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优秀声乐作品的演绎需要双重因素的彼此赋能,尤其是当演员付诸情感进行审美创作即二度创作时,精良的谱面信息是保证作品乐性的逻辑基础,即文中提到的"显性因素";另外,全方位的背景知识确保作品演绎时的情感输出,即文中提及的"隐性因素".在此双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声乐作品富有理性逻辑的同时又饱含热烈情感.本文以艺术歌曲《枉凝眉》为例,解析其中的显性因素唱词、节奏、旋律等,以及隐性因素背景信息,在演员"二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琴曲集成》中共有57部琴谱收录了古琴曲《关雎》,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具有内在传承关系的《关雎》古琴谱;二是《关雎》琴歌谱;三是《关雎》律吕谱.浙派徐门谱、虞山谱与广陵谱共同构成《关雎》古琴谱发展主体.浙派徐门谱突出右手指法的运用,音韵简洁;虞山谱在浙谱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左手技法音,增强了琴曲的气韵感;广陵谱从浙谱、虞山谱发展而来,进一步丰富了左手技法音的种类和情绪表达,三个流派版本显现出从旋宫转调的多样化调性向稳定单一调性转变的过程.文章旨在通过三个流派的比较,探析《关雎》琴谱的流变特点,考察琴曲传承的核心理念,为古琴音乐本质特征及发展带来启示.
实验音乐考古学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它包含了应用实验的方法进行音乐考古学研究,以"实验"为基本方法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音乐考古学分支学科,有时也包括"实验室音乐考古学"等含义.应用实验方法进行音乐研究,在中国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至于实验音乐考古学研究,则始自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刘复.笔者多年复制、复原中国音乐文物及相关的实验研究,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大致构成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学研究专题系列.此项研究以更新、更丰富的考古实证,向世界展示中国音乐考古学深刻的历史渊源及其对人类音乐文明的贡献,并正在融入实验考古的广阔领域,大步走向世界!
对歌表征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性关系原则.由于不同社会文化规定的两性交往自由与限制的范畴不同,世界各地呈现出丰产、青年/成年公房、劳动和仪式性狂欢四种形式的两性对歌习俗.人类学家曾在此中解析非西方文化编码和社会秩序,参与建构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知识理论体系;中国两性对歌研究也走过从"无歌无婚"到"无歌无性"的转变,以音乐学学科知识补充人类对婚姻制度、两性关系的理解;两性对歌中的音乐习俗虽然一直处于歌唱的边缘、研究的边缘,却是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的动力.
越来越多的音乐保护工作倾向于直接对保护对象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文化部门、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资本以及知识、社会精英.这些介入行为对传统音乐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云南"传习馆"与"源生坊"是由知识阶层主导的保护实践,其存在的构想与行动、抽象理念与真实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映射出介入式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倡导"与"客观事实"间的矛盾.而关注被保护者的实际生活与需求,理解那些文化与人的关系是"价值倡导"与"客观事实"得以结合的前提.
《惯于长夜过春时》是陈歌辛创作生涯中被忽视的艺术歌曲,诞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在香港抗战文艺史上有其一席之地.这首短小精悍的作品揭橥了作曲家在创作时代曲之外的另一面,以贴合的诗乐关系、出众的旋律表现力、富有线性逻辑的音高组织关系、清晰的调性布局以及浪漫主义中后期的和声语言为主要艺术特征,直抵鲁迅先生原诗作的愤懑情愫.
《喑、晰、逸》是作曲家陈晓勇成熟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混编室内乐作品之一.本文从作品的空间结构组织、音色配置与布局以及音乐陈述时间设计三个方面,阐释作曲家如何在创作中以音响细胞体为载体,采用"展衍""变奏"等手法进行结构布局,实现声音局部与整体一体化设计;以音色陌生化等手段将多种对立音色进行融合、重组重构;以弹性渐变的时间观念控制音响横向连接.意欲说明,作曲家如何在中、西交融的创作环境中构建其个性化的创作思考.
考古发现的先秦和汉代青铜乐器铎,是一种合瓦体钟类摇奏乐器,其形制特点是体量较小,体内有悬舌,与同属钟体乐器的铃、钲和句鑃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但在形制、奏法、性能和用途上有本质区别,不应混为一谈.通过对出土铜舌铎和木舌铎的音响模拟实验,可知二者在音高、音强和音色上并无十分明显的差异,由此推知古代文献所谓"金铎"当即铜铎,"木铎"可能指木制的铎,二者的振动体质料不同,表现在音响上自然会有显著区别.
