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static effect and Donnan effect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paration performance of nanofiltration membrane. Polyions were grafted from graphene oxide (GO) nanosheets to prepare th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 and the electrostatic effect and Donnan effect in the membrane pores could be greatly improved. The GO was modified by introducing double bonds. Then, polyanionic poly(acrylic acid) (PAA) and polycationic diallyldimethylammonium chloride (PDDA) were grafted from GO nanosheets, which were employed to fabricate th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respectively. Therefor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GO-PAA and GO-PDDA with cross-linked structure and pH responsiveness were prepared. The separation effect of the anionic dyes was over 99%, and the membrane had perfect adsorption effect on cationic dyes. The cross-linked structure formed between GO nanosheets inhibited the change of the interlayer spacing of th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graft chains could be adjusted by the pH value of the solution, by adjusting the size of the nanochannel. The rejection rates of th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for the cationic dyes could reach more than 98%, and the membrane had perfect adsorption effect on anionic dyes. Similar to the grafted polyanion, the grafted polycation also formed a cross-linked structure between the graphene nanosheets, thereby inhibiting the change of the nanochannels with the pH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Polyionic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 have excellent selectivity and could be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ye wastewater and other fields.
环氧树脂(EP)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在电子封装等领域应用广泛,但其自身热导率较低,如何提升环氧树脂的热导率成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根据制备工艺,目前主要有本征型和填充型两种制备方法.文章综述了填充型导热环氧树脂复合材料研究进展,从填料类别、填料处理方法以及导热机理与路径进行介绍,最后总结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组织育人是构建新时代高校大思政格局的新形式、新探索.为提高区域高校组织育人工作成效,基于60余项浙江省高校的组织育人工作案例,从新时代高校组织育人的背景与定位、主体与功能、实施路径等维度深度探析高校组织育人的体系建设,提炼了浙江省高校组织育人的经验与启示.浙江省高校组织育人的核心是加强党对高校各类组织的全面领导,本质是强化各类组织立德树人的职责,基础是加强组织自身建设,基本方式是将组织建设与教育引领相结合,保障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特色是与地域实际有机融合.该研究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大思政新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校企地党建共同体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理念追求的产物,也是高校党建创新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论文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党建要求出发,论证了校企地党建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从高校党建自身发展需求出发,探讨了校企地党建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以浙江理工大学的探索为个案,从协同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校企地党建共同体融合发展的可行性与内在逻辑,提出可以从目标协同、主体协同、载体协同和路径协同等方面着手,切实提升党建共同体建设的成效.
农村文化礼堂是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媒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治国理政面临的长期性问题,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新载体,农村文化礼堂发挥出的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和维系社会关联等功能,对守护农民精神家园、提振农村精神活力、摆脱相对精神贫困和深化农村改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需看清,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也面临着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外部输入与村庄内部建构之间难以协调和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对此可以通过挖掘地域特色、完善配套保障和强化需求导向等途径来优化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高校巡察工作是教育部巡视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是高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方式.然而,在实践中,高校巡察工作是处于"熟人社会"环境下的内部巡察,存在着发现问题有难度、了解情况有限度、问题反映欠精度、整改落实乏力度等现实问题.究其原因,既有包括来自"人情大于法"的传统文化、盘根错节的高校关系网的影响,还与高校巡察工作体制机制欠完善、部分巡察干部能力素质不高等密切相关.为此,应当从营造监督氛围、加强队伍建设、深化制度设计、创新巡察方式四个方面着手,驱散高校巡察的"人情"雾霾,有效发挥巡察利剑作用,让监督直抵"神经末梢",优化高校巡察工作.
为探究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其成因,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等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结合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对当时翻译中的伪译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清末小说家通过对文本外及文本内因素的操纵实现伪译,具体方式包括虚构原本、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清末大规模的伪译现象受到了当时诗学变化、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该研究通过探讨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深化了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注入新活力.
