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死亡率属大数据中的小数字,其对普查数据敏感、要求高.户籍死亡登记的数据难以使用,由于民族文化及数据质量等原因,老人死亡率研究很少得到社会的青睐.但死亡数据是计算平均预期寿命的基础,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普查数据的增多和普查数据质量的改善,我国老年人口死亡数据逐步获得专家重视.老年人口死亡率随年龄、性别、城乡分布及时间变化有无规律可循,历次普查中老年人口死亡率调查误差,都是社会关心的问题.综合使用我国"五普"至"七普"老年人口死亡率数据,用传统的相关、回归分析及logit模型分析方法进行了探索,获得如下结论:近20 年我国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死亡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断提高;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速度快于中低龄老人及年轻人."七普"中我国60-95 岁男女老人和市镇乡老人死亡率,通过logit变换后,随年龄呈高度线性相关关系.近 30 年我国60-95 岁老年人口死亡水平参数随时间呈线性变化,死亡参数α不断上升,参数β缓慢下降;女性死亡率参数及参数α变化规律更为明显,由此预测了2030 年、2040 年老年人口死亡率."七普"的老人死亡人口数量登记调查质量高,"六普"数据次之;女性登记调查质量高于男性.各地区分析显示,人均GDP高的地区,60(80)岁及以上老人死亡占比高;而人均GDP与各地粗死亡率线性相关关系不明显."七普"中我国31 地区老人死亡率,可分为两大类和一个散类.
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国民总体富裕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增加的过程中,也存在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现象.以 2012-2018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估算,每四个家庭即有一个从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低收入群体.通过对比"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保持的中等收入群体发现,二者在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所持房产、工作类型和工作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呈现出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而其收支结构和消费储蓄结构基本一致.基于此,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因素和工作因素是中等收入群体"滑落"的关键.家庭中成员教育水平越高,"滑落"概率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该个体所处的家庭"滑落"的概率下降约 2.07%.家庭中非农业工作者和体制内工作者越多,其"滑落"的概率越低,家庭中每增加一个非农业工作者或体制内就业人员,"滑落"概率分别降低 11.62%、5.56%.鉴于此,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须瞄准"滑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提升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稳定性就业等方面入手,阻断向下"滑落"的通道,保证中等收入群体绝对规模的进一步提升,以实现"扩中"与"稳中"的有效统一.
平均预期寿命只反映死亡水平,并不反映现有人口的健康水平,因此用平均预期寿命反映人口群体健康水平并不合适.能够同时反映现有人口死亡水平和现存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被称为健康预期寿命.然而,中国和各省份并没有一个统一计算的、可比的能够代表和反映全国及各省份老年人综合健康水平的健康预期寿命,更没有可以反映全国及各省份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化的测量结果,从而影响到全国各省份之间老年人健康差异、健康不平等和健康变化的比较.本文利用 2010 年和 2020 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全国和各省份老年人自评健康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两次普查获得的全国和各省份老年生命表,使用Sullivan方法计算了 2010 年和 2020 年全国和各省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生命表,得出了全国和各省份60 岁确切年龄健康预期寿命、自理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比例和生命质量指数.结果显示:全国和各省份男性和女性老年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都在增加,绝大多数省份老年健康期在拓展或不健康期在压缩,但吉林和内蒙古等个别省份存在不健康期拓展的情况.既活得长又活得健康的老年人(即老年健康生命指数较高)主要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苏和贵州,另外还有上海和北京的男性以及江西和重庆的女性;活得既不够长也不够健康的老年人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区,以及内蒙古、吉林和山西.
适度生育水平是保障一个国家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动力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探索"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释放生育潜力,提高生育水平刻不容缓.一国的生育水平既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基于"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组态框架,以 12 个典型国家为案例,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家庭政策(时间政策、经济政策、服务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性别平等水平)对提高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共识别出四条驱动路径,总结归纳为三种适配模式,即政策环境独立解释的适配模式、由政策环境与单一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家庭政策主导的适配模式.通过分析不同驱动路径的实施效果,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础条件,建议建立产假、生育假、育儿假有机衔接的时间支持政策;发展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活动及亲子活动;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提高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贯通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