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era of“Techlash”,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has presented two shifits in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actices: government supervision instead of platform autonomy and nation-state regulations instead of global governance.In this paper, five major themes are by summarized from reviewing Internet governance related studies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in 2022,including the multi-track trend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platform governance triangle, the“infrastructure shift”in digital governance research, Internet’s global nature and nation-state governance models,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academic filed.
自媒体为曾处于传播活动边缘地带的农民提供了以主体视角进行自我叙事的平台,也为考察当前农民与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了适宜的"我者"文本.研究以地方芭蕾理论为指引,沿着地方芭蕾的发生空间、地方芭蕾的主题与自媒体对地方芭蕾的介入这一分析框架,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16个典型的乡村自媒体账号在为期一年内的发布的乡村短视频作品进行解析,以揭示当前自媒体在深度嵌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如何影响乡村人地关系,使之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态势.研究发现:农民将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及其对乡村的融入整合到了对乡村这一本体的认知中,对当下已实现部分现代化的乡村现状持以高度的认同,并以此发展出了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与对乡村的地方认同,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乡村人地关系.此外,由于自媒体对乡村地方芭蕾的介入而产生的媒体芭蕾促使作为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地方的乡村之间以叙事常规为基础逻辑产生频繁的交互,使得自媒体本身成为影响当代乡村人地关系动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自2014年我国提出媒体融合战略以来,媒体融合从业者基于实践经验已形成相对统一的媒体融合认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一种新变量,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较大冲击,也引发了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新思考.基于此,聚焦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对30位从业于央媒、省市媒体、县域融媒等不同层级媒体的业界人士进行深度访谈,以探究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AIGC对媒体融合的影响.研究从认知框架视角出发,发现AIGC不仅为媒体生产内容提供了新工具,更激活了从业者关于媒体融合的原有认知框架,引发其对内容世界的意义构筑及交互方式的关注,他们期盼新闻价值、自然交互、数据互通的回归,普遍认可AIGC在搜索、整合、定制上的技术价值,以及坚持认知框架中的默认值——新闻工作的灵魂意义.
研究对22位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进行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新阐释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与 日常反抗路径.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算法控制"的伪装正义,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但这背后隐含其对收益追求和身心焦虑的反抗意蕴,具体体现为:"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三种 日常反抗路径.重思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可以发现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弱者的 日常反抗存有差异:内容创作者的生存伦理问题已从弱者反抗的普适性走向了灵活性;日常反抗从弱者的消极争斗转变为积极争斗;"剧本边界"破除需要从弱者的底层政治提升至平台的国家治理.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宋代边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边报,即沿边政府发出的公文,狭义的边报本质上就是由边疆地区发至中央的机密军情公文.二者相比,后者更能体现出事物的独特性,更具有逻辑价值.狭义边报的内容走进新闻传播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途径.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邸报录载与出榜示众实现;非制度化新闻传播主要借由民间流言与小报等完成.制度化传播体现当权者宣传、慰抚等目的,实质属于政治传播;非制度化传播满足时人对安全信息的需求,是真正的新闻传播,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宋代的邸报、小报不仅可以成为边情的有效传递者,还具备了打破封建专制政府信息垄断的潜质,但统治者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极力限制它们功能的发挥和正常的发展.宋代边情与新闻的转化机制大体上是失败的,为导致其国防力量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边报传播现象的分析,发现宋代媒介发达程度与传播开放度、自由度之间的非同步性.这种非同步性与统治集团维护 自身狭隘利益密切相关,证明了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暴露其腐朽、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距,宋代又并非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衰落期,上述发现恰好为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解.
