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工作时间延长未必全部来自于已有研究指出的强制劳动或由低工资导致的为了增加收入而不得不劳动,还可能来自于特殊的工资计算方式,本文称之为"分段计价工资模式".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探究了分段计价模式在激励雇员工作、筛选更加努力的雇员等多方面的优势,并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保证金制度.其次,通过分析企业A生产线工人的薪酬案例,本文发现,正是这一工资计算模式导致了存在普遍的工作时间延长现象.本文从工资机制设计的视角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解释,从而为应对劳动者普遍工作时间延长、不利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数字化时代下,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得员工表现出高离职倾向,并对组织建设带来消极影响,如何有效管理员工的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并减少其离职成为了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理论,以353名企业员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纳入工作繁荣和家庭繁荣探讨其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传导机制,并解释了工作身份显著性和家庭身份显著性所起的边界作用.分析结果表明:FSSB负向影响离职倾向,工作繁荣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家庭繁荣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家庭繁荣、工作繁荣在FSSB与离职倾向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家庭身份显著性正向调节了FSSB与家庭繁荣之间的关系,但工作身份显著性对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该理论的构建为企业留住员工、减少离职率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制造业的"低端锁定"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需求的"低端锁定".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结构不断高级化,劳动力市场与企业间人力资本的结构性不匹配问题愈加凸显.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表明,这种结构性差异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替换关键变量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同样成立,并且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企业所在城市或行业的特征等因素均会产生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结构性不匹配会造成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进而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处于"低端锁定"的制造产业会随着人力资本供需结构不匹配程度的增加逐步走入"低端困境",只有倒逼企业通过升级人力资本进而加大对技术升级和研发创新的投入,才有可能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在变幻莫测的VUCA环境背景下,员工韧性成为企业存活甚至撬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能力,对组织应对危机至关重要.基于意义建构理论,提出感知视角的正念型领导作用于员工韧性的过程模型,探讨了正念型领导影响员工韧性的路径和边界条件.通过对549份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正念型领导不仅直接影响员工韧性,也可以通过工作意义感知影响员工韧性;员工与领导价值观匹配时,正念型领导更容易促进员工感知工作意义并形成高水平韧性;感知工作意义的员工中,成就动机对员工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研究凸显正念型领导对员工韧性的价值,扩展正念型领导与员工韧性的理论探索,并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参考.
研究高铁"走出去"国际化人才知识管理能力影响因素构成是提升其知识管理能力的关键,是培养和开发高铁"走出去"国际化复合人才的核心内容.我国高铁国际化人才严重短缺,研究论证影响我国高铁"走出去"人才知识管理能力因素构成,是落实二十大"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铁"走出去"人才培养和开发的重要举措和手段.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充分借鉴国内外现有国际化人才知识管理能力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高铁"走出去"实践对国际化人才知识管理能力的需求特征,创新性提出我国高铁"走出去"人才知识管理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并基于我国高铁"走出去"企业海外人才实际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组织因素对知识管理能力的直接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知识管理能力的间接影响.模型验证发现,知识管理能力组织影响因素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激励机制,系数是0.95;第二是员工培训,系数是0.89.在环境因素中,法律环境因素影响最为显著,系数是0.93;第二是市场环境,系数是0.92.因此,提升我国高铁"走出去"海外人才知识管理能力,应考虑从强化组织层面的激励机制、对员工进行国外文化及法律的相关培训等方面着手.本文为基于知识管理能力提升的高铁"走出去"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化解我国高铁"走出去"国际化人才严重短缺现状,加快培养和开发高铁"走出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不断扩大.在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中,工资水平是吸引劳动者不断涌入新就业形态的主要因素.现有研究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讨论受限于样本规模,无法得出准确结论.本研究以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形态典型代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6.3万份外卖骑手调研数据,分析了外卖骑手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分布情况,并与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外卖骑手工资水平高于处于相近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从收入分布看,外卖骑手群体收入数据极差大,整体呈现右偏态分布.专送、专职骑手月均收入高于众包、兼职骑手.与各省最低工资水平相比,在正常劳动下,外卖骑手月工资收入高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水平.其中专送骑手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高.众包骑手的工资收入水平也高于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和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即使考虑了工作时间的小时工资率,外卖骑手的小时工资水平也高于各地区小时最低工资水平.
