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清代台湾的"番银"又泛称本洋、双柱、柱洋、佛洋、佛头、佛面、佛银、佛面银、佛头银等,本质既有西班牙银元,也有荷兰里尔币,为一种银质硬币通货.此银元于明清之际通过国际贸易,逐步流入东亚各地,是最具代表性的商贸交易银币之一.由"番银"字面析之,不难理解是指当时洋人所用钱币;但于明清之际的台湾同时也具备特殊文化意涵[1],泛称台湾原住民(平埔族)习惯通行之货币.台湾岛钱币的使用情况,若溯及源头,在今台湾北部八里一带的十三行史前文化中,曾陆续挖掘出早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北宋的太平通宝等,说明十三行遗址的史前居民已有和汉人交流的迹象[2],反映出两岸关系自古渊源连结.
学术界一般认为,德意志近代史启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止于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后期(16世纪初-1806)、德意志联盟时期(1807-1870)和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与此相关钱币300余枚,自成体系.一方面,涵盖了德意志近代史的三大时期,仿佛时间的经线;另一方面,由各个时期的世俗邦国、教会邦国和城市等数十个政治实体所造,宛若空间的纬线,编织出了一幅跌宕起伏的德意志近代史画卷.
山东昌邑辛置墓地墓葬资料丰富,特别是系统发掘的一百余座明清墓葬,为研究该时期鲁北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其成果皆收录在《昌邑辛置——2010～2013年墓葬发掘报告》[1](以下简称《报告》)一书中.以往山东地区的考古资料对明清时期墓葬的重视程度有限,能够公开发表者多是墓主有一定身份的较高等级墓葬.《报告》系统披露了一批明清时期中小型平民墓葬,为研究普通百姓的葬俗等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墓葬当中,铜钱占随葬品的比例相当之大,其中明代墓葬出土铜钱167枚,清代墓葬出土 264枚,包括唐代铜钱、宋代铜钱、金代铜钱、明代铜钱、清代制钱与铜元、日本铜钱等.
《钱神论》是西晋隐士鲁褒所写的一篇奇文.他通过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对话,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达官贵人对钱的热衷,抨击了拜金主义.魏晋时期是中国文人自我意识觉醒和人文精神兴起的重要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这一时期的奇人、奇事、奇文也特别多,既有嵇康、阮籍那样的离俗之名士,也有王徽之"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等奇事[2],亦不乏《列子·杨朱篇》所发出的及时行乐之空谷足音.而在这一时期的奇文中,鲁褒的《钱神论》以幽默谐谑、明褒暗贬的方式,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大谈金钱而闻名于世.据说,比鲁褒稍早的成公绥也写过《钱神论》,但后来失传了,有人认为鲁褒的《钱神论》部分剿袭了成公绥的内容.
中国钱币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高度重视红色金融历史的研究与展示,以红色货币为主线,先后在全国开展了数十场次的展览,尤其是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我馆在红色金融历史的宣传教育方面作了一系列工作,其中最为尽心竭力的便是原征集保管部主任、研究馆员王纪洁同志.最近,她的著作《赤币:红色钱袋子传奇》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读后令人印象深刻,特向广大读者作一推介.
19世纪以来,前辈学者对汉佉二体钱相关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研究的成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资料众多且分散等原因,缺乏完整的学术史总结.回顾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丰富汉佉二体钱的基础研究资料,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一 钱币自身研究 (一)铭文考释 1.19世纪 1897年,布兰克提出该钱币有佉卢文和汉文两种铭文,首次将汉文铭文识读为"半金"[1].1899年,拉考皮尔(Terriende Lacouperie)将大钱上的汉文铭文读作"钱重二两四铢",佉卢文铭文转释为 Mah ā rajasarajadirajasa[mahata?]sa[hara?]mayasa,并推测其为赫尔摩耶的名字;小钱上的汉文铭文读为"半金",后又改读为"六铢".在其后期研究中,又将大钱汉文铭文纠正为"金(?)重一两四铢(?)".
新疆地区自西汉时期纳入中央政府治理,其沟通欧亚的地缘关系始终牵动中原王朝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至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在当地推行一系列货币政策并铸行新货币,实施有效治理,是为边疆政策与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新疆地区的钱制与钱法,早在乾隆、嘉庆两朝《钦定大清会典》中便有相关记载.
201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西汉海昏侯家族墓园的探查和发掘工作,2014年完成了对海昏侯墓的发掘,2016年,发掘报告发表于《考古》杂志.海昏侯墓的发掘,对于钱币学和货币史学界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中金器的发现.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评说频出.
