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绿色法庭是印度针对生态环境损害实施专门司法救济的一项制度尝试.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庭形式,其制度建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原告资格的开放性规定;其次,采用专业法官与技术专家共治的法庭模式;第三,依据自然正义原则审理案件,并可自主创设程序规则;最后,实施严格的判决执行和司法解释制度.上述的制度建构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众的司法接近权,还以开放和便利的方式传播了环境价值和生态理念.同时,通过创新性的救济措施和进步性的判决,其不仅保障了公众的环境权利,还确保了环境制度框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中,国家绿色法庭的自主创设程序和共治型裁判模式于环境司法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前者通过灵活运用程序规则,使诉讼过程融合了对抗性、询问性、调查性和合作性等多种机制.而后者则促成了法律规范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协调,并使司法裁判成为一个协同、共生、多学科的作用机制.这种裁判模式使法庭规则始终保持前瞻性,继而可适应不同情况案件的处理,并推动着环境司法制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印度和美国的防务关系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升温.然而,新德里对华盛顿的"海洋航行自由"行动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印度在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时对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性要求,对美国在印度近海实施的"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争端和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尊重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表达了口头支持,并通过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印度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但避免直接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巡航活动以防过度刺激中国.印度对于美国军舰在印度洋和南海不同水域"航行自由"活动的认知差异及其应对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实用性和利己性,特别是以维护"海洋航行自由"为幌子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程度.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印度宪法》在其第八附则中明确列举了 22 种语言,这些附则语言在各种领域享受了诸多优待.多数观点认为附则语言关乎民族自治,然而这种观点错误地将附则语言与各邦的官方语言等同,实际上两者的关系只是交叉而非全同.由于附则语言享受了诸多优待,导致非附则语言遭受了歧视乃至压迫,同时鉴于第八附则已无扩张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多数观点主张废除第八附则从而彻底消除歧视,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现实问题: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比例分配语言资金,那么使用人口稀少的濒危语言反而失去了专属资金;如果企图将所有的语言都确认为考试语言,那么最终只能排除地方层面的语言而选择联邦的官方语言,这样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歧视.因此,对第八附则恐怕只能维持现状.
防务相关基础协议是印度与美国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是评判当前印美战略关系程度、特征和性质的主要指标.有关签约的谈判耗时长久并经历曲折,近年始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2020 年期间签署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三项文件各有侧重,从基地后勤支援、加密通信和实时情报共享、尖端军备供售研发到战术操作协同,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体现了美印军事合作的递增与补足特征,表明印美双方的军事互信和战术互操作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印美在"印太"背景下增强军事合作将对地区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考察印美基础协议的基本内容、功能特点及印美围绕签约的认知与利益异同,分析对印美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以期判断现阶段印美战略合作的程度与性质.
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世界多数国家明确宣布了各自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碳中和已成为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蕴藏丰富、类型多元,开发潜力巨大.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先进、产业链完备、经验丰富,与南亚国家优势互补,且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扎实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合作前景;但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多重挑战.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和南亚各国应该树立命运与共的能源合作理念、发挥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搭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平台机制、拓宽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领域范围,加快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兼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孟加拉湾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印度不断强化对该地区的地缘关切,旨在维护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以区域经济合作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印度在不断提升其海上力量的基础上通过供给公共产品强化安全合作,与周边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与域外国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等举措来践履其在孟加拉湾的地缘战略目标.然而,印度强化对孟加拉湾的地缘关切受到域内国家的战略警惕、自身有限的国家实力、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等因素制约.印度的孟加拉湾战略对中国参与该地区事务以及维护海上安全都有重大影响.展望将来,印度在该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以及多边机制构建方面仍会久久为功,这将对孟加拉湾地区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教派冲突问题在巴基斯坦建国后因政治化等因素诱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本世纪初以后,穆沙拉夫执政时期曾采取强有力的军事安全政策,使国内安全形势一度得到缓解,但教派冲突问题仍难以根除.2011 年以来,巴基斯坦出现新一轮教派冲突,一是巴国内部分政治集团或组织利用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动员资源,引起更加严重的教派主义政治化趋势;二是巴政府在宗教教育体系和打击极端主义组织方面存在治理缺失和监管缺位;三是新时期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与势力的扩散加剧了巴国教派冲突风险;四是德奥班迪学派和瓦哈比主义在反什叶派宣传方面煽动教派对立.巴基斯坦亟须通过多路径去廓清和批驳激进主义势力在反什叶派思想和教派主义话语方面的思想错误和话语误导,积极引导主流舆论发扬宗教宽容理念,严厉打击煽动教派仇恨的社会组织或媒体舆论.
