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的青年明显增多.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返乡青年而言,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多,以及风险控制更为复杂等,农业经营有成有败.将返乡青年不同类型农业经营模式及其成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二元农业格局下,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经营几乎没有盈利空间,惟有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才是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经营方式.但返乡青年要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经营,除了个人具备主体能动性外,还需要外界在资本、技术、大市场对接方面的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固然可提供一部分支持,但以农民自身主体性作为前提,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才能为农户经营提供广泛、持续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对接的帮助.

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质性研究,关键在材料收集、分析及其推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关于其宏观和中观方法论方面,学术界已有较充分讨论,但微观实践的经验细节处理方法讨论仍较少.作为质性研究的微观经验处理方法之一,田野工作有赖于在时间把握方面注重渐次规划意识,在经验获取环节贯彻"渐次抽样"思维,在逻辑分析过程坚持渐次求证原则的"渐次抽样求证法".对团队调查而言,渐次求证法有利于分工与合作相协调,有助于从操作上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判断过于绝对化、过度急于理论概化、将共变关系混淆为因果关系等典型错误.

The “social contract” among atomically isolated individuals and its “state of nature” assumption are the intellectual outgrowth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They are deeply associated with expansive sovereignty, but devoid of a kinship perspective. If the idea of “kin” had been brought into the thinking about how “nature” was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sovereignty and civilized society, people who interacted on the the basis of “rites” would be regard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other, resulting in asymmetric reciprocity in relational increment. The concept of “living 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phasizes that “living people” not only live, but live in symbiosis with nature. The idea that “you are in me and I am in you” is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living people” of the “living-on” civilization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nationals” and “people” who are in pursuit of self-reliant sovereignty. In the new era of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civilizations, this idea of “livelihood politics” can become a theoretical fulcru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现代学术以专业细分著称,由此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格外重要.但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也必须理清,问题是谁的,是什么问题,当配以何种方法论.以族体认同为例,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欧美扩张型主权实践及其带来的种族、移民冲突,方法论侧重个体分析、文化多元和从公民到国家"一体".在维护族体团结方面,其收效并不理想.对追求自立型主权的中国而言,国家整体有了主权,个体才可能成为公民.在近代以来的实践中,其民族问题的核心先是实现主权独立,深入扎根社会基层,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固然有长处可鉴,但无视其问题指向和方法论差别而套用,以此审视中国经验,则显然不如从主权及其日常实践分析入手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回避分离主义的知识陷阱.

有机农业原是小农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常态,但在农业革命后的二元农业格局中,现代有机农业所需资本、技术投入比常规农业更多,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高端类型.小农尤其是山地民族地区的小农户延续的传统有机农业,不被大市场所承认、信任.现代有机农业的生产企业、产品认证和消费均集中于大城市,其与生态条件良好的生产地和雇佣小农,在空间和社会经济上均呈层级分化状态.由此,有机农业生产实际上成了跨区域生态资本化、金融化的过程,并不能有效带动当地小农的发展.只有公共资源投入和社会公益行动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推动小农迈入现代有机农业门槛,或优化有机农业认证机制以使小农传统有机农业被大市场所承认、信任,方能有助于乡村尤其是山地民族地区乡村的振兴.

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调查发现,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和民族(支系)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联系.其农民生活研究在理论上为西方人类学界所重视,但其核心问题意识却只能在现实语境中得到理解.与此相对照,当代农民生活之地权问题已解决,但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二元农业格局,使得劳动密集型农业无利可图,小农户劳动力和资本外流,大资本却急欲下乡.研究此类地区的乡村振兴,防范"三农"问题转化成民族问题,需要两种问题意识和视野辩证相融合.

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方法对知识生产的专业化,极为重要.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我国当代民族研究知识生产对社会治理与发展有重要贡献,但也有形成片面"专业化"知识"井壁"的苗头,不利于回应多维的社会现实.李安宅由社会学切入民族研究的探索给人启示,专业化应是通过强化问题意识、拓展理论视野与方法,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深度.以此为参照,我国当代民族研究知识生产的问题意识、理论视野与方法,皆有创新之必要.而辩证协调与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双向强化族别与专题研究、民族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生产与政策研究,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我国民族研究曾深受“阶级分析法”和“民族识别”的影响.这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成效.不过,“阶级分析法”被教条化后,严重制约了民族研究.其后,“文化解释法”被广泛用于民族研究,也不乏成效.但是,民族研究因过于倚重此法,无法全面涵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型的实践经验,陷入了新的制约.由此,在新时期,以透视实践经验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视角,应是民族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乡土文化不仅有文化保育意义,更是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其人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德业相劝和患难相恤的思想源远流长.近代以来,它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它在当代经济与社会中仍有重要价值,但需结合新时代社会条件加以创造性转化,方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有觉悟和“三观”正确的社会主义新乡贤,应是其实现转化的基本条件.