《中国劳动》期刊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简称劳科院)、中国劳动学会主办,是反映劳动经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等领域政策前沿、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性学术期刊.《中国劳动》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详细《中国劳动》期刊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简称劳科院)、中国劳动学会主办,是反映劳动经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等领域政策前沿、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性学术期刊.《中国劳动》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连续两年在"公共管理学科期刊"转载率和综合指数排名中位列前十),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唯一的国家级核心期刊.
积极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舒缓劳动力短缺压力的重要举措.以国家和省级政府颁布的20项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分析,构建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评价P M C指数模型,进一步对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20项政策整体设计合理,在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市场开发、培训教育与技术引导、人才开发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发挥了显著政策功效,其中5项评分优秀,9项评分良好,6项评分一般,在激励保障、政策创新等方面仍有一定改进空间.最后结合前沿趋势研究,探索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为后续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制定和修订,提出重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强化政策预测功能、发挥政策组合优势、完善政策法规支持体系等建议.
我国高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工伤保险制度需要完善.高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制度的体系构造,需重点从主体范围、参保原则、待遇标准、资金筹集、与其他保险的衔接等五个方面进行规则设计.完善高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制度的最优路径是采用主辅模式,即以工伤保险为主、以商业性保险为辅;完善高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制度的次优路径是采用替代模式,即选择性参加工伤保险或者商业保险.
高管成员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联系的核心人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越高,处理繁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越强,有助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2010年-2019年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不同企业年龄和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下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成员作为管理层的核心人员,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越高越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年龄越大,高管团队的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加显著;企业研发投入力度越大,高管团队的教育水平异质性会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该结论反映出企业可以从高管的人力资源配置角度出发,有效构建高管团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强化对企业高管团队的培训,保持企业发展活力,从而改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由于竞争全球化和内部组织过程日渐复杂,员工面临多样化的挑战和工作要求,如何在动态、多变的工作环境中向他人求助以提高工作绩效是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信号理论,构建"自主型求助行为-他人欣赏-交换关系-工作绩效"的双重链式中介模型,以406份员工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主型求助行为促进他人欣赏和高质量的交换关系,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他人欣赏和交换关系在自主型求助行为和工作绩效中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自主型求助行为与工作绩效的研究视角及理论框架,从互动关系视角出发,在对象一致性框架下探究了工作场所中求助者和求助对象双方的人际交互过程对工作绩效产生的影响,并为实践中组织如何促进求助行为和提高工作绩效提供参考.
数字化时代下,远程办公已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工作模式,引起了学者和从业者的极大兴趣.尽管远程办公和其他形式的虚拟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但人们对其对组织承诺和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远程办公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因此,本文从社会关系视角出发,探讨在中国"线上+线下"混合办公模式常态化背景下远程办公程度对离职意愿的影响.同时引入组织承诺和工作家庭中心性作为中介与调节变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远程办公程度与组织承诺呈负相关,与离职意愿正相关.此外,组织承诺被发现在远程办公与离职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家庭中心性在远程办公与组织承诺、离职意愿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
社会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独生子女制度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员工往往表现出高离职、低承诺，“躺平”文化的摈弃和“主人翁”精神的回归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如何通过构建良好的职场友谊“关系圈”，催生和驱动新生代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角色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河南某食品有限公司273名新生代员工的调查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场友谊提升了员工的内部人身份认知，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主动性行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职场友谊与主动性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差序氛围负向调节了职场友谊与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关系。研究结论拓展了角色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适用范围和应用情境，丰富了新生代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中介路径，并且为企业如何构建良好的职场氛围与工作关系提供参考和指导。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发展情况,2021年两会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为开拓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工作新局面,探索解决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工作面临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问题,促进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进一步契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征与需求,本研究通过调研重点省份新就业形态公共就业服务政策落实情况,231家县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4家平台企业和1151名从业人员,总结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工作现状,引入协同学理论研究方法分析当前新就业形态就业服务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并提出就业服务助力新就业形态长远发展的针对性建议.调查研究发现:现有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覆盖范围较大、发展重点聚焦、推进试点先行等特征.同时,也面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供给不足,平台企业未能享受就业政策红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建议摸清企业从业人员底数,加大服务力度;加快转变服务基本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培训服务精准程度,匹配服务需求.
