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生观念兴起于唐宋之际,以通过烧纸钱和念诵经文的方式,来填还冥债获得福报,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对拍卖会所见西夏文孤本《佛说寿生经》刻本的序文和经文部分进行全文译释,证明其翻译底本与黑水城出土俄藏A32金代汉文抄本极为接近,和明清以来流行的版本存在巨大差别,具有较高校勘价值.其次,结合俄藏西夏文《佛说来生经》的三个抄本残叶,探讨了党项民族民间信仰多样性、杂糅性的特点,也为考察文化的跨语言、跨地域、跨民族传播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词文"作为一种"已失传的文体",不见于传世文献,亦难以确切安顿于既有的文体谱系之中——其分别被归入了变文、话本、俗赋或七言叙事诗.作为一种俗文学文体,词文属于讲唱文学一系的成员,是中古时期配合表演艺术的产物.词文透过表演或仪式性质的不同而与变文、话本、俗赋分疆划界,又通过节律的差异与一般的七言叙事诗形成区别.在题材内容上,词文的叙事需求超过了抒情;在形式上,词文的篇制、节律、韵律、声律、语言等方面皆形成了鲜明特征.词文是一种处于演变初期、尚未成熟的俗文学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被鼓词等讲唱文学文体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转化.但词文一体业已衍化出了别是一家的文体特质,这在敦煌文献中唯一出现"词文"题名的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目前关于空白简位于简册首、尾,所起作用为保护内文、补题的观点,虽然还无法做到否定,但这几种观点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上均无坚实的证据.从现有的实物和文献出发,对于空白简的所处位置和作用还可有其他解释.一种解释是空白简在简册末尾,但不发生任何实际作用.另一种解释是空白简处于简册内部,其作用为分章(篇).墓葬中出现的简册中空白简占总简数比例较高的情况,较为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空白简独立编联成卷或连缀字简之后合编为一卷,乃是"貌而不用"的随葬明器.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吐蕃兵律》形制古旧、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件出自敦煌蕃占时期,或自敦煌流传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是目前所见历史最早、内容最具体、篇幅最长的吐蕃时期的军事文书,为研究吐蕃借鉴唐朝军事制度等提供了新材料."战时禁止损毁佛殿等律例"的作用在于作战时期尽力保护佛教圣物,此律的颁布与吐蕃统治者倡扬佛法、遵奉佛教的历史息息相关."琼(())和库隆(())的律例"中记载的人物信息可为写卷断代提供依据,"幻化王"为墀都松赞普,称其为祖父者为赤松德赞.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类典型律例,认为《吐蕃兵律》极有可能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制定,并以法定文书格式颁布.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收藏有张大千上世纪40年代在敦煌期间收集到的50余件各文种文书残片,其中有不少是回鹘文.经过长时间的释读,我们识别出两叶回鹘文雕版印本残片,其一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其二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本文将对这两叶雕版印本残片进行原文换写、转写、汉译、注释等研究.
宋代孔雀明王信仰比较盛行,以孔雀明王为主尊造像主要集中在川东地区的大足、安岳石刻群中.此地区孔雀明王造像主要是在不空仪轨的基础上,融合显教造像与民间信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方体系.文学作品如《夷坚志》等中亦有不少孔雀明王信仰的记载,窟龛配置组合所体现的功能与史料记载基本一致,且孔雀明王信仰的祛病消灾、安产等功能在盛中唐时期就已显现.因此,川东地区孔雀明王信仰正是宋代孔雀明王信仰流行状况的一个实证,亦是唐代孔雀明王信仰的赓续,而与柳本尊信仰无直接关系.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是一部类语体类书,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满足了科举考试中诗赋创作的对偶需求,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多来自正史、《文选》等科考教材,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利于意象的累积与文章的快速生成,这都使得《语对》不再只具有蒙学意义和文学属性,更是科举考试中的利器.《语对》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之间有着高度统一,《语对》中既收录有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有考生在科举考试答卷时可用的典故,起到了对知识的承载和传播作用.《语对》与《策府》同为举业用书,两书所共有的知识是撰者们为迎合科举考试所辑录的先贤治国、齐家、修身的典故,随着这些举业用书的流传和使用,选官所需的廉政爱民、孝悌仁爱、勤学修身等品质也就逐渐成了 士子的价值取向,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
敦煌三危山老君堂现存古代小塔一座,学界未见有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塔内有木雕莲花座佛像一尊,环壁绘佛说法图一铺,本文认为小塔建于北宋曹氏归义军晚期.老君堂实为民国时建于山顶的一座供奉老君的堂,现在的老君堂是以一堂之名统称一地,其最早为佛教遗址,年代可追溯到宋代,民国时此地道教兴盛.
