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形成了一个覆盖西亚、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阿马尔那体系.阿马尔那体系具有分层性的结构,参与者分为三个等级:大国、独立国家、附属国.阿马尔那体系的等级制结构,决定了这个体系的交往模式、规则,大国之间、大国与独立国家之间奉行对等—互惠原则,而臣服—保护是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交往规则.阿马尔那体系主要是由帝国对接而成,这决定了该体系呈现出多国主导的政治态势.帝国固有的扩张冲动、帝国间的接壤区域不可控的风险以及帝国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造成了阿马尔那体系或大或小的局势动荡.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方面决定了帝国扩张的限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附属国扩张的能力,客观上保证了阿马尔那体系的稳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传统社会解体,其国民出现了一股海外移民潮,其中相当一部分移民到美国.在日本人连续移民美国伊始,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主的美国西部诸州便开始了对日本移民的歧视与排斥.他们利用此前排斥华人移民的诸种话语,在美国西部掀起排日高潮,排日暴力言行时有出现.排日者要求国会通过类似《排华法》的排日立法,以达到禁止日本移民进入美国的目的.然而,与羸弱清廷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已然成了新兴的帝国,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顾及日本尊严,不过分激怒日本,说服日本自行通过向劳工禁发护照的形式来禁止劳工移民.其结果便是美日两国在1907年达成的《君子协定》.
公元2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发展遇到了"区域性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查士丁为代表的护教士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引入希腊传统哲学发展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推动了"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使尊崇希腊传统哲学者在情感上接受基督教成为可能.同时,这样的努力丰富了基督教思想的内容,使之更具有生命力,为其此后成为跨越特定区域和人群界线的世界性思想体系,打下了基础.
日本侵华期间,侵略者在中国实施了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强征慰安妇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留下了一大批能够证实和揭露日本罪行的文献、文物、音视频等史料,可称为日本侵华暴行之史料群.这些史料不仅是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战争、制造战场暴行的有力证据,更是建构中国社会创伤记忆的具象载体.因此,应充分利用日本侵华暴行史料群,在多语种文献、空间与仪式、教材与课程等层面,通过文字化、视听化、知识化等途径,建构中国全景式社会创伤"记忆之场",并以此解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认日本侵华暴行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将"加害者"倒转为"受害者"的错位记忆,让其成为人类社会反思战争的共享记忆.
孙中山从十三岁起前往夏威夷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二十六岁于香港西医学校毕业.西式生活、成长及学习经历,形成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西方制度、器物文明也成为他政治革命理念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底.与此同时,在对西方侵略主义的体悟和对中国现实状况的不满,也引发了他对中国存亡及未来发展问题的思考.在这样的生活、思想轨迹下,早期孙中山与日本几乎毫无关联.然而,究其一生的革命历程,日本及日本人显然已成为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对亚洲的想象更是孙中山与日本发生关联的因素之一.
1903年7月中东铁路竣工后,俄方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援引该铁路章程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对中东铁路沿线两侧的森林资源继续展开疯狂的盗采与运销.清政府经多次交涉,中东铁路公司才于1907年8月30日和1908年4月,先后与中方续订了《吉林木植合同》及《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其中部分条款尽管为中方争回了些许经济权益,但中东铁路两侧包括东线林场、西线林场及岔林河林场的森林采伐权,均被中东铁路公司和诸多俄商所攫夺.
17世纪英国内战爆发时,亨利·帕克、詹姆斯·哈林顿和约翰·弥尔顿等人为抵制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大力宣扬新罗马自由理论.新罗马自由理论强调"自由"会受到依附关系的限制,宣扬公民自由和共同体自由,推崇激进的共和国政体.在英国共和国时期,新罗马自由理论家为推翻查理一世的王权统治和建立共和国进行辩护,其政治实践和影响达到了极盛.光荣革命后,新罗马自由理论逐渐式微,但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对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和马克思主义等都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一支,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商业民族.迦太基人以北部非洲为根据地,在地中海世界西部建立了众多殖民地,建构了 一个横跨地中海东西南北的海上贸易交通网,形成了古代世界著名海上商业帝国.随着迦太基海上势力的扩张,它与向西开拓殖民地的希腊人和崛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发生了两个多世纪的冲突,最终被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所灭.在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笔下,形成了大量关于迦太基的负面叙述,建构了迦太基人贪婪、奸诈、残忍的邪恶形象.晚期布匿时期,迦太基在奥古斯都重建之后逐渐恢复,成为罗马非洲的统治中心.迦太基文明的原创性不足,受到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影响,形成了多元文明的特点.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鉴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强大的影响力,英印殖民当局在制定殖民医学政策与开展殖民医学实践过程中,较为注意尊重和顺应该制度,确立了偏重高种姓利益以及利用高种姓权威的原则,并在印度本土医生培训、疫苗接种推广、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以及医疗场所建设等方面积极贯彻这一理念,从而基本上避免了西方医学理念与印度传统制度间的冲突,实现了两者间的"和谐共处".但这并未改变英印殖民医学的本质,即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种姓分化,将殖民医学作为推行殖民霸权的载体,而非服务于印度社会的工具.
