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一个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微观基础的结构引力理论模型,定量研究人口流动如何通过偏好差异影响省际贸易.我们基于多种来源的贸易和人口流动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的家乡偏好程度.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对家乡产品的偏爱显著偏离于"一视同仁"的无歧视水平,即在相同条件下,平均每100元的总支出,消费者购买家乡省份产品的支出比"无偏消费者"购买该省份产品的支出多29元;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本研究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人口流动是推动中国省际贸易和实现市场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理论上识别了多国环境下汇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并在国际比较视角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竞争国货币贬值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以邻为壑"效应,其程度不低于双边汇率的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他国竞争者产品质量是竞争国汇率产生影响的两个主要渠道.面对竞争国汇率冲击,差异化产品、高质量产品和垄断产品相对"免疫".产品质量的调整呈现"棘轮效应",对竞争国货币升值的反应更大.与其他特别提款权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对其他国家出口的负面影响处于低位水平.本文研究为企业应对竞争国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国际声誉的维护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的资金融通极大地促进了共建共享国家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在"五通"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提供的资金融通具有互惠共享性质,已经成为全球开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受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普遍欢迎和认可.西方媒体和政客所谓的"债务陷阱论"不仅在逻辑和理论上荒谬,而且在事实和数据面前不堪一击."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也相应提升,但是"一带一路"的初衷并非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使得资金融通更加便利,两者存在内在关联,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货币政策影响外汇市场的作用机制是评估一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国家主权信用的政治、经济与金融作为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内在要素考察其对汇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期内,无论国家主权信用水平高低,总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的调控作用较为有限,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汇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在国家层面中稳定的政治、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政府制定宏观政策调控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在因素.相对发达国家,政治和金融稳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效果而言更为重要.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汇率制度改革会显著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不稳定性.异质性研究表明,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金融层面的国家主权信用在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内在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价格型货币政策将对稳定一国汇率发挥积极作用,国家主权信用中的金融环境是影响一国实施宏观政策效果的重要内部因素.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应链稳定性和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外汇市场投资者情绪会影响汇率定价及外汇市场稳定.文章通过投资者信息获取行为构建人民币外汇市场乐观及悲观情绪异常波动指数,基于外汇市场异质主体理论及有限理性汇率预期理论,分析汇率变动、中美利差变动及外部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异质主体的主观信念引发其情绪异动的机制,最后运用分位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与乐观情绪异动指数相比,悲观情绪异动指数波动更剧烈、峰值更高,反映出显著的非理性特征.在多数分位点上,乐观情绪异动受汇率变动、通胀新闻、出口新闻、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VIX影响,悲观情绪异动主要受汇率变动和VIX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汇率沟通可以平抑投资者情绪异动,是管理情绪的有效工具.
在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下研究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OECD发布的2000～2020年贸易增加值数据(TiVA)及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验证了制度质量及贸易壁垒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服务业自由化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削弱贸易壁垒两条路径对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位置产生影响,这一机制存在显著的国家、行业与部门异质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更大,并且销售、信息通信和金融保险等细分服务部门提升作用更强.文章对于新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实现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传递效率变得愈发重要,而标准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但却存在遵从成本.那么,标准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2009～2020年国家—行业层面的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标准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GVCR)的影响和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总体来看,标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 GVCR,更换度量指标、不同固定效应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第二,中间品种类效应和中间品质量效应是标准提升出口GVCR的重要机制,但中间品种类效应的促进作用极易被国外中间品价格下降的作用稀释甚至覆盖,导致其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不显著,而中间品质量效应的促进作用则不受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对深入认识中国不同类型标准的作用,以及针对不同国情组合使用标准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 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伴随服务外包而来的先进经营理念,为服务业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生产技术的创新路径.文章基于魏朱六要素理论提出了服务外包激励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理论假说,并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名单》的发布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名单》后,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会显著提升且具有可持续性,而技术创新水平则没有显著变化;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创新激励效应在产权性质、区域位置和服务类型上存在异质性;税收减免优惠、治理水平优化和数字化转型在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发挥了影响机制的作用.文章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探索为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自由贸易愈发关注可持续发展,企业能否通过ESG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塑造ESG优势的过程与企业战略导向和国际市场偏好的"契合度"是否会对转型效果产生影响?文章利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工业企业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以及世界银行ESG数据库,在构建企业(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战略以及国际市场ESG偏好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发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践行将在国际市场获得回报,ESG优势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海外经营收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缓和融资约束、激励创新和提高品牌声誉是ESG优势影响企业海外经营表现的潜在渠道.此外,"战略契合"与"市场契合"对ESG转型的国际化效用具有调节作用.ESG转型为企业带来的差异化优势及其与东道国市场偏好的趋同是促进企业ESG优势向海外经营表现转换的重要因素.但是,塑造ESG优势与企业成本.领先战略却构成"替代".较之于ESG优势形成后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这种"替代"更强调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成本与努力.文章提供了关于ESG转型的新观点和新洞察,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化中深耕ESG实践并确定品牌和市场层面的战略优先事项.
