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元末明初地层出土了一件青花漏斗形器,为此前未发现过的新器类,结合同地层出土的其他遗物并与纪年资料等进行比对,可以判定其为一件元代青花瓷.此件器物中空,通过比对与工艺复原研究,结合其"广首而纤腹"的特点,推断其为腰鼓的半截鼓腔.瓷腰鼓流行于唐宋时期,从窑址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期南北方生产腰鼓的窑场有30多处,其中以河南鲁山窑、广西永福窑为代表.随着制瓷技术和礼乐文化的对外传播,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开始生产造型相近的瓷质腰鼓.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宋代以后陶瓷腰鼓生产式微,木质腰鼓以其轻便易携、音质清脆的特性日渐成为上达宫廷、下至庶民的首选鼓乐器.而落马桥窑址出土的这件器物,制作精致,或为礼制性活动所用,可以视为古代瓷质腰鼓的最后一抹余晖.
山西晋北大同地区长期处于游牧与农耕区的交锋缓冲地带,文化面貌上极其复杂,在宋辽南北对峙阶段,在不同文化因素的交织下,该地区形成了地域特征极为明显的墓葬体系,其丰富的信息亦在墓葬壁画中有所体现.本文试图以人物服饰为切入点,运用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对收集到的壁画简报、图录中的服饰元素进行辨析、分解、组合,进而对八类着衣人群的民族、时代和等级进行探讨,并与邻近地区进行对比,以期获得对辽代大同地区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面貌的整体性认识:以汉服为主流,其他服饰元素共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理念也在此阶段有所体现.
晚商和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窄长条形或梯形砂石器是专门用于丧葬的石质礼器,应定名为平首石圭.平首石圭仅见于晚商和西周时期受商文化影响较重族群的墓葬,是商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平首石圭与石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平首石圭多出现于女性墓,而石璋多见于男性墓,同一墓地两类器物的墓葬分群分布,可能与不同家族对石质礼器的选择有关.平首石圭同其他商文化因素器物共同消失于西周中晚期,或为西周时期礼制变革的结果.
宋陈洎《自书诗》卷为宋人孤本,曾为清宫旧藏,溥仪携出宫后遭到撕毁.目前仅余诗稿残卷和颜复残跋,均藏故宫博物院,另有司马光《天圣帖》和苏轼《陈吏部诗稿》,原为此卷题跋,在入清宫前就被分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部分不知去向.本文联系此残卷、残跋,就诸家所见版本之分歧、历代著录之变化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结合乌台诗案的背景,对该卷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探讨.
故宫作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普遍价值.经过几代故宫人近百年的接续努力,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已从抢救性保护为主进入到以预防性保护为主、辅之必要的抢救性保护的新阶段,保护理念与保护实践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如对遗产的价值认知需要不断深化、预防性保护措施存在一定短板、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渐凸显、保护利用管理体制机制须进一步完善等.在新发展阶段,故宫博物院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四个故宫"建设为支撑,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和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遗产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推动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文在全面梳理监测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预防性保护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特征,论述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层级和体系建构,并全面探讨了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技术实施体系、监测指标体系、数据管理平台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的关系和具体内容.
养心殿明窗是清朝皇帝"试笔迓新禧"之地,现已无存.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发现在故宫博物院旧藏宫廷绘画中,有谕令如意馆画家为明窗绘制的一系列贴落画,它们不仅具有装饰居室环境的实用性,而且还是反映当朝皇帝政治理念和家国思想的"宣传画".因此,厘清明窗贴落画的更替时间,探讨其表现题材,寻求画作的主旨,有助于对宫廷建筑室内定制贴落画的研究.
博物馆归根到底传播的是一种依托"博物馆物"重构的信息,这种"信息论"目前在博物馆界已达成初步共识.随着认识论问题的迎刃而解,方法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何国内外博物馆都主要借助物及其所载信息进行传播,但却在信息的阐释程度和观众获益上存在显著差距?在爬梳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中西方这方面差异的根源在于方法论:我国倾向于使用还原论方法将信息传播的整体拆分为各项业务,缺乏将业务化零为整的一体化考虑;西方则多选择将业务碎片缝合起来的整体论方法.造成方法缺陷的内因在于我国博物馆管理体制,从行政上推动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从专业上研究如何在整体论方法指导下实现信息有效传播,为此一方面从内部切入探究策展人制度和一条龙制的中国化改造及新生,另一方面从外部着手借助前期规划和后期评估实现业务供给与公众需求的联动,以达成信息传播在各类业务、机构内外部整合后,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效应.
在文化遗产科学和文物保护研究领域,多学科融合愈来愈受重视.科学技术不仅是提升文物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全方位展示文物内涵、有效提升公众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然科学与传统历史学、考古学的有效融合,需要充分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以推动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层面的学科交叉.同时,科技手段的介入,能够有效突破既有人文研究的瓶颈,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
本文是对以铁为着色剂的高温褐彩瓷为对象的研究.首先利用实验考古学方法,模拟烧制釉上褐彩瓷及釉下褐彩瓷,然后通过OCT技术无损观测模拟样品的断面结构、揭示不同施彩工艺的特点,并采用光学显微镜方法加以辅助证明,初步建立了中国传统褐彩瓷釉上釉下施彩工艺的无损判别标准.基于此标准,本文还对古代磁州窑褐彩瓷的施彩工艺进行了成功判别.同时,该项工作的实施,也为古陶瓷高温彩绘工艺研究提供了一种客观、无损的新思路.
