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现代",存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基本进路.人文科学不仅与"现代"同时发生或出场,也成为论及"现代"蔚为大观的学术体系.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是一种倾向于事实描述、比较分析、总体肯定的进路;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一方面力图给人们展示一幅真实且准确的现代画面,另一方面则仿照自然科学对现代进行数学化或数字化的描述分析.两者相依而立,分别促成了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大理论与小理论传统."现代"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利弊相伴而生.仅就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来看,需要合理校正与反思超越.藉此,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不仅促使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而且促使社会科学再次与人文科学进路接榫.
返本开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现有研究已经从学科、范式等视角,较为系统总结了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时代议题如何因应实践需求进行自我更新,同样是思考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节律.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了从现代建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学科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既展现了政治学自身的理论关切和独特的知识建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始终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相互给予.中国政治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并逐渐构建起回答中国之问、开展国际对话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应该更加自觉地回应时代要求,在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中建构学科自主性.
In Weberian bureaucratic theory, bureaucratization refers to the shift of administrative mode from particularism to universalism. Weber posited that the equalization of differences can drive the bureaucratization process. However, when he discussed the notion of rational bureaucracy, he selected Prussia with absolutist rule as an example rather than England which possessed greater political equality and maintained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leading to a seeming “theory-case mismatch.”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mismatch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uncovering the implicit conditions of bureaucratization in Weber’s the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maintaining bureaucracy. Ultimately, this paper off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eber’s bureaucratic theory by synthesizing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and bureaucratization and inspiring further exploration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一 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开启了文学史新阶段,更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环境中迎来并进入了新媒介文学生产时代.新媒介带来的文学史新变,在技术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决定了、也直接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现实宏观生态面貌.新媒介文学生产的新现实是对传统现实观念的一种新拓和重新定义,其文学观的根本要义是将虚拟现实的真实性含义纳入新世纪、新时代的文学现实观念中;线上云端的现实也是脚踏实地的真实现实.
通过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揭示古希腊人智慧观念的起源,展示古希腊哲学家建构明智德性论的过程.智慧和明智等词汇在荷马史诗等文献中有相关踪迹,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的智慧观念具有双重内涵,即知识意义上的智慧和道德意义上的明智.到了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智慧和明智的观念经过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众多哲人的反复提炼,形成认识论的知识概念和伦理学的明智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思辨的智慧与道德实践的智慧,前者要求有直观的理性和第一因的严格知识,体现于思辨科学中;后者就是明智或审慎的道德品质,表示过度的小心与鲁莽之间的中庸之道,与生活实践的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建构了明智德性论,作为其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
近十年来,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创办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刊发了大量素人作者书写的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被媒体称为素人写作.素人写作以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经验、写作者的自我形象、晓畅真挚的表达风格、新媒体传播方式,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本文以素人写作中具有较大社会关注度的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分析了两位素人作者作品中"真人真事"自述的特质,文学表达上借鉴和融合纯文学的方法,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自我形象塑造中表达出社会底层劳动者独特的经验、美学形式和思想谱系.素人写作在新媒体时代融贯了启蒙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实现了对社会问题和"众声"的表达,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文献的基层基础.
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进行通则性和特殊性解释的权衡?通过对机制因果和反事实分析主导下的方法论探索,归纳出基于过程与情境两种透视复杂现实世界的因果推断策略.在过程策略下,质性研究通过关键证据、长链分析等方式串联理论与研究对象.而在情境策略下,量化研究借助对干预机制、中介过程及未来状态的分析识别因果关系的核心效应.沿着过程和情境两种策略,社会科学经验研究能够形成证据与假设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达成面向现实情形的特殊性因果解释.在这一预设下,借助费孝通《云南三村》与《江村经济》的研究,呈现过程和情境的因果推断策略如何应用于现实分析之中,以启发学者认知新方法潮流下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六朝时,绘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开始兴盛,对画家的品评也逐渐丰富.顾恺之与陆探微具有间接的师承关系,画史中以多种文本、不同角度展现了对顾恺之与陆探微的推崇,这是人们对于六朝时期书画家生活的最有力记述.将史料记载与后世摹本对照,可以梳理出"传神写照"自顾恺之到陆探微的发展脉络.书画家得到画史公认的成功,不仅仅需要精湛的画艺,还来自社会群体对他的接受与认同.画史中的叙事无关历史的真实,或对某一事件的适当取舍,其原则取决于记述者的需求.在社会群体的共同建构下,画家的名声不断提升,最终流传后世.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大重大变化:(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连坐亦称株连,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的制度,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种基本形式.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里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它们分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邻里,以及个人与同僚的关系.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集体处罚,它是君主专制的伴生物和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的重大威胁.更进一步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它清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
如何描述作者"翻空"的作品想象转化为征实的文字,是困扰明清之前文论家的大难题.陆机《文赋》先用隐晦的比喻来形容行文的动势,结尾时又忽然描述灵感驱动行文的状况,但始终未能打通翻空的想象和征实的书写的关系.刘勰虽然意识到神思最终还得落实到文章构造,故列出成文之"三准",但却没法阐明神思与三准实施的关系.到了唐代,王昌龄别出心裁,一方面妙用源自书论、动态的"意"描述作者在成文阶段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又用名词性的"意"来代称作品的情感内容,并将此"意"与景物的互动视为连缀文字的原则.明清论意者则沿着王昌龄所开辟的路径,致力于用灵动飞扬的"意"来贯穿统摄作品书写的所有层次,从虚至实,对"意"神妙的气势、意与成文模式、意与文章结构、意与炼情、意与求意取象、意与遣词造句作出极为精辟的阐述.同时,他们还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作出总结,深入探究讨论意与诗法辩证互动,让后者从死法变为活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清文论家解决了描述想象转变为文字过程的难题,从而使古代创作论变得更加宽阔和完整.