2022年12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办的“动荡变革期的国际政治走势”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对国际政治走势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研判。
如何理解房产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对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对于中国的房产税改革非常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量化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异质性微观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税改革的长期效果是优化居民资产结构、刺激消费、降低房价并显著提振实体经济.房产税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福利改善,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最明显.然而,征收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带来房价的快速下降和租金上升,高财富和住房资产较多的群体在改革当期甚至存在福利损失.当存在征收面积减免时,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减弱,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买房的同时伴随着消费的相对下降.
双边税收协定是协调国际税收合作、塑造国际税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网络数据库,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及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整体特征、内生演化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演进.研究发现:自1980年起,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呈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该结构日趋稳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核心区的占比有所提升;"强者愈强"的累积优势和"能者居上"的吸引力是不同时期驱动全球税收协定网络形成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全球税收协定网络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及地理特征相关,且经济特征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的发现对中国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提升话语权具有政策意义.
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生产网络效应日益凸显.本文首先将生产网络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部门扭曲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然后基于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测算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生产网络对金融冲击的放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部门扭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总效率楔子和总劳动楔子,生产网络中关键部门对总劳动楔子影响较大,而对总效率楔子影响较小;生产网络在金融危机期间产生了大约5倍的放大效应.本文强调生产网络和关键部门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产业和金融两方面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了学理支撑.
本文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收集和整理了中国县级政府政务微博的运营信息,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2-2018四轮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务微博如何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县级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后,当地居民对县级官员信任程度较均值水平提高11.63％.县级政府发布的政务微博数量越多,居民对县级官员信任程度越高.异质性检验、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等均支持这一结果.本文从"技术赋能"角度丰富了数字政府运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相关机制研究.县级政府可以通过发布政务微博缓解政务信息不对称,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并可以通过转发上级政府微博提升政府信任水平.
量化评估供应链冲击的影响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对中间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自然实验,运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供应链冲击对企业生产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未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遭受供应链冲击的企业会缩减生产产品范围,集中生产核心产品.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供应链冲击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成本加成下降,挤压了利润空间,企业被动放弃无法盈利的边缘产品,同时造成其产出规模和生产率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经营能力较强、融资依赖度较低、内部投入调整成本较低的企业更有能力抵御供应链风险,同时较强的出口市场竞争力和稳定的出口关系有助于企业应对供应链冲击.因此,我们需重视供应链冲击下企业内"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避免中间品锁定问题以应对供应链风险.
在不确定性情境下信念偏差会加剧不当行为,本文以对善款池资产的转移作为不当行为的研究背景,探究不确定性变化对不当行为的影响,并分析抑制不当行为的助推方法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使用风险与模糊刻画两类不确定性,并提出事前选择、后果可查看两种助推方法,通过两者单独或结合使用来探究抑制不当行为的有效方式.分析结果表明,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加剧信念偏差,进而导致不当行为增加;两种助推能削弱信念偏差的作用,且单独使用时能有效减少不当行为;而综合使用两种助推时的叠加抑制效果并不比单独使用更好,这是因为此时部分被试的自利本质暴露,他们会选择性地参考对自身有利的助推信息做决策.因此,使用助推应选择恰当的模式,以达到对不当行为的最佳抑制效果.
实物类转移支付限定用途的特点使接受者倾向于低估其价值,造成消费扭曲和效率损失.政府使用实物类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再分配时需重点考虑这种道德风险产生的成本.本文以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为例,基于中国西部某地级市2012-2016年2000多万条医疗保险报销大数据,运用动态双重差分法分析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道德风险问题.估计结果显示,参保者在耗尽个人账户余额后,普通门诊和药店购药的费用和次数显著下降.这说明参保者会低估个人账户内资金价值,在个人账户余额耗尽后主观感觉医疗保健价格上升而减少医疗保健消费.因此,针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道德风险问题,政府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减少资金浪费.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