新就业形态在国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期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趋势.本文旨在对国外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趋势提供系统概览,总结问题、经验和对策,提出对我国的借鉴建议.其中对新就业形态概念界定和分类进行概括,认为多样化的平台工作是新就业形态的主要表现形态.平台工作的全球总体规模发展迅速,同时区域分布、职业和行业、岗位模式、就业群体都呈现新特点,各经济体发展差异明显.新就业形态面临弱势群体扩大、法律身份模糊、就业质量低和保障制度缺失等普遍性问题.主要经济体纷纷对此推进法律政策创新,提出对策.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促进就业作用的基础上,完善就业监管顶层设计,渐进式推进相关保障制度建设,分类治理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新问题.
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正逐步接替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技能需求和就业结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和上市企业数据,选取GPSM方法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区分制造业行业类别的检验结果也均支持上述结论.此外,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工业机器人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传导机制,其解释力度达到总效应的49.34％.本文在微观视角下,为企业如何抓住自动化技术的机会提供了新思路.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建设性越轨行为通常能引发新技术和产品的适应性变革,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激发员工创新活力.在不同的远程工作时间下,如何使领导授权赋能这类"放养"式管理适应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以避免失控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优化方向.本研究依据主动动机模型和调节焦点理论,通过问卷调查57个高新技术企业团队,对411份两时段领导-员工配对样本进行跨层检验,探讨领导授权赋能对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远程工作的高新技术企业中,领导授权赋能提升了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进而激发了建设性越轨行为;同时,远程工作时间削弱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关系.高水平促进型调节焦点下,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负向影响建设性越轨行为;反之,上述关系则保持正向.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因素、中介路径及边界条件,并且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有效管理远程工作时间提供了参考建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本文区分了子女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教育支出影响父母劳动时间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特征,校内教育支出增加显著提高了父母劳动时间,且对父亲劳动时间的正向影响更大;而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培训等校外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母亲劳动时间,父亲劳动时间并无明显变化.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培训会使父母特别是母亲显著增加接送或陪护子女上辅导班等教育照料,同时母亲家务劳动减少和生育意愿降低.第三,教育支出影响父母劳动时间在子女性别和子女所处教育阶段方面存在异质性.当子女由义务教育阶段进入高中阶段时,父亲会加大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并增加教育照料,导致子女高中阶段的校外教育支出对母亲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第四,政府减免学费缓解了父亲校内教育支出经济压力,同时挤入效应使得校外教育支出提高了母亲劳动时间,子女学业成绩好能够缓解校外教育支出对母亲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建议政府切实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以减少家庭教育焦虑和不必要的教育照料,在减轻教育负担鼓励生育的同时,把实现公共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平衡并有效发挥子女教育支出对居民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作为未来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商业医疗保险能否降低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家庭消费潜力值得深思.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核匹配、稳健最小二乘回归与RIF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商业医疗保险对城乡家庭消费决策以及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家庭消费,并且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更强,但其影响效果存在城乡差异;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城镇家庭则表现为对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低的商业医疗保险参与率分别扩大了城乡家庭生存型消费差距3.97％、发展型消费差距7.95％;年龄仅对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存在倒"U"影响.由此,本文从强化居民参保意识、调动居民参保积极性、保障保险产品具有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出建议.
零工经济从业者对工作节奏具有一定自主选择性,这对其工作满意度有何影响.对于此问题,本文基于代表性零工从业者—外卖骑手的调查数据,从工作时间异质性视角,根据其工作时间配置特征,在全面深入理解工作节奏内涵基础上,运用国民时间账户理论和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工作内部节奏过快会降低人们的工作幸福感;不同工作之间交替形成的工作节奏对工作幸福感具有倒U型影响;工作与非工作活动交替形成的工作节奏不仅直接降低工作幸福感,还通过挤占从事其他工作时间而产生间接消极影响.由此说明忙碌未必幸福,适度的工作流动并保持合理的工作节奏是快乐工作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不仅丰富了时间配置等理论,还为零工经济就业实践提供参考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