游戏模组文化经历了从对游戏规则制定霸权的反抗到积极参与游戏内容生产的变迁.围绕规则的演变,研究阐释模组爱好者在从"玩家"向"产消者"转变的过程中,其"产-消"行为所受的三重约束:"拒斥规则""参与规则"和"雇佣规则".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从"生产"向"产品"的转型的背景下,游戏模组文化促使游戏公司不再以技术霸权拒斥玩家参与制定游戏规则,部分地向玩家让渡游戏内容的生产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以对话、合作、鼓励创新的协商方式为模组爱好者设置约束他们参与生产的规则.模组爱好者在闲暇时间的休闲活动兼具了生产性,由其组成的网络社区也成为游戏公司选取优秀员工的"劳务市场",模组爱好者的"产-消"行为进一步受到来自游戏公司基于市场监控的雇佣规则约束.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提出由来已久,探索地方政府借助政务微博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新媒体动员路径,分析其在新媒体空间的动员策略和效果,对于推动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27个省会政务微博及其空间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相关信息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生态视角和引爆点理论建立新媒体动员生态的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在微博空间内的动员路径,并抓取2019-2020年的相关政务微博文本及其评论内容,对"政府-公众"的议题建构与议程互动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考察微博空间内该政策动员的效果.研究表明:动员主体、动员环境、动员内容是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新媒体动员中影响显著的三重因素,多个单变量和条件组合发挥复杂作用,动员效果显现于"政府-公众"的议题建构和议程互动中,社会资本、对话沟通、议程设置分别代表主体、环境、内容的新媒体动员路径.据此提出调动多种政策工具合力、营造共同话语空间、平衡内容严肃性与形式娱乐化等新媒体动员效果提升对策,以增强新媒体动员效果,进而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线上传播和线下推行.
借助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以广州市全职妈妈群体为研究对象,从赋权视角出发,探讨新媒体实践如何影响行为,如何影响全职妈妈的身份认同情况.总的来说,全职妈妈群体的新媒体实践行动可以被大致归纳为三种形态,分别是"个体叙事型""社群互助型"和"价值建构型".结合赋权的理论视角,新媒体实践影响全职妈妈的身份认同方式有三条路径:首先,新媒体为全职妈妈带来一种得以在互联网空间上"表演"母亲角色的空间,全职妈妈通过积极的身份话语建构,增强 自身的角色认同;其次,新媒体为全职妈妈构建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关系赋权的层面上新媒体实践提升了她们对全职妈妈群体的认同感;最后,新媒体赋予了全职妈妈参与在线的、居家的社会生产并获得经济回报的方式,从劳动赋权的角度来看促进了她们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同感的提升.
框架疲劳是指公众长期暴露于过多或同一类型的信息组织框架而产生的疲惫、厌恶等负面情绪反馈.为探索我国灾难报道中的框架疲劳效应,分析其内涵、表征与影响,以主流媒体已发布的灾难报道为基准材料,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第一阶段,采用扎根理论对56位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第二阶段,随机招募552位参与者执行线上调查实验.研究结果显示,框架疲劳在我国灾难报道受众中普遍存在,表现为情感降级、心理规避、麻木无感、厌倦烦躁和强烈排斥等多个方面,其主要原因涵盖媒体功能、新闻框架和新闻内容三个层面.框架疲劳亦会驱动行为反应,受众依赖新闻规避、新闻过滤和公开表态等策略进行自我调节.该研究从理论层面拓展了框架理论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本土化应用,在应用层面启示了新闻媒体灾难报道的框架设计,并提出优化框架选择、丰富报道视角、完善监测机制等建议.
2019年,教育部启动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新文科开始浮出水面.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正式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了新时代发展新文科的共识、遵循和任务,自此,新文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热议.作为文科教育领域的一场重大革命,新文科理念是教育与时代、人文与技术融合的要求和体现,它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明确了定位,理清了关系.基于此,新闻传播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趋向多元化,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应从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培养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优化,重置以传播内容为划分依据的专业体系,重构融合性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重建融通性的师资、学位、评价等创新要素,只有这样,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才能取得突破.
