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归根到底传播的是一种依托"博物馆物"重构的信息,这种"信息论"目前在博物馆界已达成初步共识.随着认识论问题的迎刃而解,方法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何国内外博物馆都主要借助物及其所载信息进行传播,但却在信息的阐释程度和观众获益上存在显著差距?在爬梳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中西方这方面差异的根源在于方法论:我国倾向于使用还原论方法将信息传播的整体拆分为各项业务,缺乏将业务化零为整的一体化考虑;西方则多选择将业务碎片缝合起来的整体论方法.造成方法缺陷的内因在于我国博物馆管理体制,从行政上推动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从专业上研究如何在整体论方法指导下实现信息有效传播,为此一方面从内部切入探究策展人制度和一条龙制的中国化改造及新生,另一方面从外部着手借助前期规划和后期评估实现业务供给与公众需求的联动,以达成信息传播在各类业务、机构内外部整合后,一加一大于二的综合效应.
物经由博物馆化后进入博物馆,与使用时空彻底隔离,陷入"失语"状态,这对博物馆转型时代观众的学习和理解极为不利.为此,博物馆引入"物件剧场",它有助于使物成为对话系统中的主角,借由过程化现象来讲故事,并创建最少干扰的整体体验以实现再语境化.在回顾学术史的基础上,揭示物件剧场的实践逻辑——一种探索博物馆物语境化的新方法,进而可提炼出研究与人相关的信息、探索信息的感官表达等四种实践方法.尽管物件剧场同样适用于我国,但面临真实性质疑、感官超负荷等挑战,为此需省思使用该方法的限度.作为丰富博物馆表达手段的新方法,物件剧场本质上创建了与情感关联的空间叙事,为观众打造出意想不到的视听体验,彰显了物的初级情境和博物馆学情境相融的新趋势和新可能.
伴随现代博物馆与社会互动的增多,服务功能的增强,出现藏品先行博物馆和理念先行博物馆的类型分野.前者沿袭传统,后者新生萌发,蔚然成势.本文立足这一现象,结合我国实际,分析类型分野产生背景、原因,揭示二者"旧中有新"和"由新转旧"的内在联系,阐明两种类型博物馆均以"物的思想"为导向的本质,进而回答了学界对此现象诸多纷争,并提出二者必将新旧合冶,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
展览是图书馆的基础服务.文章对东中西部3个重点城市图书馆展览展开调研,运用预期重要性和参观满意度对比的IPA分析,检测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受展览思维定势影响,忽视图书馆展览的本质属性;二是受图书馆展览起步晚影响,蓬勃发展的条件尚不充分;三是受图书馆功能转型影响,策展面临专业化挑战;四是受展览专业化程度低影响,展览评估标准及方法不到位.究其根源,是未能解决藏用矛盾;而展览理论研究失衡是制约瓶颈.
随着公众对博物馆教育需求的递增、博物馆功能的日趋多元和体验式学习的潜能发现,实物越来越多被引入教育活动中,并被冠之以教具、参考品等名称.至20、21世纪之交,国际博物馆界将这类实物称为"education collections",由此开始在儿童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肇兴,尔后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登场,最终在各类博物馆开枝展叶,进而形成三类特色经验.受国际研究及经验启示,中国的博物馆需要在理念更新的基础上尝试从实践中突破,探索建立中国博物馆教育活动收藏的新机制.
博物馆需关注两方面问题:依托博物馆物的信息传播、观众基于信息传播的实际获益.后者长期被忽视但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因此阐释学这一旨在提升信息传播中观众获益的新议题被引入博物馆领域.由于阐释学的要义是鼓励人们在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个人意义,所以其将成为影响我国博物馆由藏品导向向公共服务导向转型的核心议题.目前北美博物馆界已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践行.阐释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哲学诠释学和建构主义教育学.我国在引入阐释学以推动博物馆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理念、技术与制度三大困境,据此提出包含主题性、舒适性、组织性、相关性、趣味性、评估性六大要素的博物馆阐释模型,进而设计阐释规划的内容框架,以期从理论和方法上探寻中国博物馆当代转型的破解之道.
