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基层组织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团结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力量。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发挥其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载体效能，通过加强党的领导、筑牢法治保障基础和坚持人民至上，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于基层，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热情，是促进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
我国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具有自我身份意识、集体行动身份意识以及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各类身份意识是网络群体互动的核心要义。互动仪式理论与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它表现为网络空间互动仪式主要以国家情境性事件为媒介，通过触发情感转向激发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空间互动仪式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演进、传播的一般性生成机制。在实际案例中，一般性生成机制能解释“国家建构型”“亚文化群体型”和“国家突发型”三种常见事件类型。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通过常态化的网络互动引导、理性认知的情感动员与制度规约，以及统一化的身份符号建构等路径予以回应。
本文以语言服务理论为背景，基于语言服务与民族文化译介在服务范围、服务目标、服务要素、服务环节的相通性，结合湘西地区民族文化译介现状，从语言服务的产业属性、研究动向及发展前景出发，提出通过统筹语言服务规划、改善语言服务环境、健全语言服务机制推动民族文化译介进步的策略，旨在为湘西地区民族文化译介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由流官主持编修的方志以地方官绅的视角叙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同治版与民国版《咸丰县志》都通过“礼仪标识”书写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即从典礼仪式的叙述、“旌表”标识的凸显、风俗教化的书写、节日礼仪的涵化四个方面叙述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从对王朝历史的强调、以地名标识书写归附、以权力标识书写规训三个方面叙述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方志文本关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书写，是地方官绅、民众凝聚共识的文化实践，体现了地域社会的中华民族认同从“自在”到“自觉”的社会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具有超越时空的延展性和稳定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成为普遍追求。近年来，民族地区扎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生态化实践，以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实践为抓手，推动了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转型发展。本文从民族地区生态和经济耦合发展以及生态实践的逻辑出发，探寻民族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明确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以生态、产品和价值三者的辩证关系为中心，构建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赋值框架。在全面总结民族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经验基础上，从一体谋划，强化服务，构建多层次、差异化路径等方面提出了民族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逻辑。
民瑶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从高山瑶分化出的次级群体，与汉族有着特殊的族际互动。文章实地调研了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境内历史悠久的“四大民瑶”传统村落，认为民瑶传统建筑形制是明、清时期汉、瑶两族文化互文建构、融合共生的结果。在实践中，民瑶群体吸收了汉族更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其传统建筑相比高山瑶更侧重于通过对周边汉族群体的模仿，展示出紧凑、守序的整体形制。作为封建时代山地族群“尽遵王制”文化认同的具体实践方式，民瑶传统建筑实质是封建社会末期南方山地民族逐渐形成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格局的物质见证者。
在明清不断加强对内在边疆治理的背景下，广西很多瑶壮族群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系统，通过编户入籍，瑶壮族群由“生蛮”转变为熟瑶、熟壮，并在赋役制度方面逐步与民户趋于一致。又因文教普及政策的推行，瑶壮族群风俗、习性随之改变；加之瑶壮族群中通过就学、应试，走传统中国社会通过科举晋升道路而被授予精英地位的人不断涌现，因而这些编入户籍、赋役与民趋同，且接受文教熏陶的瑶壮族群逐渐被视为“与民无异”。最后，通过人口统计和汇总制度，那些被官方视为“向化”的瑶壮族群被统计和汇总为民户的人口数据，由此实现了官方对瑶壮族群由“熟户”向“民户”转变的制度确认。概言之，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的演变过程就是瑶壮族群逐步与民户一体化的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
在中原地区庙学兴盛的唐时，湘西尚无庙学。湘西庙学发展时间晚，数量少，分布地区窄小有限。改土归流前，湘西庙学主要集中分布于泸溪和凤凰两县。改土归流将湘西民族地区正式纳入国家直接管控的统治体系之中，逐渐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在流官统治的100余年里，湘西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空间分布覆盖到湘西全境。湘西庙学对于推进儒家文化共相的构建、唤起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大意义。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系列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显著政策效果，对该政策的变迁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政策供给，将政策供给划分为探索与肇端、制度与发展、改革与推进三个阶段。随后借助经修正的多源流理论，对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进行分析，清晰阐述政策变迁的缘由。研究发现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影响着民族政策变迁的原则、目标和方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政策价值已由“多元”转向“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大的聚合作用。廉希宪的儒家信仰与其“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紧密相联，这种践行一方面与廉希宪坚定的孔孟信仰和推崇复三代之治的儒学理想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元儒的道统思想紧密相联，特别是与许衡、郝经等基于儒家道统思想倡导的“用贤图治”“敬天勤民”“行道济时”，以及“以身任道”“康济斯民”等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范畴紧密切合。同时，应该指出，廉希宪这种践行方式与元代高昌世族内迁，接受中原儒学息息相关。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入，大量的高昌世族纷纷与汉地各族通婚，并形成了一个个“夷夏命运共同体家庭组合”，这可能是影响廉希宪以儒学践行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
