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于1900-1901年在中国新疆进行第一次中亚考察后,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并专门通过了第3号决议案.第3号决议案感谢委派斯坦因进行考察的印度总督寇松及印度政府,也感谢为斯坦因考察提供帮助的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马继业、中国新疆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于阗县知县韩瑶光、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等人.本文对第3号决议案出台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对斯坦因与潘震、韩瑶光等官员的交流过程进行了还原.本文认为,第3号决议案的主要目的,是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做铺垫.本文还认为,在近代中亚考古学、丝绸之路考古学、广义敦煌学等学科分支的起源过程中,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体系及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曾起过推波助澜作用.
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的第一位教员,也即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王家彦于1902年以"大挑知县"身份来甘肃为官,于1902-1903年署任平远县知县,于1903年担任甘肃乡试帘官,于1903-1905年出任甘州厘金委员,于1905-1907年转任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于1907年3-7月署任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主政敦煌县期间,奉命接待到访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却因监管不力和渎职等因,导致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物劫运出境.王家彦在处理敦煌县农民抗粮运动过程中手法过激,最终酿成1907年敦煌民变.王家彦被调离敦煌后,于1908年弃官从教,参与创建甘肃法政学堂,并于1909年1月被任命为主讲律例和宪法的首位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家彦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邀,署任新疆省内务司长,终因积劳成疾,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逝.
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于1898年委托法国碑铭学院在越南设立"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后仿照碑铭学院于1846年创建"雅典法兰西学院"、于1875年创建"罗马法兰西学院"的先例,于1900年将"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改组为"远东法兰西学院".伯希和于1899年参加"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于1901年被任命为远东法兰西学院首任汉语文教授,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伯希和任职远东法兰西学院期间,对方兴未艾的国际中亚考察运动产生了兴趣,于1904年参与组建由碑铭学院嘉尔业基金资助的法国中亚考察团,于1906-1908年率团赴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古学考察,劫获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西北文物.伯希和结束中亚考察后,于1908年12月返回远东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5月最终调离远东法兰西学院.本文对伯希和组建中亚考察团之前在远东法兰西学院的活动进行梳理,揭示伯希和中亚考察团学术背景的一个侧面.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3-10月在甘肃省考察,于1907年3-6月在敦煌县考古.其间,陕甘总督升允曾三令五申,督促敦煌县知县王家彦等地方官阻止斯坦因从事考古挖掘工作.1907年4月,肃州镇总兵柴洪山根据王家彦的报告,向升允电禀斯坦因在敦煌擅自挖掘文物的事情.升允接电后,除致电要求王家彦等阻止斯坦因考古外,还致电清外务部,要求"照会英使,转电止挖,以符条约,而免别生枝节".清外务部于1907年5月中旬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请设法电阻斯坦因从事考古挖掘.但由于敦煌县局势紧张、王家彦等地方官渎职等原因,升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斯坦因不仅在敦煌各地进行了有系统的挖掘,还在莫高窟考古,数次与王圆禄进行秘密交易,最终将大批藏经洞文物劫运出境.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6年首创、于1877年刊布德语词组“丝绸之路”后,其英译形式出现于1877年.但法译形式究竟出现于何时,是“丝绸之路”概念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认为,李希霍芬的师兄、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于1881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6卷“俄罗斯亚洲部分编”、于1882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东亚编”,应是最早使用“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地理学文献.两卷中共4次出现“丝绸之路”词组的标准法译形式route de la Soie,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出现的一组“丝绸之路”标准法译本.据此可知,最早将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翻译成法文的法国人应为雷克吕,“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起源时间可确定在1881年.
作者于1989年、1995年在英国搜寻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但只发现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未找到其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的原件.本文根据2002年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发现的一幅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照片,对这份护照的历次还原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并提供一份比较准确的录文文本.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5月5日在柏林地理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关于直到基督教纪元2世纪为止的中亚丝绸之路》,刊登于《柏林地理学会纪要》第4卷第5、6期(1877年5-6月号)合刊上,其中至少13次使用了德语词组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单数形式)或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复数形式).1877年9月13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第16卷第411期“札记”栏中,介绍李希霍芬论文时说,该文“论述直到我们纪元2世纪为止的中亚丝绸之路(Central Asiatic silk routes up to the second century of our era)”.该文将李希霍芬原文标题中使用的德语词组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复数形式)翻译成了英文词组silk routes(“丝绸之路”复数形式),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丝绸之路”标准英译本,是“丝绸之路”各种英译形式的源头.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6年用德语首创“丝绸之路”词组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各种语言中陆续出现该词组的对应翻译形式,其中英译形式出现最早,法译形式紧随其后.本文从法语文献中检出4种与“丝绸之路”法译形式有关的论著:(1)法国地理学家佛鲁德瓦于1894年在法国《地理学年鉴》上发表短文《在中亚的欧洲人探险活动》,其中提到“古代的丝绸商路”;(2)法国东方学家卡洪于1896年出版《亚洲历史导论》,其中至少4次出现“丝绸之路”的标准法译形式;(3)法国地理学家波里奥克斯于1898年在法国《里昂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欧洲人在中亚并前往赛里斯国(即中国北部)的最初旅行》一文,法国地理学家加卢瓦于1899年在《地理学年鉴》上评论该文,其中提到“这条道路便是丝绸之路”;(4)法国地理学家兹莫曼于1901年在《地理学年鉴》上发表评论文《保宁先生横穿中亚的旅行》,其中提到“古代丝绸之路”.这4种文献反映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虽不是最早的法译本,但从“丝绸之路学”研究史的角度看,应排入“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本序列.