也门犹太人是中东地区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传统的犹太社群,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阿利亚运动中离开也门,逐渐融入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及之后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也门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历史嬗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差异化的移民规模、移民动力和移民方式,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也门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动因具有多维性: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犹太国家观念觉醒与转向是主要的认同动因;弥赛亚思想观念为早期阿利亚运动提供了宗教情感动力;阿犹族际关系恶化引发的生存困境是阿利亚运动的现实动因;巴勒斯坦伊休夫和以色列政府推动的人口移民战略,以及国际犹太人组织提供的支援,为阿利亚运动实施提供了移民接收国、外部援助和物质条件.正是在这些多维动因共同影响下,也门犹太人通过阿利亚运动重返"故土",尝试融入以色列多元文化社会,而在"大熔炉"环境之下,他们面临着社会融入、认同调适等族群地位平等化的挑战.
1900年以来中东地区格局的变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00-1920年,传统地区秩序的解体时期;1920-1947年,欧洲殖民秩序的兴衰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形成时期;1947-1979年,冷战与中东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1979-2011年,经济与政治转型时期;2011-2022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20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格局变化具有如下特点:随着第一次大战后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哈里发制度的解体,中东丧失了近代全球政治的主要玩家之一的地位.第一次大战后中东的地区格局进一步碎片化.中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中东地区格局及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东的泛民族主义对地区和亚洲大陆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东的社会发展特点影响了本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和地区格局.中东错失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多数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各种问题.中东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并产生严重影响.当代中东再未出现实力雄厚的稳定的核心国家.三大一神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中东格局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中东成为世界上反西方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区.中东从不同层面对外部世界维持着重大影响.20世纪以来,影响中东地区的外部势力经历了重大变化.
足利义持并非继位之初便决心与明朝断交,其付诸实践的契机是支持对明贸易的幕府管领斯波义将去世.足利义持时期,日本国内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前代,禁倭政策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停止对明外交的现实原因.再者,足利义持为对抗后南朝势力,致力于抬升天皇家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避免因接受明朝册封而引发"日本国王"与天皇关系的难题.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建立在其专制权力之上,本身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足利义持只是在特殊条件消失之后,促使足利幕府回归到原有的状态.足利义教继位后,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明日外交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风起云涌的变革.一方面,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剧;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希望.
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了解域外中国形象的演变与现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域外各国,这种日新月异的中国面貌及其历史根基是否如实且迅捷地反映在当地领导层、精英分子与普罗大众的"中国观"里呢?对此,研究域外各国有关中国的历史教育,将为我们提供近距离观察的一条重要路径.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是由朝鲜王朝中宗增修成宗组织编纂,且具有"小中华"特征的《东国舆地胜览》而来.由于中宗为臣民共举"反正"而登位,其在事件中惶恐自尽之态也反映了其多年恐慌心境和艰难处境.同年中宗纠集群臣上书讨封明朝获得成功,为中宗巩固王政提供了由下而上、笼络群臣而巩固王政的修志方略.通过对废朝"徂兹昏乱"暴行的舆地文献书写,营造君臣团结的景象,制造"反正"革命的荣耀纽带,在更广泛的王朝社会层面上营造中宗"长且贤"的政治形象,以赢得朝野"宗戚臣民"的"重寄",巩固"反正"革命后的王政事态.
近年来,国家形象成为国内外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认为,国家形象是其本身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总体认知.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定位,关注外国政府是如何描绘和塑造中国形象、出于何种目的和立场来书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是否完整与准确等.这是中国形象认识的体现,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更代表了他国通过教育对中国认知的不断传递.历史课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16世纪后期出版的霍利谢德《编年史》是英国文艺复兴历史学发展中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著作.《编年史》由来自不同宗教派系的学者合作编纂而成,但是在表面的"多声音"下却隐含着共有的编纂思想.《编年史》的作者们继承了中世纪编年史传统,把王权继承史作为全书的主线,但是又吸收了人文主义思想,对"什么是好国王"进行了界定;受到"共和国话语"的影响,《编年史》以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作为判定社会问题的标准,在国王、贵族垄断的国家叙事之外让普通民众进入主流历史话语之中;由于当时英国面临着天主教国家的威胁,《编年史》极为关注英格兰周边地区的历史,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呈现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霍利谢德《编年史》在400年的岁月中,借助于新式历史文本、文艺复兴话剧等文类成为现代英国国史的基础性文本.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英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经历了"学校委员会历史科13-16计划"的开展,"新历史科"的大力推行到1991、1995、1999、2007、2013等五个《国家历史课程标准》颁布的发展历程.六十年来,英国社会各界围绕着历史教育的功能定位、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教科书编写方式展开了热烈讨论.
太阳神崇拜是古埃及宗教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建立起王权和神权联系的纽带,埃及国王借助太阳神之子的身份来加强王权合法性.太阳神之子这一观念萌芽于古王国时期,到新王国时期臻于成熟.这是因为第二中间期时期,王权神圣性遭受了巨大打击,进入新王国以后,为了重塑王权神圣性,宣扬国王是太阳神之子的铭文和浮雕大量出现.由此,新王国时期太阳神之子的观念成为王权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同时那些"非法"国王也通过这一观念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进而建立起他们的权威.
2018年3月30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最新高中课程标准,取消了原有的世界史A和日本史A,改设"历史综合",取消了世界史B和日本史B,改设"世界史探究"和"日本史探究".①2022年4月1日,基于新版高中课程标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历史综合"开始投入使用;2023年4月1日,"世界史探究"和"日本史探究"也投入使用.本次教科书的更新宣告了长期以来日本高中历史"A—B"体系的终结.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教改进程②,然而在教改进程中学科知识结构的论证和重建方面尚需补充.本文将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日本学术会议、日本文部科学省等机构的调查报告和记录为基础,从高中历史教改的角度切入,讨论日本新教科书对世界历史图景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