自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始创现象学以来,其深邃思想吸引了众多哲学家,形成了20世纪欧洲哲学领域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对教育学研究和比较教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出现了教育现象学理论与实践.以现象学视角审思我国当代比较音乐教育研究,将呈现四个方面图景,即走向实事本身的田野考察式研究,关注微观见著的教育生活描述与分析,探寻将他者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本土化研究,构建深入观察、体验以触摸音乐教育内核的具身认知研究,这无疑将拓展和充实当下的我国比较音乐教育研究.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存在着不同形制的共鸣器,这些共鸣器对乐器的音色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乐器向基音、第一泛音或某个高次泛音集中的频谱形态,也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对纯音的倾向.经过对西南各省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技艺全面深入的田野考察可知:这些共鸣器主要以竹筒和葫芦为主,还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共鸣器,而竹筒材质共鸣器又可分为多种安装方式,且一些簧管乐器(尤其是芦笙)在制作中会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竹筒共鸣器.通过对考察中典型共鸣器的音响实验和频谱比较分析,可以对不同形态共鸣器对管乐器音色施加的影响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在藏族和蒙古族社区,格萨(斯)尔歌手与受众分别对史诗音声文本的生成设置了同中有异的解释性交流框架.二者皆由范型曲调的纵向扩展与横向联缀来架构史诗叙事,因此单曲体结构的范型曲调可被视作史诗叙事和意义表达的基本单元.格萨尔和格斯尔音乐的叙事意义分别在"范型曲调—人物角色—传统指涉性"和"范型曲调—典型场景/主题—传统指涉性"的交流法则中编码与解码,进而索引更大的叙事传统.格萨尔叙事传统又是藏族民众个人认同与社会规范建构的一种媒介,借助受叙事传统所规约的人物行为及其褒贬判断来为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伦理树立行为轨范.
格式塔一词是心理学中的概念,后逐渐进入各个领域.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中,有五项组织原则,分别是:接近或邻近法则、相似法则、闭合法则、连续法则及简单法则.这些组织原则为各个领域都提供了全新的切入视角,同样在音乐领域也引发系列热潮.竹笛协奏曲《走西口》中就大量使用格式塔组织法则,不仅在创作领域强化作品内在意蕴,在演奏过程中组织法则也为演奏者提供实践技巧.
民族志(ethnography)既指由一系列理念和规则所构成的调查研究方法,也指在这些理念和方法指导下产生的研究成果(起初主要体现为学术文本,后来也以影视和数字化的载体呈现).民族志虽然早已是社会科学多学科广泛使用的方法和载体,但是其基本内容是由人类学的长期创新积累而奠定的.文章对人类学民族志概念和方法要点进行了解读,概括了民族志研究者的三种身份与心态,介绍了民族志学者可用的三个文类、民族志文本的三个维度,揭示了民族志写文化的策略与使命,最后以人类学民族志的名义表达了对音乐学者参入的期盼.作者期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者能够合作探讨对于音乐必然在场的公共生活的研究,借此注入民族志方法以新的活力.
时值比例织体(texture with proportional value-rhythm)是声部纵向、横向或纵横间节奏时值基于相对恒定、呈数比(数列)关系的一种音乐织体.这类织体的音乐实践具有宽广的时空跨度,它作为节奏(关系)视角的织体现象,可追溯至欧洲中世纪多声音乐实践,继文艺复兴、大小调和声共性实践,乃至20世纪以来现当代作品中常见的音群技法,都与其息息相关.文章论述了时值比例织体概念与技法构成,并探讨了中国现当代作品中基于时值比例织体的音响形态、结构功能及其在风格和技术之间的处理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中,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政策作为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发展的指向标,有效地保障了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有序、健康的发展.本文梳理了 1949年以来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并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政策变迁的特征进行了相应的学理分析,以实现对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研究.
论文通过比较蒙古族"冒顿·潮尔"和匈牙利长型孔笛,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作者根据北匈奴西迁,最终融入马扎儿部落的历史事实,认定蒙古族"冒顿·潮尔"和匈牙利长型孔笛之间的亲缘关系.
近代潮剧属于"曲牌连套"与"板腔体"混合形式.潮剧中的板腔体以"轻六调"和"重六调"作为两大基本"腔调",其体制源于对曾经盛行于粤东地区外江戏中"西皮""二黄"声腔的模仿,并形成以潮州方言演唱和记谱的本土化形式,即"二四谱"之"轻六调"对应"二黄腔","重六调"对应"西皮腔","二四谱"记谱及其调名乃是皮黄腔潮州化的记谱体系.
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是以"教育学"为基点,还是以"音乐学"为基点,这是一个问题.学科基点观不同,必然会导致实践方向、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式发生变异,从而影响教育目标的达成.同时,在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学科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基本围绕"学校"音乐教育展开,"学校之外"的诸多音乐实践尚未被列入"音乐教育学"的范畴之内,即在"学校之内",不同属性、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音乐教育之间也存在显而易见的边界藩篱,这些问题都明显地阻碍了音乐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民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文明的瑰宝,但民歌的地域性和方言性却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受众、审美和流传.把民歌进行交响化改编无疑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一种途径.本文属于断代史研究,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歌的交响化改编历程以及出版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目的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不同维度去剖析改编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以揭示民歌邂逅交响既是中西音乐碰撞的历史产物,又是社会环境、人文思潮等多方面合力作用下的必然选择,其优秀作品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解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民国是昆曲的衰落期和昆曲工尺谱的鼎盛期.曲家与曲师是此时期曲谱的主要编订者和传承人,两者各司其职,在传统文化濒危之际将昆曲音乐以固态的工尺谱形式留存于世.受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曲家主持辑订曲谱的宗旨是"传承"与"教化",即在复兴曲学的同时,用古雅的声腔、正统的题材寄托对国泰民安的向往.晚清民国昆曲工尺谱以"活谱"的形式推进昆曲艺术薪火相传,它们在记录昆曲音乐声腔的同时,更将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传诸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