《太平寰宇记》记录的"磨勒城水"是位于今内蒙古境内的古地名."磨勒"即古突厥语bal?q/bal?k之音译,为"鱼"之义,该词另有"城"和"泥"之义."磨勒城水"之"城"字当系掺入衍文,应作"磨勒水".此水应指今大黑河中上游水系,对应辽金元时期阴山地带的"渔(鱼)水",很可能与《水经注》所记"鱼水"亦有关联."磨勒水"位于"蕃汉"中间地带,是古代突厥语族和汉族群体长期共生、融合的产物.
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后,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并专门通过了第3号决议案.第3号决议案感谢委派斯坦因进行考察的印度总督寇松及印度政府,也感谢为斯坦因考察提供帮助的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中国新疆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等人.本文对第3号决议案出台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对斯坦因与潘震、韩瑶光等官员的交流过程进行了还原.本文认为,第3号决议案的主要目的,是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做铺垫.本文还认为,在近代中亚考古学、丝绸之路考古学、广义敦煌学等学科分支的起源过程中,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体系及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曾起过推波助澜作用.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瑜伽密教即指唐代密宗,有理密和事密(法事),在唐代,瑜伽密教称为瑜伽教,事密称为瑜伽教法.会昌法难,瑜伽密教理密丧尽仅存事密,即是瑜伽教法,明代称为瑜伽教.瑜伽教法对唐代以降的中国宗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理解唐宋以降中国宗教发展变化的关键.宋元新道教(法)、民间宗教等均与瑜伽教法关系密切;水陆法会是瑜伽教法的一种,也称为水陆法.唐宋以降中国宗教新格局确立,华夏文化在儒释道三教彼此交融中创新和发展.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41窟为方形纵券顶窟,窟内清理出泥塑彩绘菩萨像、说法图及壁画残块等,窟内主尊初步可复原为以"圆塑大手"和"浮塑小手"为组合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同时,主室台基前壁绘本生故事,券顶贴塑千佛,地坪上绘有山岳、莲花、大海和摩尼珠等,与主尊像一起构成礼拜千手观音的庄严空间.千手观音和须弥山、末世图景的组合是本窟题材布局的鲜明特色.
宴饮活动承载着各种社会功能和礼俗文化,唐五代时期敦煌宴饮活动频繁,宴饮活动扩展了敦煌民众的人际交往,是民众欢娱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礼贯穿于宴饮活动始终,宴饮称谓、宴请帖、宴饮场合的规范、宴饮结束的答谢等皆体现着礼,主要包括主客礼让致敬之礼、长幼尊卑之礼,宴饮活动对礼的推行有助于教化社会.归义军节度使利用宴饮活动宣传施政理念、拉近与僚属及百姓的关系,宴饮是节度使维护政治秩序、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出土于吐鲁番台藏塔佛教遗址的"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为咸亨二年至仪凤三年之间的西州都督府仓曹案,记录了西州非赋税收入敕借本、别本、官奴婢、碾磑等征利情况及执行中的问题.文书虽然很短并残缺不全,但反映了唐代官本放贷(敕借本、别本)及公廨本钱(公廨正本、社本)构成体系、典吏捉钱制度、碾磑经营及咸亨元年差兵及于杂任的军事制度变化,为唐代政治、经济制度及西域军事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敦煌藏经洞文献面世以后,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百多年来,整理研究成果极为丰厚.就浙江学人而言,早在1959年,蒋礼鸿先生就出版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94年,又领衔主编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20世纪80年代,郭在贻先生带领他的两位高足张涌泉、黄征,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最终出版了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张涌泉著《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第1版,2015年第2版)、黄征著《敦煌俗字典》(2005年第1版,2019年第2版)等著作.其他各地学者有关敦煌文献字词考释的著作和论文亦不胜枚举.
唐代长安宫禁城门钥匙并非由城门郎统管,而是呈现出"两轴六区三系统"的格局.这样的钥匙管理体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实践,通过区域的划分、专职人员的设置来保证长安城内特别是宫城内人员的安全.
《范词墓志》中记载志主范词曾因"吐蕃侵犯西疆"而跟随萧嗣业"扬兵王河",并最终取得"获首领一人,并军资器械等"的功绩.通过对《范词墓志》关于此次唐蕃战争记载的考证,可知范词所参与的应当是咸亨四年萧嗣业的西域行军,从而为进一步探讨萧嗣业咸亨四年行军的具体内容以及咸亨年间吐蕃在西域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最终可发现,唐朝此次行军曾在于阗地区与吐蕃发生过交战,并使得西域再次划归唐朝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