在具有社交属性的信息流中如何提高原生广告点击率?这个问题影响着年营业额数百亿元人民币的社交媒体广告市场.研究以微信朋友圈原生广告为对象,通过真实市场实验,探讨腾讯广告平台提供的基本投放功能和常见创意形式,对提升微信朋友圈广告效果产生的独立影响和协同作用.实地检验主流社交平台的广告功能与真实市场反应的关系,避免了实验室实验的介入性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探索性的理论命题.研究在腾讯广告平台按照不同的广告投放定向性(定向与非定向)、广告头像关联性(高、中、低关联性)、广告图片情景性(高、低情景性)和广告文案互动性(高、低互动性)投放了 24组广告,共产生2177.9万次曝光和7.3万次点击.结果显示:第一,定向投放相较于非定向投放广告点击率更高;第二,当广告头像关联性高时,广告点击率最高;第三,情景性程度高的广告图片相较于情景性程度低的广告图片广告点击率更高;第四,广告图片调节了定向投放的影响,只有在广告图片情景性程度高时,定向投放才对点击率有明显影响.根据真实市场的投放结果,研究提出了影响微信朋友圈原生广告效果的双路径——信息路径和社交路径——概念模型.在信息路径下,定向投放利用用户的人口特征、兴趣和行为标签,增强广告内容与用户信息需求之间的相关性,促成用户在信息线索上的认知加工连续性.在社交路径下,与用户身份相似的广告头像缩短了社会距离,表现互动情景的广告图片营造了社会临场感,两者更好地将广告嵌入社交平台的"关系"功能和"互动"功能,促成用户在社交线索上认知加工的连续性.研究还发现,在具有社交属性的信息流中,原生广告不仅具有信息价值,还具有关乎社会联结的关系价值,社交因素调节了信息因素对广告原生化的作用.研究为发掘社交媒体独有的广告原生化潜力提供了一系列思路和证据,为腾讯广告系统oCPM定价机制中预估点击率和预估转化率的算法提供了参考.
近些年来,中国报刊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的近现代报刊史主要是两种范式,即"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但最近一二十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首先是"民族—国家"范式的兴起,而后有作为文化史的报刊史研究、作为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作为出版史的报刊史研究等相继被提出,并有不同程度的推进,呈现出报刊史的多重面相与繁盛景况.其中,尤以黄旦教授及其团队着眼于"媒介再思"的新报刊史书写最为深入,颇具影响,其相关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化之中.
主持人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治学人开始明确使用"政治传播/政治沟通"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专门的讨论,90 年代新闻传播学者在传播学分支领域的意义上对"政治传播"进行系统论述,直至 21 世纪以来以"政治传播"为题名或关键词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过去十余年间加速升温,或许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政治传播研究的高潮.
政治传播与政治学有很多关联,而政治学被戏谑为屠龙术的说法由来已久,这不得不让人发问"政治传播是不是也会是屠龙术呢" ? 因此,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中,政治传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中,政治传播的地位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红色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集中体现,是启蒙群众和传播革命精神精心设计的基本要素.研究通过访客录像对上海、南昌、武汉、洪湖等地 6 个红色博物馆内有组织的访客进行观察.掌握访客的馆内行进路线和空间偏好、如何使用解说资源与讲解员互动、如何理解评论展品和陈列布局、如何使用交互技术创造沉浸式体验等.通过深度访谈,聚焦红色博物馆展览设计如何加强访客参观之前之后,以及在馆内馆外的体验.研究通过红色博物馆特殊兴趣和爱好诉求与沉浸体验之间的关系来界定"有组织"的访客,用以区别临时访客.研究发现,红色博物馆参观主要结果是访客态度的改变."有组织的"实地考察使访客对事实有了更好的了解;"无组织的"实地考察则使参与者对所展示的主题产生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即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访客语言和身体行动,应在沉浸体验的实践感之中产生:每一个情境是由互动体验模型持续构建的,这种构建对于访客都是独一无二的,行动和体验是偶发的时刻.编排设计以及馆员管理在有组织和无组织的访客体验中找到平衡是关键.