汉语-思想秩序乃是当今汉语哲学一个问题丛生、内容丰富且极具基础重要性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展现为富有成效的方法.从此入手并以此为纲对上古汉语思想的重新考察,澄清和追复了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及其两大组成部分即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通过分析和追溯上古汉语神灵系统核心词语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梳理出相应的观念秩序以及这种秩序的变动,揭示了上古汉语思想的主体结构及其变化大势.顾颉刚否认神灵系统为贯穿上古汉语思想的根本因素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支柱,其原因在于缺乏清楚地认识汉语-思想秩序的约束性的有效方法;余英时对上古汉语人神关系以及"绝地天通"的错误判断,亦缘于其失当的方法和模式无法全面地理解上古汉语的词语-思想-社会秩序的直接关联,无法中肯地把握上古汉语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的最终指归.
Bobo’ s historical narration has been consistent since the years of Longsheng（407-413） and Fengxiang（413-418）, which is not the result of the compilation of Xia imperial court’s history in the years of Zhenxing（419-425）.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identity of “ Da Yu’ s descendants” and the regional identity of “ moving northward to You and Shuo”, Bobo crea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 Xia Dynasty-You Shuo” which coexisted with Yin, Zhou, Qin,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embodi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in time as the spatial opposition between You Shuo and Yong Yu. Based on the spa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Jingbei and Lingbei, which is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obo us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Xia Dynasty-You Shuo” to unite the people of Lingbei. In addi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 moving northward to You and Shuo” and Tongwan capital were rela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city, Bobo’s political power was endowed with the legitimacy of surpassing Zhou,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However, the historical view opposite to Yong Yu created the dual pattern of“Capital of the North” and “Southern Government” after occupying Guanzhong, which evolved into the chaos of Prince helianruo in the six years of Zhenx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tarted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extermination of Xia Regime.
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新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老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心理视角来诠释一些经济现象,但缺乏完整的独立的理论逻辑体系.现代行为经济学看似源于老行为经济学,却和其存在本质的区别.现代行为经济学继承了老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视角的分析和相关的思想,但同时又不排斥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引入人的社会性,从有限理性假定出发,构建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理性和人性的假定不同,也就意味着理论内核出现了本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行为经济学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新范式,同时又兼容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能够对现有的经济学分支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变革的关键原因.
法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2009-2018年间总体处于稳步上升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期.这期间法学学科的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优秀研究成果的社会关注度和学术影响力显著提高.法学研究整体上超越了立法建议式、域外法介绍式的早期研究范式,精细化、体系化的深度研究成果日益普遍,立足中国问题的解释论研究范式渐成主流.法学内部众多二级学科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个别二级学科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呈现出差异化竞争的态势.在学术研究主题上,法学研究紧跟立法规划,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回应性研究和立足中国问题的研究渐成气候.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法学内部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法学学科将会深度关注中国问题,探索法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的互动融合.
劳动塑形物品所获得的使用价值的物性方面,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只是当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它成为交换价值关系的物质基础时,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种劳动对象化在物品上的人与自然的需要-效用关系,转向与此相同关系交换的另一种人与人的物品所有权变易关系,这是马克思后来经常指认的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的缘起.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现实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第三物——货币.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而当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万能的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时,这就是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 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一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在清代,道府选任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除分别繁简,划分官缺等级,更是订立请训制度,递折觐见,君臣面对面地问答交流.在此过程中,道府依次与吏部官员、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太监、皇帝(和皇太后)等交流互动,构筑起集事件、人物、行为、空间、时间为一体的生动的"舞台剧".观看"前台",透视"幕后",不仅可以填补官方记载和行政运作的间隙,还能强化官员召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而其间产生的皇帝朱批和官员记忆,为后人观察清朝国家治理和政务运行提供了重要素材.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朱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记忆有增删、修饰之处,利用时需要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