乡村振兴以何为主体,不仅涉及政治目标“为谁”,也涉及治理技术“靠谁”.国家意欲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但基层实践常与资本亲和,排斥小农.以人类学眼光从基层内部观之,不难发现这固然与层级压力、资金下乡、小农难动员有关,但更是疏于群众工作的结果.缺乏以人民为中心视角的“可视性政体”,使基层更倾向于与能人、大户或公司合作打造少数“亮点”.这些“亮点”成为上级和媒体容易看得见的政绩,而群众天天可见的大量“暗处”隐藏在其视野之外.不过,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多重复杂原因,将其简单归结为基层干部问题而进行道德批判,并无太大的价值.相反,探索落实群众路线、小农社工和协商共治等具体改进路径,方为正道.

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结合模式,以"亲亲"机制"类""推"扩展关系网络,并非儒家理想型的"爱无差等",而是有其限度.这是儒家"大传统"与乡村"小传统"在实践中互动、妥协的结果.当代大市场中常见的"同乡同业",既依赖亲缘,更依赖基于方言亲近感的地缘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其中,"文化亲密"是"同乡"聚集资源、降低成本并赢得市场竞争的核心机制."文化亲密"机制同样也不能无限扩展,而是在特定情境下有特定的弹性边界.基于同一方言地缘关系的"同乡"可整合为"同业",此边界外更广泛意义上的"同乡"则不能,但这又不妨碍在其他情境下,人们与方言群以外的人保持紧密关系.较之于"亲亲"机制,这种社会结合模式更具有开放性.这是"有限差序"嵌入城镇化和大市场,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结果.

转型时代小农户的经济构成 不管是茶余饭后闲谈,还是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变化,在经济上往往会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时间刻度划分,自然有它的道理.至少从经营体制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不过,这种将农户家庭经营视作划时代的经济变动标志的历史意识,却又多少有点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眼光看问题的味道.

当代乡村青年人中的犬儒主义,是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亟待面对的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心态,除现代性文化影响外,它主要根植于社会阶层压力塑造的"镜像",而当代批判理论的泛政治化解释与此事实相去甚远.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个体修养和道德说教也非对"症"之"药",而应着重考虑调整收入分配、重振乡村基础教育、重塑社区公共生活、活化基层组织等思路.从此视角看,社会建设是乡村振兴较易率先突破的入口.

虽然不少研究者渴望中国乡村变得与欧美乡村一模一样,但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决定了中国乡村发展的道路有特殊性.如果要中国农业经营者,不管是单家独户的农民,还是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平均种养规模达到欧美的水准,那我国第二、三产业起码还得新容纳五六亿人(这些人还不能是需要依赖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而必须是可以完全摆脱农村的工商从业者).

农业革命带来了小农劳动密集型农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二元并存的格局.不能进入可盈利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则只能外出务工,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剩余劳动力"概念对此经验概括并不准确,理论上对二元农业缺乏解释力,并掩盖了农户生活逻辑的转变.二元农业带来农户生活货币化,使之受制于大市场和资本.这一转变还渗入社会和文化,加速社会分化和转型.在理论上,这要求人类学研究不仅应深描和阐释其社会文化特色,也应关注其现实发展困境.在现实上,它表明乡村振兴应从资金、技术和市场对接等方面为小农托底入手,使之可参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部分环节.

在南岭民族走廊乡村中,垃圾食品消费与政府治理是否到位,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阶层地位关系密切.但在贫富分化、民族意识定向推定等因素作用下,作为社会问题的垃圾食品却易被置换表述为“民族问题”.经济发展和日常化社会治理,方是对症之药.防范社会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应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理论本土化的探索方向之一.

将“大集体”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置于包含“上下”“内外”“前后”的长时段历史视野审视,不难发现“大集体”之所以来得如此急切,主要并非个人原因或照抄苏联模式,而是“被迫赶超”所致.基于“儒式小农”特性,农民与之未有大规模公开冲突,但潜在地具有深层矛盾.“被迫赶超”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后国家放权,与“儒式小农”惯习同时发生作用,终结了“大集体”.但是,“分田到户”前后农业产出激增,既非农村经济面临“崩溃”而“一包就灵”,也非“产权明晰”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结果,而是与“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及良种、化肥、农药的“反哺”密切相关.

为争取资源、分摊风险和开展工作,乡村基层官员常以私人关系划分内外、亲疏有别的群体边界.其中,亲属关系存在但作用有限,战友、同学、老乡和拟制亲属关系更常用.称其为有限度的“派系政治”,比“家族政治”更切中实质.这些嵌入基层“官场”的私人关系,具有多重“差序格局”的社会文化特征.它们形成“文化亲密”,隐性地为内部人提供亲近感与信任,给外人划定界限.

小青柑茶是市场周期资本"内卷化"拼凑的产物.其经济叙事依赖诗性逻辑,而其品味的社会建构与区分机制,则切中了当代中产阶层上班族的"痛点".在此过程中,不同"地方知识"的边界被强制打破、粗暴并接.这表明,市场从社会"脱嵌"后,并不必然伴随有效的社会"自我保护",相反在资本"强力并接"作用下,人与物可能转向缺乏"文化自觉"的"资本亲和".

婚姻不只是私事,其变动乃社会转型与治道变革的一部分.1950年出台的新婚姻法极其注重保护社会中下阶层的品格,对社会治理与治道变革有深远影响.它虽不够专业化,但并非简单意识形态.而一味追求形式上专业化,却可能导致社会治理紊乱.因此,透视社会治道变革,尤应重视历史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