标准化工作在推动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故宫博物院标准体系的建设,是在分析研判领域内国内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坚持需求导向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及高质量供给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基于"四个故宫"事业发展和各项业务工作脉络科学化需求,从而完善和形成的涵盖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为一体的综合管理系统.该体系的建设,将有助于文物保护标准的方向性引导,并将进一步推动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上海博物馆藏元李升《淀湖送别图》卷等文物的鉴考为例,梳理海内外所见诸多被割配的书画实物,并结合文献与著录,剖析古书画割配之历史、缘由、手法与类型,以及历代鉴藏家所采用避免被割配的方法.同时,本文还以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元王渊《木芙蓉图》真迹之发现为例,探讨针对这一画史现象予以梳理及利用的必要性,及其对现今古书画研究与鉴定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莲花图像散布于佛教建筑、造像和绘画之中,是佛法、佛国、佛和菩萨的象征.佛教为什么选择莲花?本文将莲花意涵置于佛教思想发展的大脉络中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莲花有二义,照其本也."不染"比喻佛的品行和境界,"光明"承担度化众生的任务.光明佛国世界的形成,促使佛教借用已有宗教表现光明的象征符号构建自身的图像系统,莲花即是其中之一.莲花的光明意象源自古埃及,经由波斯传入印度.古埃及的复活观念及表现形式与佛教"莲花化生"高度相似.佛教莲花的"不染""芳香"和"光明"意涵丰富了中国的莲花意象,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选择了"不染""芳香",忘记了"光明".
北宋元祐七年(1092),瓯江的整治使龙泉窑的销售半径和销售对象人群急剧扩大,龙泉窑得到迅猛发展,产品不仅上供宫廷,而且在北宋时期便已展开外销,但其外销产品与内销产品并无区别.从元代开始,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偏好和民俗习惯来生产瓷器,向海外市场进行全方位的输出,圣杯屿沉船是龙泉窑在元代外销盛况的历史例证.
木华黎是元朝开国元勋,其家族位高权重,在元王朝的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1215年,元军攻陷金中都后,成吉思汗令木华黎建牙云燕(今北京).1239年,窝阔台令速浑察国王移幕府于兴和(今张北县).1263年,忽林池国王又奉诏将幕府东移至辽阳(今锦州市).木华黎后王相继在兴和、辽阳封地兴建家族墓地.1265年,元世祖在燕京赐予安童四千户食邑.1285年,元大都新城落成.木华黎家族不仅在京师新城兴建王府,而且在大都路檀州仁丰乡(今北京密云区苍头村)、良乡县稻田村(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涿州房山县独树村(今北京房山区岩上村)食邑兴建家族墓地.明朝建立后,木华黎五世孙答剌麻硕理后人从涿州房山县迁往陕西大荔县.尽管木华黎凭借武力征服了中原地区,但其后裔在入主中原后却被中华文明征服,如这些蒙古王爷入乡随俗,模仿中原贵族在王府门前摆放镇宅石狮,在家族墓地开辟神道、陈列石像生,甚至改用汉姓,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17-18世纪,缺乏通晓西方语言通事的清廷,常临时聘任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为通事.这些传教士通事具有多重身份,斡旋于中西关系中,扮演着译员、"外交使节"和顾问等多重角色.同时,他们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桥梁:他们既翻译编纂西学论著,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又译介中国典籍,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等情况的论著,对欧洲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西省祁县子洪圣觉寺石窟共有八座洞窟、七所摩崖佛龛,主要开凿于北朝时期.第一期大约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太和年间,主要为三壁三龛式洞窟形制与三佛、千佛造像题材,佛像主要着传自印度的袒裸右肩式大衣与通肩式大衣,可能受到了平城以及其他地区的影响.第二期洞窟的主要形制也是三壁三龛式,佛与菩萨像主要着传自南朝的汉民族式服装,并有秀骨清像风格出现,应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北魏晚期,与平城、洛阳的影响有关.该期第5号窟的释迦与交脚弥勒、倚坐弥勒菩萨的组合,是本地石窟的特色之一.第三期洞窟开凿于北齐时期,属于三壁设坛窟,坛上雕三佛造像.第1号是一所开凿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儒教洞窟.圣觉寺石窟为我们研究北朝山西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
龙泉御窑与景德镇御窑在明代洪武至天顺年间曾共同为皇家烧造御用瓷器.洪武年间,两窑地位类同;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在地位上逐步凌驾于龙泉御窑之上;正统至天顺年间,龙泉御窑地位复有所上升;成化以后,龙泉御窑停烧,景德镇御窑从而垄断御用瓷器的生产.龙泉御窑最终为景德镇御窑所取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龙泉御窑产品在质量与凸显御用性方面远逊于景德镇御窑以及其装饰风格与当时皇家的偏好不相吻合最为关键.
嘉庆、道光时期,正值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向后期(即近代)过渡阶段,也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约半个世纪.以往学界一般认为,乾隆朝以后中国陶瓷对外贸易趋于衰落,但随着近几十年来水下沉船实物资料的相继披露,对此时段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状况有了新的认识.本文试结合所发现此时段的部分实物与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揭示19世纪上半叶中国陶瓷对外贸易持续发展、依然活跃的状况.只是相较于16至18世纪,此时段的外贸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从传统的欧洲市场淡出,在美国市场掀起小高潮,东南亚市场则成为新重心,日本等地也有少量贸易.在此期间,中国外销瓷生产格局亦发生变化,转向粗放经营和薄利多销,出口量大,产品较粗糙.而由于主要市场接近中华文化圈,此期外销瓷产品造型、装饰等又回归到较传统的中国本土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