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化,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军队建设、根据地的风土人情及党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将普遍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全面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并在调研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调查策略.调查研究的开展,为政策的调整及转变提供了依据,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推动了各项政策的执行,并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教育公平,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必由之路.我国始终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理念,在实现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方面持续发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中,要加大对农村学校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加农村普惠性教育资源供给,紧抓教育数字化改革发展机遇是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取得共同富裕新成效的路径选择.
城乡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探索城乡协调发展路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呈现出较高水平的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等格局特征.浙江全面打造城乡协调发展引领区基础良好、目标明确,下一步可着力加强关键领域的先行先试,前瞻布局省域城乡发展空间"新蓝图",加快畅通省域城乡协调发展"要素流",着力构建省域城乡融合发展"共生链",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聚力探索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创新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城乡协调发展样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自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十月革命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开展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迅速确立了苏联模式.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在"民族道路"和"苏联模式"的选择与磨擦中前进,相继产生了"波兰道路"和"匈牙利道路",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成为战后东欧改革热潮.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东欧各国民族道路与苏联模式若即若离、暗中较量,再次掀起改革热潮,这是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好的时期.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道路曲折而坎坷,最终在苏东剧变中相继崩溃.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教训,值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认真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概括为三维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形而上的大智慧来把握世界,是一种更高级的大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性科学,是一种实践基础上能动的智慧性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科学信仰,是一种更具崇高性的哲学信仰.哲学作为大智慧,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哲学作为普遍性科学,追求世界普遍真理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辩证过程,故作为科学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依赖于"是",还要依靠于"信".在根本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奠基于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之上的"智慧、科学、信仰"三维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智慧、普遍性科学和崇高信仰的高度辩证统一.
习仲勋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形成的"调查研究一群众路线"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实地调查法、随机调查法、典型调查法、访谈法和实验法是习仲勋开展调查研究时经常使用的科学方法.习仲勋的调查研究方法既与老一辈革命家的科学调研方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呈现出鲜明的群众性、实践性和传承性等理论品格.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走好群众路线、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提供了宝贵学习范本和有益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自觉加强党性建设,党性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自"党性" 一词在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出现,"党性"概念的相关界定共有四个.而依照概念使用的语境差异,其内涵和外延的演变又分为三个阶段.但"阶级性"是理解和界定"党性"概念的根本,而"组织性"以"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要求成为阶级性基础上的延伸性基础,并以"党性表现"的方式在政治、组织、思想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在党的整体意义上,"党性"突出了阶级性主导,而在党的部分(党的组织和党员)意义上,"党性"则凸显了组织性主导.因而,在党的文献来看,定义"党性"要考虑阶级性与组织性两个具有层级差异的基础、本质与表现两个范畴以及整体与部分两个主体维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作为日常娱乐的电影活动也以有序的方式进入到具有高度规范性、系统性和层级性的政治模式中.党和政府通过禁止与批判好莱坞电影,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扫除思想障碍;译制与放映苏联影片,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提供"他者"元素;创作与提升国产影片,为日常娱乐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提供主渠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使人民在娱乐的同时接受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手段.
红色文化兼具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一要推动建构红色文化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融合发展,发挥红色文化本身的传播功能;二要实现红色文化从符号叙事到精神意象的凝练升华,使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意象转化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三要推进红色文化从意识形态塑造到大众传播的转化,真正实现其价值传导、理论再造功能;四要实现红色文化从国内传播到国家传播的文化形象构建,促进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和中国国际形象塑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本质要求.基于共同富裕所蕴含的价值向度、逻辑基础与实践路径,才能明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可及性,从而将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价值与世界价值,其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且在逻辑层面亦有着丰厚的理论根基、历史底蕴与现实基础,其可行性日益显现,同时从可及性上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的实践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支撑保障.
