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研究基本上将"本科八十单位,半为必习科,半为选科"误认为是北大选科制最终的实施方案,其实这只是一个建议方案.1917年10月,北大文科在教育部召开的修改《大学规程》的会议上提出要以选科制取代年级制,这是北大最早提出"选科制"概念.1918年9月,北大文科率先试行临时选科制方案,这是北大最早实施选科制的时间,也使当时的北大成为最早实行选科制的国立大学.1919年9月,北大文理科新生开始实行新制选科制方案.北大的选科制改革有多重动因:教育部变革学制、修改《大学规程》是其体制动因;蔡元培执掌北大和胡适来到北大任教是其人事动因;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其时代动因.北大选科制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北大本身,还必须看到的是,北大的选科制改革从大方面体现出的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步之时,有关各方对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絜矩"之道是《大学》为为政者提供的最为平易可行的修己治人之道.它深刻揭示出儒家政治哲学中上行下效的教化机理,完全不涉及施政的技术性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的本质绝非以法责人,而是躬率以化人.而落实"絜矩"之道的"所恶"而"毋施"之法,则以通达民情为基础,使上位者的行与政得以随时处中.这一理论体系,对修正西方及现代政治治理中以法责人的弊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学术界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19世纪60年代拉开序幕,其标志是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到19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近30所新式学堂主要是语言学堂、军事学堂或技术学堂.在这些学堂中,担任主要学科教学工作的多为外籍教师,大多数中国教师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外籍教师各有一套教学方法,现存的文献很少有关于他们在学校里探讨教学工作和教学方法的记载.这也难怪,当时的学校不仅规模小且数量少,还零零星星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一门课程仅由一位教习担任,任课教师很难找到一起商量的对象.
教育史有客观的教育史、主观的教育史、抽象的教育史三层含义.教育史研究是人类探究教育历史现象与反思教育发展历程的科学认识活动.教育史研究是一种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实证研究,遵循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借助主观的教育史来还原客观的教育史,并对之进行科学的解释.演绎的解释是教育史研究的过程逻辑,目的是阐明过去教育发展中的实践活动、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教育思想的形成轨迹与主要内容;归纳的解释是教育史研究的功用逻辑,目的是总结教育历史经验、启发教育智慧、服务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史研究的理想不仅是解释历史,还是在梳理和解释的基础上为建构教育理论服务,这是教育史研究具备教育学内涵的根本之所在.
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被聘为总干事(后改为干事长),他亲自动员国内大学著名教授、社会名流、海外留学生加入.晏阳初认为"平民"代表了人格平等、教育机会平等,"平民教育"是"全民的"教育、"超然的"教育.他力倡"除文盲,作新民",通过"四大教育"把平民造就成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健全的国民.晏阳初平民教育事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伊始,就在全国各城镇积极开展面向市民、妇女、士兵的识字教育活动.1929年创建定县实验区,以县为单位的社会实验室,进行了彻底、集中的乡村平民教育的研究和实验,试图为整个中国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探索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案.全面抗战时期,平民教育转移到华中、华西地区,创建新的实验区.诚然,平民教育实验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传说中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现实中的平民教育何其难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教育史学科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在硕果飘香的深秋,全国教育史同人共同期盼的年度学术盛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于2022年10月29日在东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届年会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承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教育的传播交流与高质量发展:历史的视角".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的两千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以主题报告、分会场发言、收看直播等多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本届年会收到学术论文251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有179篇,关于外国教育史的有72篇.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学科逐步建立的时期,大学的学科建设需要面对学术转型带来的复杂问题.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借改革之机,亲自谋划历史系的学科建设,参照欧美一流大学历史学科的经验,通过整顿学科队伍、重构学科课程、推动专题式研究三大措施,促使清华大学历史学科走出旧有学术模式,走向完全独立,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实现了历史学科的现代化.这次学科改革也有局限:一律辞聘了以陆懋德为代表的文史学者,未能考虑这些学者的传统文史知识在现代历史学学科中的价值.这个缺憾导致一部分传统文史知识在学科建设中被忽视或边缘化.
新文化史学是在批判与质疑新史学的呼声当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它强调将社会与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注重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阐释.新文化史学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促进了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新文化史学注重研究范围的延伸、史料挖掘的拓展、叙事书写的表达、研究视角的下移以及文化建构的阐释.新文化史学在教师生活史研究中的价值表现在揭示教育的历史图景,解读教师的个体经验,探索教师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文化互动.新文化史学为教师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应拓宽教师生活史的研究范围,丰富教师生活史的史料来源,重视生活化叙事的语言表达,追溯教师生活史的文化意蕴.
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发现了"小先生",进而通过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等教育实践,历经11年,在1934年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小先生制"."小先生制"作为中国原创的最能代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迅速传播到海外,在美国、日本,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小先生制"有其独特的话语生成逻辑,也有非常严谨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展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要注重继承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儿童观、知识观、学习观,彰显儿童主体地位,强调知识的公共属性,彰显教育的公共本质,创设基于合作、情境和分享的学习方式.