自博物馆诞生之初,器物和文献便同时被纳入展览收藏体系,直至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机构展览业务勃兴,文献展览才作为一种现象级展览获关注.但图书馆等机构的展览,更多的是主张与博物馆合作,或者干脆效仿博物馆器物展览之策展理念和方法.事实上,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属于两种常见的形态.本文在界定两类展览相关概念、探索两者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在信息的特征与载体的类别上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基于两类展品所策划的展览,应当具备两套不同的策展理念和阐释模式,差异在于是否需要进行信息重构.鉴此,在探索展览专业化的过程中,不可一味专注于方法论上的问题,而是需要先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弄清展览自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坚持差异性前提下的方法论研究.
学习,通常会在多重环境中发生,且伴随每一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正规教育领域"由教到学"的哲学转向波及至博物馆领域,以约翰·福尔克(John H.Falk)为代表的学者在探讨环境教育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全新概念"自由选择学习(free-choice environmental learning)".这一概念的创建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指的是学习者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和控制他们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为什么学习的学习体验.此概念中的"学习"一词并非传统意义的学习,并且相较于同类概念,"自由选择学习"概念无论是在教育性质的揭示,还是教育价值的表达上都具备独特优势.美国的学习创新研究所在自由选择学习领域成果丰硕,并推动此概念在国内外传播且影响甚大.如何在博物馆环境中开展最好的学习,目前依然没有清晰的认知.未来研究可以从学习者个体、博物馆机构和整体教育资源3个维度予以拓展和加深.
博物馆传播的是依托实物重构的信息.当前,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物及其研究进行的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了 一部分博物馆出现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以"物"为载体的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局限在于难以阐释隐性信息以及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造成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无法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与观众的需求和兴趣以及与观众整体的感知觉相适应.为弥补信息传播的局限,博物馆应重视物及其研究,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等.为突破信息传播困境,博物馆应重视对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的相宜性等.无论如何,博物馆应坚持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
本文在梳理教育理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尝试界定博物馆教育理论之内涵.通过厘清教育理论内容构成,反思教育理论自身局限,梳理由教育理论研究到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将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划分成17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阶段.从中发现问题并尝试对博物馆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预判:立足博物馆教育和对象的特殊性;重视教育学理论的内容构成及其关联启示;参与构建教育生态系统.
根据博物馆的外部变化和内在需求,为公众提供“精准”服务,在博物馆与公众“主从关系”变革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开展观众研究势在必行.然而该项工作如何在我国有效推进,其研究起点究竟在哪里,则成为一个更具难度的现实问题.为此可一方面借由重要文献的爬梳,在纵横双重视域下构建起国际观众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方面通过对各级博物馆的实证调研,考察我国既有起点及其优劣势.我国的研究由于对观众研究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业务部门间尚未达成共识、研究专业性亟待提升、业务能力未达到评估基准、馆内外合作机制尚未有效构建等原因形成一些困境.我们可从顶层设计角度重视观众研究、提高研究专业化水平、探索馆内外合作机制、优先开展前置性和形成性评估等举措来解决问题.
在"研学旅行"概念正式提出前,我国已经出现过游学、研学旅游等类似概念。但有关该词的明确定义,我国学术界一直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主要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直至2014年,随着研学旅行的官方定义被界定,该词的基本内涵终于得以明确。当前最为权威的定义是出自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通过梳理研学旅行定义演变过程,归纳出定义涵盖的五方面要素,并提出博物馆研学旅行主要包含两大系统:一是来自博物馆的旧有系统;一是来自教育部门和旅游部门（主要来自教育部门）的全新系统。明确博物馆研学旅行的概念及其内涵,厘清新旧两类系统,探讨发挥旧有系统的经验优势,以促使两类系统的良性共生,有利于解决研学旅行中"游而不学"现象。
一百余年来博物馆文化的重大变迁,使曾将藏品放在首位的博物馆,如今把观众置于中心,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其影响.“阐释性展览”是指以展览要素作为沟通媒介,向观众传递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展览.它与“非阐释性展览”相区别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使观众参与.当前我国创建此类展览至少面临缺乏整体性、过度依赖文献、习惯说教、难以建立关联和重视方式创新五方面问题,可从通用标准、所处阶段、观众研究和教育模式四方面进行归因,并据此提出围绕物、人和传播技术及其关系的三大原则和确保整体性、贯彻逻辑性、致力特殊性等的七维度模型,以创造观众相关联的真实体验,促使其实现理解、思考及情感关联,进而吸引新观众和提高重复参观率.
