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2010-2020年27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土地资源配置对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配置降低了东部地区城投债发行利差,提升了中西部地区城投债发行利差;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土地资源配置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的效果更加明显;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对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投债利差的机制效应存在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的弱化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强化效应;将城投债分为具有第三方担保与无担保城投债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配置仅对无担保城投债发行利差有影响,对具有第三方担保城投债则无影响.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以非保本理财产品作为影子银行业务的代理变量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影子银行业务具有正相关性;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不同规模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大型银行影响不明显,对其他银行作用明显;银行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虽然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子银行业务使得表内信息的风险评价指标得到改善,却也可能增加了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水平.
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直辖市)企业调查数据,测算宏观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对企业融资缺口具有显著缓释作用;政策支持对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改善的效果更明显.基于此,本文建议:增强金融政策的靶向性,提高金融普惠性;出台更多精细化利企金融政策,促进银行向普惠金融业务倾注更多资源,推动普惠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出台更多惠企政策;延长税收减免、费用减除等政策措施;为符合条件企业提供信贷担保,确保初创期潜力企业获得必要的发展基金.
本文从融资挤占视角研究发现:地方债扩张会抑制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尤其是短期金融资产,这表明减持金融资产在信贷环境紧张时发挥了流动性补充功能;这一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实体投资较多的企业中更显著;在市场化水平更高、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友好的地区、企业所在地级市与外省相邻以及货币环境相对宽松时,上述抑制作用更小.这些结论为辩证看待企业金融化、政府转向精准用债、保护市场主体和推动信贷市场统一建设提供了支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各省市区的数据,通过面板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金融与文化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省域金融与文化发展水平呈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以高(水平)—高(水平)模式与低(水平)—低(水平)模式居多;(2)传统金融供给、现代金融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提高均能有效促进金融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性的提升;(3)各因素对金融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本文使用银行业微观经营数据研究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影响其风险的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与风险呈现U形关系,目前需要降低同业杠杆率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2)提高商业银行同业杠杆率会降低其流动性创造能力,但会增加盈利水平;(3)监管与金融科技发展均有助于降低同业杠杆率对商业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
数字时代的看门人功能与角色定位发生变化,数字看门人制度存在的重要价值体现在竞争工具创新的必要性、治理方式设计的重要性、数据监管的特别要求方面.确立和赋予数字经济平台承担数字看门人责任具有规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数字看门人责任应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基于平台机构与相对方交易中处于的优势地位产生的责任,二是基于平台机构受政府管制而被赋予的公法层面的责任.建议从构建二维主体责任框架、实施平台动态监管、设置数字看门人责任"避风港"以及多方位协同监管防范权力滥用四个方面予以机制优化.
本文创新构建LASSO-MF-VAR混频模型,采用高频的金融市场数据和低频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网络,以此考察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关联水平及特征,探究二者之间的风险传染渠道.研究发现:LASSO-MF-VAR模型能够弥补同频化处理导致关联水平被低估的问题;中国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双向溢出关系表现出较高的同步性,并且金融部门是净溢入部门而实体经济是净溢出部门;信贷市场和信息渠道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渠道.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Python文本分析法构建国家审计信息化指数,实证检验国家审计信息化对金融风险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信息化提升了金融风险治理效果,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家审计信息化通过提升审计质量赋能金融风险治理.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审计信息化对金融风险治理的这一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金融化程度较高和区域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本文对2022年上半年英格兰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调查报告进行分析后发现:英格兰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调查报告可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参考;中国在开展金融风险调查时,应重点关注中短期内是否有重要的金融冲击事件发生,并分析这些冲击事件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金融体系风险主要来源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关注点,在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政策时,应重视不同类型风险对国内企业管理的影响.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2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2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的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以2018年资管新规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对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越大的银行在资管新规实施后其系统性风险降低越显著;异质性检验显示,国有控制、高存贷比的银行受资管新规政策影响更大,系统性风险下降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通过提高贷款质量和资本充足率的路径可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实证探究基金风格漂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资本市场开放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基金风格漂移行为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而资本市场开放的调节作用能有效减弱基金风格漂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牛市行情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基金风格漂移行为主要通过延迟负面信息融入股价和影响投资者情绪的机制来加剧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从银行风险容忍度视角出发,基于2009-2019年中国114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的应用显著抑制银行流动性囤积;银行风险容忍度在这一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金融科技的应用可以通过提升银行风险容忍度进而抑制其流动性囤积;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信贷业务依赖程度较高和信贷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而言,金融科技对其风险容忍度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从而对流动性囤积表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TVP-VAR模型,研究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地缘冲突造成的国际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在短期内会导致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净流入,但中长期影响减弱,甚至引发资本外流;二是不同商品的国际价格变动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和时变性,具体表现取决于商品自身属性、商品的进口依存度以及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因素;三是国际能源和粮食市场对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叠加影响,与单一商品市场的影响具有显著不同.
本文基于2007Q4-2021Q3的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实体经济波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周期演化过程的上行期实体经济波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有正向影响,在下行期有负向影响;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同步对该影响具有增强作用,两者异步则和该影响具有减弱作用.因此,在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过程中,应针对金融周期不同时期采取差异性措施.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识别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并将其嵌入DSGE模型以测度财政支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货币、财政政策随着经济发展呈现不同组合模式;(2)在不同政策组合下,财政支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3)金融危机时期,AM-AF组合下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导致通胀、债务短期内持续上涨,不及PM-PF与PM-AF的组合效果.
本文利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研究该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政策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的实施效果更加显著,对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该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和高管激励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在法律环境更严格、社会公众环境满意度更高的地区效果更显著.通过环境效应分析发现,该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降低当地二氧化碳排放.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4-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银行业,数字金融对银行运营效率具有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较低的银行运营效率对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力逐渐提升,数字金融和银行运营效率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数字金融与银行运营效率的双向影响在金融集聚度高的区域与银行主导区域显著存在.数字货币基金对金融全行业运营效率具有逐渐趋弱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和金融集聚度低的区域尤为明显.
本文基于2019-2021年四川省小微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明显,有效地帮助小微企业降低信贷成本和提高营业利润;财政货币政策的助企纾困效应会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分布区域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缓解经营压力帮助小微企业纾困,"锦上添花"的效果比"雪中送炭"的效果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