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根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原始档案资料,对斯坦因秘书蒋孝琬于1908年在新疆和阗为斯坦因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318件汉文文献编写纸条目录的全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蒋孝琬目录"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个目录,也是中国人最早为敦煌文献编写的目录.虽然该目录在收录文献数量和编目质量上均显不足,但在敦煌考古学术史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蒋孝琬目录"后来去向不明,本文呼吁英国敦煌文物收藏界应尽早寻找到这份目录的下落.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与北京学界有过学术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北京学界为了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曾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但由于史料缺乏、混乱,关于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长期存在着争议和未解之谜.此文依据最近刊布的几条新资料,对作者以前曾探讨过的相关事件主要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确证了北京学界于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等日期的正确性,确定了公宴参加者“宾主廿四人”中19人的姓名,并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英国牛津大学是近代欧洲东方学重镇,其梵语研究乃至整个印度学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佛教研究于19世纪初兴起后,牛津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很快与中国学研究相结合,在梵语、汉语佛教文献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本文以近代国际东方学的发展为背景,揭示了佛教研究在19世纪牛津大学印度学学科体系中的成长脉络.本文还探讨了牛津大学印度学家威尔逊、缪勒等人介绍中国西行求法高僧游记、推动在华寻找梵语原典等活动.
锁阳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14年6月22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后,有关锁阳城遗址考古史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斯坦因是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奠基人,他于1907年6月第一次在锁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学调查,其观察结果应为锁阳城遗址考古史的基础.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于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活动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其报告书《契丹沙漠废墟》和《塞林底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部著作都没有提供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具体日期和细节.本文作者主要依据英藏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等材料,对斯坦因在锁阳城遗址考古的前后过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揭示了斯坦因锁阳城遗址考古的时间顺序和工作经过.
On the basis of Aurel Stein’s papers preserved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this article goe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Stein’s purchase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t Dunhuang in 1914 during his Third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While staying in the town of Dunhuang, Stein bought 21 rolls on April 1 from an anonymous ped-dler and another 25 rolls from the same peddler on April 2. While staying at the Mogao Caves ( Chien-fo-tung), Stein made a bargain with Wang Yuanlu that he would pay 500 taels of silver for 600 rolls. As Stein in-sisted on using silver from Aktanga, he had to pay 600 taels with an additional sum of 33 taels for melting losses. Owing to Li Ssu-yieh’s negligence in counting the rolls Stein actually received 570, and bought a final total of 616 roll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t Dunhuang in April 1914.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中,法显《佛国记》是最早受到欧洲学术界关注的一部书.旅法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于1816年开始法译《佛国记》,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30年开始法译《佛国记》,但他们生前都未能完成翻译工作.法国汉学家兰德瑞瑟于1835年接手克拉普洛特和雷慕沙的未竟译稿,在此基础上继续翻译,并在法国印度学家布尔诺夫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今年是欧洲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200周年纪念,也是《佛国记》第一个西译本问世180周年纪念,本文简述《佛国记》法译本的翻译背景及过程,以示纪念.
近代中国考古史上最具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当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古代文献、绘画品和其他文物,在发现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导致国际东方学研究的面貌在20世纪焕然一新.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Cave 17) is composed of circ. 230 bundles which were purchased secretly by Stein at distant Anxi (now Guazhou) in early October, 1907.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acquired in this third batch of manuscripts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a total of circ. 140 -150 bundles, purchased secretly by Stein at the Mogao Grottoes respectively on 28 May and 6 June, 1907. Researchers on the origin of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have so far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ly on Stein’s purchasing activities during his stay in the Mogao Grottoes from 21 May to 12 June, 1907. On the basis of some of Stein’s personal papers preserved in Oxford, this article deals especiall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Stein’s third secret purchase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t Anxi in early October, 1907 as well as the smuggling procedures subsequently used to secure them.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