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一词具有复杂的历史内涵,在19世纪中叶之前,"殖民主义"一词并没有形成专用概念,相对于"殖民政策""殖民"等词汇,它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也未带有强烈的负面或批判含义.19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非常活跃,"殖民主义"一词开始成为被殖民者批判殖民者的武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滥觞,"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内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强调对"殖民主义"作出准确和单独的定义,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性",解释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上不同党派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的问题,但最终人们殊途同归,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词汇.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回顾学科的发展轨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共同体平台的搭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藉此也可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景.
一百多年来,随着全球各民族、各地区交流范围的扩大,"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学术界对世界各个文明的研究和叙述,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平等对待和平行叙述渐成主流.回顾这一历程,并梳理中国学术界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明史,对于今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和叙述将大有裨益.此外,本文还拟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部分浅见.
中国上古典籍中早有"文明"一词,大意指人文彰明,②与现代历史学中的文明概念所指不同,后者是由西语civilization转译而来.该词在16世纪欧洲已普遍使用,18世纪后期成为指称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及状态的主要概念,与野蛮相对.③19世纪以后,在继续保持与野蛮相对的含义同时,文明愈来愈多地被用来表示从精神特质角度考虑的文化共同体.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