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出现的新阶段.以算法和人工智能为基底的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全新重构.在数字连接对劳动组织形式进行重组的基础上,数字资本主义形成了与经典工业社会不同的内部结构.其劳资关系上的不平衡又借助技术手段加大了结构上的不稳定性.把握这种不稳定性,是破解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构筑的发展"神话"的关键.对其问题的关注需要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为前提,批判性地解读历史的连续性和当下的断裂性之间的张力,动态地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内在关联入手,厘清其深层逻辑及其成因.
伯林特的"消极崇高"(negative sublime)概念,关注到美学与后工业社会转型中人类生存境况间的关系,提请人们注意矛盾冲突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来说,伯林特对美学重要范畴"崇高"所作的新阐释,更侧重于从语用学角度将其价值意义与当代美学反思联系起来,使得"崇高"的语用发生了流变.即便如此,这一新阐释也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误用风险,由于伯林特过于强调对理性主义美学的批判,容易使读者流于对个体感知审美向度的片面理解,从而使得对"崇高"的语义解释有可能偏离主流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所指涉的意义世界产生消解.
从哲学层面来看,元宇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依赖于现实世界而存在.元宇宙与哲学建构中的形上世界的关系和人们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有关.如果将形上世界看作是感官世界的原因和基础,那么元宇宙与形上世界有根本区别.相反,如果采用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那么元宇宙与形上世界就没有根本区别,它们都是现实世界的虚构.从政治层面来看,算法霸权、全景监控有可能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危害.从经济层面来看,元宇宙经济包含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以及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剥削.这两种剥削的存在使得元宇宙经济包含不公平的因素,应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可能的,这是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事实存在,也是价值存在;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兼具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特殊性存在;从一和多的关系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元多线"中的重要"一线";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现代化,是处在历史延续中的"中国"的现代化.
统一大市场既是当前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经济史和思想史领域由来已久的理论议题.市场从分割到统一,在商周至明清数千年的商品经济演化中产生和延续,在近代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有关"统一大市场"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两个高峰.历史经验表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解决市场分割问题,关键是在国家治理能力和市场自发动力之间寻求平衡.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引导数字经济中资本的有序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特定历史阶段下,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过程中,合并不同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及财富增长的文明因素.这在数字经济中表现为在推进数字技术升级、数字服务普及,驱动数字劳动扩充,提升数字融资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消极效应,将可能在数字经济中衍生为数据等要素垄断的加深,虚拟资本投机的加剧,以及再生产结构的进一步失调等.在对待数字经济中的资本问题上,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序引导资本开辟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数字平台监管体系建设,保护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为数字经济中以片面寻求要素垄断和无序投机方式逐利的资本设置"红灯",为在数字经济中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高质量就业方式获利的资本亮"绿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化自信自强是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议题.文化自信自强何以重要?第一,文化对于民族的繁荣兴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第二,文化自信呈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现实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彰显了文化自信自强.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人类现代化为普遍参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是一个"关系"概念.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生成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铸就中国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国文化繁荣兴盛,需要自觉凝聚中国精神,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和提升全民族的人文素养.只有始终秉持文化自信,才能不断走向文化自强,由此迎来中国文化的新辉煌.
中国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让农业强起来,既要确保国家农业与食物安全,更要牢牢把握国家农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推动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为研究什么是农业强国、如何建成农业强国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农业强国评价指标和主要类型的详细分析,可以明晰农业强国的内涵,并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炼"大农业""大安全""大食政"理念,为建成农业强国找到中国路径.
中国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更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必须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具有的契合性是中国人民能够创造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实质内涵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创造;它在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化的有益内容的同时努力纠正其理论错误并吸取其实践教训;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看,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效果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其实质在于人民性.它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幸福为终极追求的现代化.因此,它是至善,也是大善,无疑具有道义正当性.
晚清时期,官员行政风纪堕落问题十分严重,贪污腐败、渎职溺职、操守不正等屡见不鲜.针对这一情况,一些时人从廉洁政治、高效政治、伦理政治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监督制度的建设主张,以便加强行政风纪监督,达到澄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之目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主张并未得到有效贯彻,晚清行政风纪监督制度建设未能取得理想效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质性研究,关键在材料收集、分析及其推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关于其宏观和中观方法论方面,学术界已有较充分讨论,但微观实践的经验细节处理方法讨论仍较少.作为质性研究的微观经验处理方法之一,田野工作有赖于在时间把握方面注重渐次规划意识,在经验获取环节贯彻"渐次抽样"思维,在逻辑分析过程坚持渐次求证原则的"渐次抽样求证法".对团队调查而言,渐次求证法有利于分工与合作相协调,有助于从操作上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判断过于绝对化、过度急于理论概化、将共变关系混淆为因果关系等典型错误.
在集中型城市化政策导向下,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快速集中,城市边界快速向郊区蔓延.但这种作为城市外部扩张结果的"郊区"更多是以一种过渡形态存在于城乡社会之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由中产阶层向"城市边缘"迁移形成的"生活化郊区"存在重要差异,其实质是城建思维主导的"边缘城市"发展模式.随着城市化步入成熟阶段,"边缘城市"型郊区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日趋凸显,人民追求低密度、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还需进一步得到满足.及时调整集中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关注和重视作为"城""乡"社会"边缘"与"衔接处"的郊区,逐步将郊区发展的战略定位由"边缘城市"转向"城市边缘",建设满足人民高品质需求的生活郊区,是未来中国城—郊社会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
数字法治政府实质上就是数字化程度更高,更具智能的智慧政府.推进智慧政府建设,促进智慧政府治理转型,将为法治政府建设迈向实质法治提供重要契机.重视数据资源深度利用的智慧政府建设借由权利实现的便捷性与智慧性促进权利有效落实,进而增强权利保障的实效性.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扩大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兼顾各方利益,预测实施效果,提升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数据监督、"数据铁笼"、网络问政有助于加强权力监督,推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行使.大数据技术主导的非现场监管、行政执法数据库以及掌上执法的智慧执法可有效维护行政权的运行.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释放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统一协调与集中力量办大事、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与贯彻落实、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四方面的制度势能,合力助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为系统性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与进阶提供助力.从实践来看,处理好集中统一与社会参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以及自主创新与对外合作三对关系,是提升新型举国体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效能的重要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二者协力共同构筑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个人信息民事权益的基本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的性质、定义、类型、处理原则、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发展了《民法典》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建构了全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存在前者优先适用以及二者协同适用两种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源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既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也不能圆满回答中国的发展问题.历史研究回归中国本土,构建中国"主体性"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史学界立足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华文化发展新需要,基于学科自身发展演变规律提出的新思考,符合时代逻辑.其本质是基于文化认同,依托高度文化自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炼出富有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本土化概念、理论和观点,在揭示中国道路特殊性的同时,为世界贡献有益的经验和智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选择.
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标识,哲学的主体革命实现了人的主体身份的本质复归.在对人的主体身份解构中,人的自然存在身份、社会存在身份、活动存在身份科学定位了人的主体身份存在,将"现实的人"从抽象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人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其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往往易受到现实规训的影响而趋向"异化",人的主体身份批判的关键是"异化"身份批判.社会交往和话语交往是人的主体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规定了主体身份的最终交往样态和价值形态.
当前,基层政府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发生了变化.治理转型下的基层目标设定权从"结果管理"转向"过程管理",基层检查验收权从"及格达标"转向"末位淘汰",基层激励分配权从"监督较软"转向"监督下乡".针对部分村干部胜任力出现的困境,应通过强化正式激励和拓宽非正式激励,引导本土性人才、返乡农民工和青年创业群体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农村干部年龄结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