20世纪50年代起,博物馆开始主动服务社会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发展.世纪之交,受教育生态学的驱动,美国博物馆不再把自己视为正规教育的补充或辅助,而定位成"直接的教育机构".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幼儿园在美国诞生.通过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分类,发现其在指导思想、核心内容和基本保障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而且在构建早教生态系统中发挥了作用.这种跨界融合的教育创新对我国早教具有重要启示.
博物馆内开设儿童专区存在着重视不足、缺乏经验与动力、儿童展览理论研究的失衡等制约瓶颈.博物馆儿童专区展览策展中应坚持“尊重儿童阶段性身心特征”及“尊重主馆内在要素”的“双重尊重”原则.台北“故宫博物院”儿童学艺中心是“双重尊重”原则成功运用的典范.博物馆需要开展儿童研究、提炼与主馆高度相关的有趣主题,选择合适的展品和表达方式,使展览要素与主馆高度关联、传播目的服务于主馆使命陈述,展览与教育活动还要具备—定的独创性.这样才能使博物馆的儿童专区既适合儿童又于区别游乐机构,同时发挥博物馆优势.
现代博物馆风貌的第一次巨变是关注点从物转向人,展览的目的"不但是有关物,而且为了人".最近的变化是注意力从访客转向了合作者.许多博物馆专家不仅对这些转变欣然接受,还从一开始就推动此类事件的发展.博物馆从静态的机构被重塑为动态的、包容的、与访客密切相关的机构.根据展览的规模、预算和背景,文章建议由五种倡导者合作策展,其分别为展览机构倡导者、展览主题倡导者、访客体验倡导者、设计倡导者、项目和团队倡导者.本文对每种倡导者的定义、职责、所需技能和行动步骤进行了概述,同时强调各个环节倡导者的合作,从而促使每位倡导者在相应位置发挥适得其所的功能.
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理论,被运用至博物馆展览阐释,是博物馆展览强调观众体验的全新探索,也是构建展览基础理论的初步尝试.在厘清具身认知理论及其与博物馆展览关系的基础上,从观众身体的感知觉及其与环境的强耦合两方面,探究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如何运用具身认知理论来深化展览阐释,并从中寻绎突出认知逻辑中的形象思维、重视观众的物理身体、强调观众的环境体验以及构建阐释系统,模糊认知边界作为运用该理论进行展览阐释的四点原则,以促成观众在观展时获得强烈的穿越感和逼真的沉浸体验,推动符合现代阐释要义的展览理论和实践发展.
近来年我国博物馆纷纷开设儿童专区,或为儿童策划临时展览,然而,这类展览虽人满为患,却大都不尽人意,多有诟病.因此,提升儿童展览的质量和水平势在必行,而表达方式的科学选用一直是制约儿童展览质量提升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国内外大量案例的考察与分析,归纳出儿童展览阐释中用于参与的体验设计、用于参与的探索设计、用于感知的符号设计和用于观察的视觉设计四种表达方式,并对四种表达方式的特征进行了反思.
当前中国大陆博物馆在展览建设中遇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作为博物馆展品的物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对观众在空间形态下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行为不够熟悉,以及对于作为沟通两者对话的传播技术掌握不够到位,由此导致展览的阐释不够充分,无法很好地实现预期的传播目的.然而,物、人与媒介三者并非孤立的要素,而是实现传播目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不仅要强化对物的内涵、观众认知特点与学习行为,以及沟通对话的传播技术的研究,还要将它们融为一个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展开讨论,建立有效的阐释系统.这将是提高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一种新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