基于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教育竞争能力、教育资金投入、教育输出效益四个模块构建教育发展评价体系,利用2009-2018年数据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教育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和评价.利用泰尔指数,对全国和三大区域的教育质量进行测算和分解;并借助收敛模型,对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异和空间格局进行了收敛性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区域间和区域内均呈非均衡状态,教育水平差异在全国整体水平和三大区域间呈缩小态势.从区域内层面看,东部、西部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在缩小,西部地区教育质量改善情况最为明显,东部地区落后省份追赶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教育质量差异改善不大,不存在σ收敛和β收敛,内部泰尔指数也呈波动态势.因此,为推进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应在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高等教育办学差异的基础上,结合省域产业需求,加强省域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结合区域产业优势,推进省域高等教育特色化人才培养;结合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区域高等教育联合化人才培养;结合科技创新需求,加强区域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构建特色化分类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合法性和网络嵌入等相关理论,考察了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合法性双元的影响,并检验了商业网络嵌入和政治网络嵌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运用188份新创企业调研数据加以验证,研究发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合法性双元具有促进作用,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合法性双元产生消极影响;商业/政治网络嵌入均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合法性双元产生U型调节作用,但仅商业网络嵌入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合法性双元之间发挥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新创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与提升组织合法性具有启示作用.
后疫情时代,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情境下,网络寻衅滋事行为逐渐成为网络"乱象"的祸源之一.由于我国相关的网络规制法律"缺席",网络空间中寻衅滋事罪的适用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网络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制仍存在边界模糊、治标不治本等现象.因此,有必要从自由限度要求与公共场所界定两方面来探究寻衅滋事罪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问题,并从犯罪主体与犯罪客观方面入手来考察其适用要件,再进一步结合"乌合之众"心理,着眼于网民群体,采取以实名制为基础的随机轻罚制度来完善现有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
近年来,国际可持续时尚研究飞速发展,已逐渐成为时尚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通过文献计量和网络合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合集该领域研究的1306篇文献进行数据挖掘与规范化处理,系统地梳理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关注热点和研究前沿等.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国际可持续时尚研究呈稳步增长态势,大致经历了起步萌芽期、波动发展期和迅速爆发期3个阶段;尤其是2018年以后,该领域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中国、韩国和欧美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该领域具备很强的竞争力,高发文量国家之间合作网络比较紧密.样本数据中,405个机构参与该领域研究,但相互之间合作较少,较为单一和分散,因此合作空间还有待提升.我国学者发表的文献数量不仅居于前列,而且文献质量也有较高的影响力.关键词共现和中心度分析结果表明:慢时尚、可持续性、绿色生态和可持续供应链等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而绿色消费、循环时尚、慢时尚和数字技术下的可持续时尚等主题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
随着销售从推销观念向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销售人员关注销售量和关心客户需求何者更有利于提升销售绩效成为营销实践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销售导向—顾客导向(Sales orientation-customer orientation,SOCO)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研究销售导向和顾客导向对销售人员销售绩效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并探讨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销售人员无论实施顾客导向还是销售导向的销售策略都有利于提升其销售绩效,但同时开展顾客导向和销售导向两种矛盾的销售策略不利于提升销售绩效;情绪调节能力对顾客导向与销售绩效以及销售导向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均有调节效应,情绪调节能力促进顾客导向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但抑制销售导向与销售绩效的正向关系;情绪调节能力正向调节顾客导向和销售导向对销售绩效的负向交互效应.研究丰富和深化了 SOCO理论,为解释顾客导向和销售导向与销售绩效的不一致关系提供了一种情境化解释思路;研究结论对销售人员基于SOCO开展相应营销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个人信息自动化处理中存在多方主体的利益诉求,有必要将个人信息保护治理的视角转换到主体利益衡平上来.权利束理论与个人信息权利结构契合良好,并能发挥促进信息流动和因应场景调整主体利益关系的应用价值.自动化算法使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不断生成多样的利益,并形成复杂的冲突格局.相较于传统的利益衡量方法,权利束理论更适合回应个人信息自动化处理中的冲突利益衡平问题.借助权利束理论的权利边界和权利位阶概念,一方面应以明确赋权和正当性标准来分别确定主体的利益范围和限制主体权利泛化,降低个人信息自动化处理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应通过因应场景的法律制度安排,指引权利配置优化,鼓励谈判合作并减少谈判失败的损失.
