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溯求、价值追求和实践诉求等维度具有独特的文化蕴涵,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文化转型逻辑、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使命.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化进程的双向运动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第二个结合"为实践机理,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态塑造,标示了当代中华文明确证自身的全新文化价值体系.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创举,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延续中国传统文明体系的文化复兴,开辟了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文化理念的交往新路,提供了克服人类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文明图式.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确保国有企业紧跟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国有企业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引导国有企业培育特色企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国有企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仍存在四方面的挑战:在思想认识上,重经营、轻党建;在责任落实上,重形式、轻实效;在问责机制设置上,重过程、轻结果;在制度建设上,重约束、轻激励.鉴于此,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优化:一是彰显政治引领,在思想建设上突出"深"字;二是创新工作方法,在责任落实上,突出"实"字;三是重视常态长效,在问责机制设置上,突出"为"字;四是增强实用实效,在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这些优化路径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观念和制度是理解我国政策变迁的核心要素.基于"观念引领—制度框定"的分析框架,以农民工就业政策为案例,发现处在观念和制度张力之中的政策变迁经历着意义冲突、观念阐联和话语制度化三个阶段.意义冲突阶段,制度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策行动者采纳什么样的政策观念,进而造成不同政策之间的意义冲突,在关键时刻中央权威通过肯定引领性观念结束意义冲突,稳定了政策预期;观念阐联阶段,话语是论述政策变革必要性和软化制度的策略,观念充当粘合剂促成话语共同体,决策机制又推进了政策共识的形成;话语制度化阶段,观念嵌入政策设计并发挥持久影响,这一过程中制度抑制了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此,观念和制度的摩擦与融合保证了稳中求进的政策变迁秩序,展现出良好的国家治理效能.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举措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践中衍生出具有失范性、损害性、辐射性和隐蔽性的偏差现象.这主要表现为注重概念创造忽视务实行动、注重典型塑造忽视均衡发展、注重行政推动忽视内源式发展、注重短期绩效忽视可持续发展.基于"制度—环境—个体"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结构张力和软约束所构成的制度压力、府际竞争和联合避责而形成的交互影响、责任稀释和政绩竞赛所产生的行为偏好耦合于基层政府,形成驱动其偏差行为的机会场域和压力场域,促使其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实施偏差行为.规避乡村振兴偏差行为,需更加注重以系统思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组织协同优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容错机制促进干部积极作为.
社区公共服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组织是其中重要一环.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改进与社会组织的角色选择密切相关.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的角色,呈现出复杂性和适应性特征,但是学术界较少从动态视角探析社会组织角色与组织环境间的关系.结合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对M社会组织进行个案分析,我们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的角色是在环境选择的被动适应和组织选择的主动适应共同作用下,由"服务生产者"向"共同缔造者"演变.作为"共同缔造者"的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创新,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理论上的求索与实践中的建设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何具有引领力这个元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是指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内蕴的人民性、真实性和科学性所生成的对人民的一种指引、推动和感召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元问题的探讨,一方面需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出发,明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属性与引领力生成之间的关系,即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的程度性要素、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的动力性要素、科学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生成的方向性要素.
淄博烧烤现象级传播的背后离不开深度媒介化条件下的舆论引导与文化浸润.从以"吃文化"为主体的海量信息汇聚到以"城市文化"为内核的媒介话语转换,实现了淄博烧烤从具象化传播到概念化传播的升级,赋予了淄博烧烤进行文化引流和内涵再造的新动能.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的梳理,发现淄博烧烤火爆出圈是从民间自发到官民协同、从群体期待到情感共鸣、从社交型关系到共识型关系、从个体传播到全民参与、从认知层面到示范作用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发扬城市文化底蕴、加强网络价值引领、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因此,我们要充分把握淄博烧烤在媒介传播中从"吃文化"向"城市文化"转变的动因与本质,不断加强内功建设,将文化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源头活水和根本力量.
历史主动精神是党百年奋斗形成的精神力量,贯穿于党的精神谱系.它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动力、以百年奋斗取得的历史成就为现实基础.历史主动精神是党领导一切的核心精神,是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精神,是党敢于斗争的担当精神.传承弘扬历史主动精神,需要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走好中国道路,勇担满足人民需求的历史使命.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创造伟大奇迹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20世纪后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兴起,形成了集制度流派、文化流派、系统流派为一体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制度流派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以客观主义视角来审视风险社会,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风险呈现出"脱域"的特征.文化流派以道格拉斯和拉什为代表,将关注点聚焦到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上,形成了以风险文化为视角的风险意识探究路径.系统流派以卢曼为代表,该流派理论的意义在于社会的构建性,其核心在于对社会现象、社会运作的观察.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其理论建构于个人主义之上并且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其理论自身具有反现代性特征.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借鉴吸收,要在深刻审思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扬弃.