银两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和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银两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很长时期,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亚洲地区邻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国的币制演进也产生过重要作用[1].
第19届世界经济史大会(WEHC 2022,Paris)于2022年7月25-29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研究》学术活动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作为召集人成功申请,于巴黎当地时间7月27日主办专题学术小组讨论会第77小组《世界历史上纸币的理论与实践:四川交子发行千年纪念》(Paper Money in Practice and Theory in the World History——Millennium Memorial for Paper Money Initiation Jiaozi,Sichuan,China)的讨论.研讨小组由 12 名学者组成,除了6位中国学者,德佩罗(法)、万志英(美)、黑田明伸(日)、柿沼阳平(日)、邓钢(英)和卢荻(英)6位外籍教授参加了小组专题研讨.国内学者及两位英籍学者因疫情线上与会.
2018年7月,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镇丰阳村,在距离现地面最高处向下约2米的台地平面上挖到一个陶鬲,内藏空首布504枚.经三门峡市博物馆初步整理,这批空首布均为大型平肩弧足空首布,铸有铭文的计452枚,币文达91种之多,可以分为纪数字、纪干支、纪地名和纪名物等类别[1].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批窖藏中发现了四枚带有"安陽"铭文的空首布,系首次见到,现将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 文献综述 按照传统观念,收藏者一般将刀身磬折、明字扁平的明刀认为是晚期明刀.相比于早期、中期明刀,晚期明刀的背文种类更加丰富、体系更加规范.在晚期明刀背文体系的划分上,冯括将其按首字体系分为左与右、中、大(左与右)、外炉、行、戟、叠文、其他等八类[11.
先秦时期的货币形态各异,种类繁多,尤其是货币上的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随着收藏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伪品钱币也在增多,为了对钱币的真伪进行辨别,近年来国内的鉴定评级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几乎所有种类的钱币都可进行鉴定评级.
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汤阴惠安家园住宅小区的建设,对地处汤阴县城以北韩庄镇西苏庄村原村址的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墓葬合计770余座,绝大多数为汉墓.其中编号2QM236为一座长斜坡式墓道单砖室墓,该墓坐南朝北、整体刀把形,随葬陶器为罐、仓、灶等,时代为新莽至东汉初年.墓室内南北向并葬夫妻二人,西侧为男、东侧为女,在男性墓主骨架的左腰及肩部,清理出土契刀五百铜钱共5枚.
期待己久的《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面世了,拜读之余,深感是近年来钱币科技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是钱币科技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是这个大链条上不容忽视而且是熠熠生辉的一环,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上述领域独树一帜的科学技术,以及承载的中华文明特有的社会文化价值.
山东昌邑辛置墓地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代较长的墓地.2010-201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昌邑市博物馆等单位在此发掘了周代、汉代、明清时期的946座墓葬.其中汉代墓葬的数量达到791座,占绝大部分,为丰富鲁北地区汉代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相关资料已付梓出版(以下简称《报告》)[1].这批汉墓中,铜钱是最为常见的随葬品.《报告》中已就随葬铜钱的类型等信息进行了科学分析,但在个别方面亦有未尽之处,故作本文以求完善.
澳门收藏家陈耀光先生在澳门钱币学会2016年12月出版的《钱钞纵横》上发表《破译洪门致公堂贰圆券》一文.对上海五祖祠致公堂国币贰圆年费证券(图1)做了简单介绍.此券是2013年11月在天津宝坻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历代纸币展的展品,也是《第二届中国历代纸币展图集》第279页的实物,号码为No.13528,券面尺寸169×94mm,发行于民国十五年(1926).
乾隆六年(1741)七月,京师宝泉局匠役停炉,炉头与宝泉局监督进局劝阻均无功而返,停炉的一个多月后,为首匠役均被逮捕.这场停炉引发了乾隆帝的关注,而事件的起因正是两年前乾隆帝采纳了工部右侍郎韩光基的上奏,将下发京局的工料由铜钱改为白银.这场事件的背后,有哪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围绕着工料下发进行了哪些博弈?背后又体现出清代钱法管理的哪些弊病?这些问题尚未有专文进行探讨.
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西北的古板桥镇因港口而兴,鼎盛于唐宋时期.板桥镇遗址经过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集中出土了数十吨宋代铁钱,关于囤积这些钱币的用途众说纷纭.本文以这批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宋代货币财政走向、军制军费支出、国防战事和板桥镇经济军事地位等,对板桥镇遗址出土巨量宋代铁钱的用途进行研究分析,以期给国内多次集中出土的巨量宋代铜钱和铁钱研究提供一些启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