作为一种"地方性媒介"或"地理媒介",驿壁是借助中国古代强大的驿传系统而衍生的独特媒介形式,是公共性、地方性的意见表达场所.驿壁传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现象,唐诗宋词依托驿壁而流传四方.驿壁也是古代文人精神交往的媒介,他们在这里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在驿壁之上出现了"媒介—人—地理"的互动与重合,驿壁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形成新的共识感,构建起一块充满文化元素和心理期待的想象空间.
政治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诞生伊始便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播学、修辞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 新世纪以降,随着计算机科学及在其推动下一些新兴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应用,政治传播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
以德国8家主流媒体近9年来对"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为分析样本,梳理报道态势,分析新闻框架,透视传播倾向,解析态度立场.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在德国遭遇传播困境,表层逻辑是话语困境,反映在以排斥为主的主题框架、以批评为主的叙事框架、以冲突为主的符号框架之中;深层逻辑是认同困境,体现在以零和博弈、二元对立为主的思维方式之中.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新闻框架的建构,源于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对国际话语权的重视,以及对批判文化的坚守,其在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保护主义和排他性倾向是症结所在.这会导致泛政治化、话语霸权以及文化偏见的固化.对此,研究试图提供一些启示:适当回应关切,主动设置议题,创新叙事方式,让真实、立体、全面的"一带一路"形象在德国落地.
受身体功能障碍和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双重限制,在传统社会中曾区隔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视障人群,能否借助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等媒介参与现代社会之中?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研究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MAIN模型,对视障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检测了"形式""主体""互动"和"导航"四类需求维度下15个类目的满足指标与视障者在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因果关系.其中,社会参与指视障者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参与日常活动的情况,社交关系则是视障者在社会中能获得的支持、认同与尊重程度.回归数据显示,视障者对智能媒介工具类属性的使用对于他们的社会融合会产生正面影响,且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大于其对社交关系的影响.然而,若综合考虑视障者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对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视障者影响更大,且受访者在社交关系上的影响大于其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媒介对视障人群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使用与满足体验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视障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因"需"而异的.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下的一些工具性需求指标,如"形式"维度上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了走进真实社会场景的沟通工具,成为视障者的"眼睛".但是智能媒介在引领视障者"看见"新世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逃离"主流社会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对于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视障者,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智能媒介获得社交关系层面的支持与链接,参与到现实世界之中.这种数字化的包容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融合,若不能进一步突破他们的现实困境,技术赋能反而可能增加他们与主流社会进一步隔离与分化的风险.这个发现给新媒体技术究竟是为弱势群体增权赋能还是"技术乌托邦"的争论提供了实证案例,这或许是媒介与残障研究领域内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此外,这也是MAIN模式在不同群体中对不同媒介使用效应的实证检验.MAIN模式主要关注特定媒介的可供性在不同群体中能带来何种感知和影响,是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现代转向.依据智能媒介和视障者的特点对MAIN模式下的测量指标进行调试,验证该模式下的工具性需求和非工具性需求对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影响.这是对MAIN模式的思考与验证,也是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启发是如何导致不同用户群体对媒介功能的使用体验产生不同感和影响而进行的实证探讨.
数字时代是多屏幕的时代,网络直播作为典型数字技术之一,其屏幕不再是模拟和表征物质实在的"窗户",而是允许人们身体进入并创造的具有纵深度的空间.刷礼物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全新实践,意指身体与屏幕的交互.与既有屏幕分析不同,研究将这种经由交互屏幕的身体实践具体化为三个层面:肉身在屏幕上的操作,化身嵌入直播屏幕,以及分身游走在屏幕之间.进而,此种交互得以在具体经验中证成,网络直播用户将其表述为"现-场":用户创造并经历着屏幕中的活动,这是无法回放、不可重复的时间体验;并且,用户不再以肉身所处的位置为中心感知远近,交往双方身体图像在屏幕空间中的远近成为用户衡量距离的新尺度,同屏即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