数字时装秀是时尚行业顺应数字经济浪潮而生的产物.将数字时装秀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契合立法目的、满足保护要件,有利于保障数字时装秀主办单位的正当权利,优化时尚行业营商环境.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在借鉴法国、英国关于时装秀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探求我国数字时装秀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具体类型及权利主体.从选择编排阶段而言,数字时装秀构成汇编作品;从拍摄录制阶段而言,以数字时装秀呈现的艺术效果为判断独创性高低的标准,构成视听作品或录像制品.数字时装秀属于视听作品时,主办单位是著作权主体;数字时装秀属于录像制品时,主办单位和模特分别作为录制者和表演者,均是邻接权主体.该研究可为完善我国数字时装秀著作权保护制度、推动时尚行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北宋在"守内虚外"的战略理念下,管控内外要冲,着意确保各要冲拱卫都城开封.北宋前中期,澶州控扼黄河下游干流上唯一一处常设浮桥,发挥着护卫开封的军事作用,为理解上述时代现象提供了典型个案.澶州以南北二城夹护黄河津渡,连接开封与宋辽首要对峙区河北平原.宋廷通过在澶州河津架桥,将开封与河北之间安全、顺畅的干道交通,约束为一线桥路;通过控扼澶州桥路,掌握启闭开封北面门户的主动权.由此,景德之役中,宋方在澶州北城一带预先布防,成功扼桥退敌,促成澶渊之盟.然而,架设浮桥亦诱使黄河洪灾频发,造成澶州日常防务经营受限.在此情况下,宋廷压制澶州北侧重镇大名的常驻军规模,以免大名方面干扰开封朝廷对澶州桥路的控制.该部署可巩固北宋内部"强干弱枝"的形势,却削弱了北宋对外临战应变的能力.分析澶州这一案例,有助于考察宋廷如何协调技术、战术、战争战略、战略理念等不同层面的部署,进而理解北宋的整体军事格局.
反贫困是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是对落后地区进行根本性重建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视角，横向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三位一体”的反贫困逻辑，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构建廉洁民主的良好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激发人民精神世界内生动力，来分析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贫困实践。同时，从组织保障、提高生产力、维护群众利益、理论联系实际、示范区带动引领以及弘扬积极乐观的持久斗争精神六个方面提炼其中蕴含的现实启示。这有利于丰富当代陕甘宁边区研究，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反贫困实践，进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也具有借鉴与现实意义。
在创新驱动背景下，如何有效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创造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多维理论出发，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人员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企业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多因素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创新奖酬、政府创新政策和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均不是研发人员积极或非积极创新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人员积极创新行为驱动模式有4种，分别为社会关系—主导型、创新政策—驱动型、个体—社会均衡型、个体—组织协同型；企业研发人员非积极创新行为驱动模式为创新动力—缺乏型，且与研发人员积极创新行为之间是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相关理论研究，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人员创新行为提供启示。
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热点问题，学界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所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是，具体情境中的特殊性孕育着普遍性。莫伊舍·普殊同（以下简称“普殊同”）独创性地从关系本体论出发，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情境的准自然主义社会本体论，提出要以抽象劳动为中介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独特统治体系。然而，普殊同用关系本体论来解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还有深究的余地，马克思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思想之本质在于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看作一个系统整体，从作为人类基本实践活动的生产性劳动出发，抽象概括出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性规定，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具体研究路径，真正揭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践性与关系性的有机统一。
在人格权保护禁令制度的适用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认定存在困难。从现有制度来看，行为保全和知识产权禁令中都涉及人格权的内容，在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时均采用类型区分的方式。这种方式值得借鉴。不同的人格权损害类型会影响“难以弥补”的判断标准。以可能遭受的损害为标准进行区分，人格权可以划分为三类来认定“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物质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有造成人身伤亡后果的可能；对于精神性人格权，应判断是否具有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的可能；对于标表性人格权，应区分对待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纯粹的财产损失无须适用禁令。
作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诉源治理能有效缓解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解纷需求同人民法院日益紧张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使纠纷消解于萌芽状态。囿于当前司法实践及学理上对法院的诉源治理角色定位不明，有的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出现“过度退缩”或“过度冒进”的异化现象，有悖于诉源治理设计的初衷，难以发挥其制度上的效用。鉴于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厘清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应然角色定位，防止出现角色反差及功能失调。回归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基于对现实与理论逻辑的双重考量，法院应积极投身于诉源治理实践并承担参与者角色，在“源头预防”“诉前调解”“司法裁决”三个不同阶段发挥递进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