20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题是分类、源流、关系、融合，形成“民族—文化实体”的理论范式。20世纪末以来，以现代民族对接古代人群的做法受到质疑，六朝民族史领域对政治属性的重视超过了文化特征，产生“政治—地域实体”的研究趋向。无论“民族—文化实体”还是“政治—地域实体”，这两种范式的理论根基均是来自西方舶来品，与中国古史记载的“族类”不尽吻合。“政治—地域实体论”有助于克服“分类—溯源”体系带来的矛盾，厘清六朝南方族群共同的本质，然而笼罩在共性话语中的个性却被忽视了。族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关系与演变，是复杂的观念史问题，反映了华夏统治的区域差异及由此造成的族群分类，这一思考或可成为中古民族史研究新的方向。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真实再造”活动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警惕在发展乡村旅游业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形神分离、农旅关系失序、贫富分化扩大等现象，这些现象对乡村文化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乡村组织振兴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应进一步明确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如何开展“真实再造”、如何甄选“真实再造”方案、“真实再造”如何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等问题。首先，应当规范乡村旅游地“真实再造”活动，确保文化移植活动的全过程性；其次，要以农旅融合发展为核心选择具有文化相似性、产业互补性、资源匹配性的“真实再造”方案；最后，要与“真实再造”同步建立文化与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旅游地村民的权益保障。
武陵山作为西南与中原、边疆与内地的重要联结区域，不同文化在此空间中接触、互化与融合，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富矿区。在“中心-边缘”和“走廊-通道”等理论视角研究下，武陵山地区的“中间特质”及其文化上的复合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从“中间地带”这一理论概念理解武陵山区，不仅有助于打破自然地理上的阻隔、行政边界的限制和文化上的区隔，也利于对前人理论进行综合与提升，进而更好地解读这一区域的人群历史记忆、文化复合状态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的重要举措。肇始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其历史演进与国家推动密切相关。在理论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国家整合的诉求表达和实践效应，并凝聚着民族团结、社会团结、整体团结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团结性整合”的国家政策。在实践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呈现出以党和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一核多元”主体构造特征，并通过政府间整合、行政吸纳社会、政党统合全局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整合能力，进而实现政策期望。“团结性整合”的逻辑阐释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理论拓补与政策完善提供一个新视角。
族谱是书写族群共同记忆的文化实践，湖南桃源回族在其编修的族谱中将英雄祖先的事迹、军事移民的历史、忠孝爱国的价值理念融入族谱的叙事表达中，呈现家族肩负国家使命迁居到湖南军事要地常德的漫长历史，将地域生活实际和家族历史变迁紧密相连，表达家国命运同构的价值取向，弘扬中华民族的忠孝爱国精神。通过守望相助的民族互嵌叙事，体现多民族互嵌地区回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生活图景。研究桃源回族族谱的叙事体例、叙事动力和叙事情节，呈现回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通过族谱叙事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逻辑，展现少数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文物是实证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重要一环，是展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载体，是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重要物证，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看，当前广西仍存在县级博物馆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物的常态化搜集、市级以上博物馆缺乏征集古代民族文物的意识、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在征集过程中运用不充分、各级博物馆对民族文物的征集过于注重独特性等问题。因此，必须在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的同时，转变文物征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一是明确少数民族文物的时限与外延；二是坚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三是注重少数民族文物的共性与时代性，以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文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改革开放至今，凉山高寒山区大量彝族群众自发迁移至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区与汉族杂居，创造了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逐步实现了多维度的互嵌与交融。本文基于凉山多个彝族移民迁入地区的田野考察，深入分析彝、汉两个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相互嵌入的实践经验以及民族共同性的增进过程，为多民族地区科学地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提供借鉴。
土族“纳顿”以二郎神及地方社会中其他神灵为祭祀对象，以村落为单位联合举行，旨在酬报神恩、庆祝丰收。通过调研发现，土族“纳顿”首先在信仰层面展现人与神之间的互构，进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正向社会价值再生产；在世俗层面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多层次互动，从而实现社区精英整合和区域社会网络的强化；与国家主流意识进行“接轨”，建立更广泛的治理关系。以土族“纳顿”为中心产生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内生性社会秩序，为地方社会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传统的人类学生态研究因囿于自身相对狭小的学科视野，及对“自然—文化”二分法和环境不变等理念的强调，在人类学后现代转向的大潮中，逐渐被新兴的环境人类学超越。后者以微观（感知生成）与宏观（权力分析）两种理论取向为自己研究的左膀右臂。其中具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解构特质的政治生态学属于宏观范畴，它引出了关于环境研究的诸多反思，这些反思涉及环境的流动性与一体化、“生态不平衡论”、地方性知识的祛魅等问题。基于政治生态学视角的人类学环境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和启发。
“新疆汉人”是近代中国边政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西汉以来汉族始终是新疆地方社会的重要一员，及至清代则形成了“兵屯、户屯、商帮”等组织形式；汉族在新疆地方史上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呈现为“被迫迁入”“安家立业”和“建功立业”三种类型，“守疆、治疆、兴疆”则是汉族对新疆地方社会所作的基本贡献。针对近代新疆民族问题，部分研究者以新疆民族交融为依据，指出包括汉族在内的新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并以此为汉族在改善新疆民族关系上作出应有的担当和示范构筑观念基础。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汉族研究，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作出了可敬的思考探索，也为当代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提供一定的学术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