随着基层党组织和行政治理单元的下沉,村规民约也随之下沉,衍生出新的形态——村塆民约.村塆民约承继了村规民约的地域性、自发性与义务性、内生性与传承性的特征.以嘉鱼县村塆民约的实践为案例,发现作为治理创新载体的村塆民约具有全面贯彻党建引领方针、明确制定主体资格、内容与时俱进、话语通俗易懂、村塆说事形式多样的时代特色;村塆民约有效展示了传承传统美德、引导教化功能的德治属性,凸显了行为规制、拾遗补缺、普法宣传和化解纠纷的法治功能,兼顾了程序和实体的自治功能,强化了村民参与自治的主体作用,并且引导了社会力量参与自治,实现了"三治"理论与乡村治理实践的深度契合.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厘清分配正义、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内在统一性,系统阐析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所指的分配正义是一种相对的,基于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的正义,对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党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石,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完善三次分配制度,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分配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美好精神生活的基本样态可以概括为自由与创造、审美与超越、闲暇与休闲三个向度,是现代精神生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对美好精神生活追求有其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价值逻辑.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构建美好精神生活应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大关系中展开,在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及类本质复归的基础上探寻精神生活的超越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制度的有效性及其执行的高效性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显著标志.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内在地通过良善的制度转化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表达出来.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相应的条件,制度结构体系方面既需要完善纵向制度结构体系,规避"木桶效应",又需要健全横向制度结构体系,克服"拖累效应";制度执行能力方面需要坚定制度自信、坚守制度立场、坚持制度督查,增强制度执行能力,提升治理效能;制度运行机制方面需要创新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与评价机制,通过制度之治不断推动"中国之制"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效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开展了热烈研讨,产生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也出现了一定的曲解与误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在1875-1894年间涉及"跨越"设想的经典文本资料,梳理出"跨越"设想的具体内涵与真实意蕴是,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必须同时满足实现"跨越"的条件.事实上,19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现实性上基本丧失了"跨越"的条件,由此厘清的"跨越"设想的精神实质对当下的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实证性的历史考察文献,恩格斯通过社会调查研究和资料引证,揭露了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即住宅条件恶劣、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工人饮食条件差、精神萎靡不振,这些都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的.恩格斯认为,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间激烈的竞争加剧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穷.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恩格斯关于英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本刊特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聚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主题,征集和刊发系列学术文章,希望来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公共管理、党史党建等学科进行专业研究或融合研究.欢迎广大作者、读者惠赐佳作.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各有侧重,并且有其生成逻辑.前者侧重于金融风险、公共卫生和大数据风险治理,其生成逻辑在于紧随国家治理的转型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后者则侧重于气候变化、社会脆弱性和公众风险感知,其生成逻辑在于回应社会风险的全球性挑战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诉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有同有异.其相同点表现为国内外的研究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其相异点表现为国内的研究着力于疫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基层社会治理系统的冲击以及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而国外的研究则着力于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和社交媒体对疫情防控产生的影响.未来研究的建议是密切跟踪国内外基层政府社会风险防控的生动实践,提炼中国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协力防控公共卫生风险的成功经验;秉持防控并举、以防为先理念,探究基层社会风险"全流程"防控策略;加强量化分析,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变革"单打独斗"的研究范式,倡行跨学科跨部门协同攻关.
文化馆"免费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其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定位更加聚焦,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是不少基层文化馆仍然存在服务供需链接不畅,履行服务职责效能不高的现象.基层文化馆亟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和效能提升.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基层文化馆所有工作的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关注群众主体性.随着社会转型,人民群众主体性呈现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双重特征,两者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其平衡点和连接点在于生活化.生活化正成为基层文化馆贯彻国家公共文化政策、服务人民群众的关键.生活化理念和导向为人民群众主体性呈现提供了可能条件,生活化的文化实践为人民群众主体性有机嵌入文化馆开辟了可能路径.概而言之,生活化增强了文化馆对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嗅探能力和回应能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更加顺畅,提升基层文化惠民质量和效能,提供文化馆创新创造不竭源泉,激发基层文化活力,凝聚人心、汇聚民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感官刺激、意象建构、具身带入是美国好莱坞电影"视觉殖民"意识形态的三种典型运作逻辑.在电影"视觉框架"下,文化的商品属性掩盖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为对观众心理与精神的控制,呈现出眼见为实的"视觉殖民"现象.在意识形态与电影剧情叙述的张力之间,美国意识形态得到了好莱坞电影技术的辩证维护,并借由好莱坞成熟的技术和推销模式,实现了潜移默化地向观众推销的目的.因此,深刻揭露和批判好莱坞电影意识形态的运作逻辑,有助于认清美国文化霸权的本质,切实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精神生活不仅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征.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活异化境况的批判,马克思重塑了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即精神生活是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确证、占有并享受自身存在本质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将精神生活置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去重新理解,阐发了精神生活的客观性、能动性、社会性以及人民性的特质,打破了西方哲学对于精神生活的抽象理解.这不仅为我们有效应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复杂影响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为有效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