国会时的选举制度设计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议政人才.在这些早期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中,既能看到西方政治观念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杂糅与碰撞,又能看到官方和民间各种不同政治思潮、政治诉求、政治探索的交织与纠葛,显现了明治初期的复杂政治实相.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通过贸易及投资渠道,将冲击迅速传导至日本.俄乌冲突下的日本经济遭受冲击.宏观层面,日本实际 GDP 再现衰退,物价高企、居民消费需求低迷,经常项目收支由顺转逆.微观层面,企业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冲击,日本采取了相对积极的经济对策.然而,这些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却呈现出种种自相矛盾之处,暴露出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困境.当前,日本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加速推进经济安全保障.但日本经济的真正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而是根植于日本经济内部.经济安全保障一旦转向产业保护主义,不仅无法保障基本的经济安全,反而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 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 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自冷战时期开始,随着非洲殖民地的相继独立,日本便开始关注非洲大陆上出现的年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非洲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蕴含大量天然资源,还拥有人口庞大的市场,而且拉拢非洲国家更有助于日本推行其联合国外交.与中日、美日、日欧相关问题研究相比,尽管国内学界对日非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中非合作愈发密切以及非洲大陆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研究日非关系、日本对非战略及政策以及日本在非洲的动态,不仅可以充实对日本未来走向的了解,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援助非洲的案例,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过半个世纪,其间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和中日两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两国政治关系在波动中前行,而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成为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以日本研究为切入点,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学术交流的主体和重要事件为抓手,尝试分析中日学术交流的过程、特征及作用,或为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