近年来在中韩学者及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进一步在韩国发展,并呈现新特点及趋势.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陶行知研究为纽带构筑中韩两国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坚实桥梁,必将有利于促进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在韩国的持续发展,推动陶行知研究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抗战时期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是以晏阳初为首的乡村建设实践者对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发展进行深入反思的实践产物.在教育模式上,反对一味模仿抄袭,主张立足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适合中国的教育;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反对乡村教育内容的城市取向,主张立足乡村,扎根乡村,办服务乡村的教育;在学科话语上,反对贩卖理论坐而空谈,主张扎根实践,构建中国教育话语,贡献中国智慧.这对理性看待新式教育和思考乡村教育应走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意义.
早期美国高校学生资助延续中世纪大学的慈善传统,以学生需求优先的政策导向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然而,当联邦政府开始全面介入高校学生资助系统,美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导向从学生需求优先转向政治话语主导,使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党派间政治博弈的结果,"钟摆式"政策改革逐渐确定了21世纪美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改革的基本格局.学界在对美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改革历史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争议的焦点:高校学生资助是否促进了学生的学业表现和毕业率?助学贷款的盛行是否削弱了高校学生资助应有的作用?面对高等教育成本的持续高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如何有效、合理权衡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通过借鉴美国高校学生资助历史的研究,未来我国高校学生资助财政系统亟待向多元化的方向转变,响应学生群体与资助需求的多样性.
1924年1月,黄炎培提出编辑中国教育史的计划.1928年至1934年,在上海林荫路书房非有斋逾二载修中国教育史著、在私立光华大学教育学系两度教中国教育史课、在国难声中组织力量历三年辑中国教育史料,是黄炎培致力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集中尝试.1949年7月,黄炎培确认中国教育史是其获得一些特殊见解且很愿继续的一个专长.黄炎培先生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建立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晏阳初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服务华工,着手推行扫盲识字教育开始,便与平民识字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将从教华工识字摸索到的基本经验,应用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平民识字运动中,又利用平教会总干事的身份,对平民识字工具和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开发了《平民千字课》、汉字注音、简笔字、平民字词典、平民读物、导生传习制等工具和方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为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推行扫盲识字教育积累了经验.
托尔斯泰曾以著书立说、开办学校等方式积极参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教育变革,而我国学界对其教育思想与实践鲜有研究.通过分析托尔斯泰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缘起、自由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个体自由是教育权威的来源.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密尔(John Mill)、斯普林(Joel Spring)等人的观点反映出托尔斯泰的理念中存在个体自由的道德边界模糊、国家监管缺位、教育的逻辑性不强等诸多不足.但是,在辨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可以发现,托尔斯泰的自由教育思想与实践回应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教育权威的来源,这对于反思个体自由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自17世纪以来,美国公立学校一直肩负着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但在复杂利益关系网中,被视为"万金油"的公立学校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变革中蹒跚前行.早期杰斐逊的探索,经过曼的努力、哈里斯的改革,公立学校教育系统在公立学校运动后初步形成.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洗礼,现代公立学校体系快速发展并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以后,公立学校办学质量下降、种族歧视严重等问题的暴露,使其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批评.贝内特、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等试图通过问责制、择校制以及私有化的办学方式来改变公立学校的命运,但变革的结果却是一步步将美国的公立学校推向了失败的深渊.
重视高等科学教育是杰斐逊教育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科学进步观的外延.他认为科学进步不仅可以改善经济社会,增进人们的幸福与健康,而且有助于维护共和政治,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杰斐逊希望高等院校的科学教育能使年轻一代从国王、贵族和牧师控制的旧知识和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看到科学之光的普遍传播所带来的巨大进步,最终为新生美国未来各个方面的改善提供人才及智力基础.西点军校与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是他尝试将启蒙科学应用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有形成果.这些实践基本实现了杰斐逊对高等科学教育的构想,对此后美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杰斐逊没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实践也带有种族主义偏见.
蒋梦麟作为一校之长在北京大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北京大学学科的发展.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以后,秉持"精纯"的学科发展观,倡导大学学科"均衡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及注重发展自然科学.同时,立足这一大学学科建设思想,蒋梦麟通过推行学院制、扩充研究所为研究院等方式开展学科建设,从而为北京大学学科的内涵式发展提供了组织层面的保障.从蒋梦麟的大学学科建设思想与实践中,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明确学科发展目标,二是强调学科内涵式发展,三是适时进行学科组织建设与创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救济未被大学录取的沦陷区学生,在四川江津设大学先修班,对他们进行补习,后来又指令部分大学设立先修班,以扩大收容.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考虑到不少学生因学业程度不足而无法入大学,同时又为课程标准改革后提高大学程度而免除低年级重修高中课程起见,决定自1946年度起各大学及独立学院附设先修班.依照教育部规定的附设先修班办法,此类学生以自费为原则,所修科目也以高中课程为主,因此与正式大学生有本质区别.这些学生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者可升入各校一年级肄业,不合格者继续学习或投考其他校.由于此种教育对抗战后全国教育复员工作特别重要,所以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我国语文教育一直蕴含着"大成智慧"的文化传统."成人""成才"教育目的的同构性,集文、史、哲、伦理、艺术等教育内容的一体化建构,从"小成"至"大成"的学程化设计,以及注重整体、讲求体悟的思维方式都是我国古代非学科化语文教育"大成智慧"的重要特点.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育依然赓续了这种文化传统.面向未来的语文教育"大成智慧"实践应着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教育系统,从"知识化""感觉化"的语文教育迈向"有智慧"的语文教育,以整体论思维范式打通语文教育诸领域,依托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创建"人—机"结合的交互学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