中共党史学科是在党史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较强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学科,广大党史工作者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长期而辛勤的探索和实践.胡绳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研究者和组织者,也是党史学科体系的重要奠基者和培育者.胡绳在多年的党史治学历程中形成了丰厚的理论积淀和学术成果,提出了诸多具有引领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在推动中共党史学科人才队伍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确立之际,探讨胡绳对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启迪.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对村级党组织带头人监督,是农村基层党建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自我革命在乡村的生动实践、全面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从谁来监督的视角看,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对村级党组织带头人监督还存在不少问题.完善村级党组织带头人监督,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组织监督部署的监督检查,制定村级党组织带头人监督细则,落实乡镇党组织对村党组织带头人监督责任,选优配强村级党组织带头人,实现村务监督委员会与上级纪检监察监督联动,调动党员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作为象征仪式的纪念活动是中共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基于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与妇女解放的迫切需求,中共十分注重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以下简称"三八"节)纪念来实现对"能顶半边天"的妇女的政治动员.陕甘宁边区在"三八"节纪念中,通过训话、表彰、检阅、展览等方式开展仪式动员,运用戏剧、舞蹈、歌谣及报刊等方式开展文化动员,以倡导妇女解放、表达抗日反顽主张、争取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团结等言论开展话语动员."三八"节纪念成为妇女动员的重要途径,激发了妇女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的双重觉醒,边区妇女被广泛地动员起来,积极地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现阶段的中国虽然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是城乡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是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慈善信托作为一种新型慈善方式,可以广拓渠道,汇聚资金,并通过专业管理,实现社会救助资金保值增值.正是基于信托的优势特点,将慈善信托运用于乡村振兴项目中,有助于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的"造血"功能,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新时代共同富裕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话语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成果.从其结构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目标性共同富裕话语,用以描述未来指向;实然性共同富裕话语,用以分析现实状况;规范性共同富裕话语,用以指明原则要求;机制性共同富裕话语,用以阐述路径方法.新时代共同富裕话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与人的全面发展话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深刻的价值衔接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运用CiteSpace和Excel计量分析工具对CSSCI数据库（1998-2021年）进行量化分析，可以清晰阐明干部教育培训研究的内涵特征。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存在干部教育、干部培训、干部教育培训、培训模式四类研究热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呈现出鲜明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阶段发展进程，体现了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日益注重内涵发展和时代创新的基本趋势。
开展村庄经营有利于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通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杭州市临安区村庄经营的探索实践，提出了明晰的村庄经营概念。村庄经营是基于村庄资源资产的产权边界，在乡村建设的基础上，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多元市场经营主体广泛参与，对村庄资源资产进行市场化经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杭州市临安区的村庄经营，经历了自发尝试、试点推进、全域推广等阶段，制定了比较系统的村庄经营管理制度，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深入开展村庄经营，需要完善集体经济支持政策，提高乡村干部的经营意识和能力，推进以土地资源经营为核心的乡村集成改革。
中共在抗战胜利进入东北后，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即国民党对中共在东北地位的不承认和东北民众由于缺乏对中共的了解以及盲目的“正统观念”而没有立即接受中共。在进入东北初期，中共主要针对国民党的不予承认采取了合法性构建措施。在开始创建根据地后，中共利用剿匪之机，对国民党、土匪、民众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使国民党在“匪化”过程中非法化。同时，中共开展的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利益再分配，使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武装，并大规模加入中共军队，从而使中共在东北实现了合法性构建。
从家庭功能出发，基于代际关系转型视角来理解农村养老模式变迁，可以构成宏观城乡变迁下的另一种微观视角，即：赡养老人与养育子女是家户的核心功能，二者的平衡与互动保证了代际间的平等互惠与社会的存续发展。从代际关系转型视角来理解农村老龄社会变迁，可以发现农村养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理念层面的动因，代际关系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养老观念面对新的养老问题已经不再适用。因此，在考虑重构农村老龄社会这一议题时，以往讨论的重视家庭伦理、发挥家庭功能，以及重建乡村孝道文化等应对措施的局限性就体现了出来，面对新变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农村老龄社会的可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