新冠疫情在席卷南亚之际,也多维度地影响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当前发展与未来趋向.本文认为,疫情以扩大社会矛盾、变革政府权力基础、催化恐怖主义新模式三种方式影响了恐怖主义的发展.在疫情背景下,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缓和,但国别情况有所差异.与此同时,南亚恐怖主义呈现出利用互联网平台掀起激进化浪潮、与政府争夺合法性空间、利用阴谋论开展信息战等特征.未来,被疫情压抑的很多恐怖活动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出现报复式增长,南亚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将可能上升,"独狼"式袭击和生物恐怖主义将构成新的安全威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美日印澳等国的关注、敌视和经济冷战思维外交的战略围堵与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挑起并进一步升级经贸摩擦,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敌视和剿杀,妄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重要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下,思考如何应对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对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状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加人是中国周边民族,其聚居地区与中国西南边疆相邻,人口300 余万.大多数那加人分布在印度,也有一部分那加人生活在缅甸.印度的那加人主要聚居在那加兰邦.从19 世纪中期开始,绝大多数印度那加人的宗教信仰从泛灵论改为了基督教.印度那加人的改宗是由多种条件共同促成的,对其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宗教因素与印度东北边疆那加兰邦的局势发展关系密切,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有一定影响.当前,那加传统宗教文化的重新定位及其向基督教的渗入、基督教群体的分裂与冲突、印度教的渗透是宗教因素对印度东北边疆那加兰邦治理产生影响的三个主要方面.
考虑到印度在南亚地区占据的核心地缘位置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潜在影响,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动态将对亚洲甚至世界的力量平衡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故本文基于实际-认知分析框架,关注印度自1947 年独立以来在经济、军事、人力资源、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的实际国力和他国对其国力强度的认知判断,认为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前中期(1947-1990 年),表现为"国微言轻",即印度实际国力不足且国际影响力较低;第二阶段是经济自由化改革后(1991-2013 年)时期,表现为"外强中干",即印度实际国力相比之前有了进步,但国际话语权并未有显著提升;第三阶段是莫迪政府时代(2014 年至今),表现为"国富民强",即印度的实际国力与认知国力相比以往均产生了实质性飞跃,向着世界前列进步.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
2022年1月,巴基斯坦发布《国家安全政策2022-2026》(NSP)公开版本.作为该国首个国家安全政策文件,NSP深刻反映了巴基斯坦传统安全战略弊端显现、自身经济问题持续发酵和安全威胁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具有政策目标的总体性、政策手段的多样性、政策效果的不可预期性等多重特点.NSP的现实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巴基斯坦加强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努力方向,严酷的现实环境也加剧了其实施NSP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二是为中美印等国家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提供了动力或契机,有助于促进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稳定和经济贸易发展;三是NSP作为围绕全面安全概念制定的政策,将对世界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应继续深化中巴多领域合作,为巴基斯坦实现NSP的美好愿景提供外部助力.
有关"数字丝路"的文献正不断增多,但对其内涵意义以及对我国与南亚国家如何共建"数字丝路"的讨论仍显薄弱.本文认为,"数字丝路"建设实际包含物理技术层面、数字应用层面以及数字社会沟通层面等三个层面内容,关系到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产业、跨境电商以及数字新兴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当前,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建"数字丝路"具有诸多机遇,如区位优势、消费需求、技术经济保障、前期合作经验以及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潮流的新发展,但也面对若干挑战,如中印关系波动、经济欠发达、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全球数字竞争以及我国数字企业海外发展意愿不强等.为此,本文认为,应从顶层设计与共建规划制定、提高我国数字建设带动力、积极参与南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数字应用开发、基于国别差异因地制宜推进共建合作和政企协同行动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我国与南亚共建"数字丝路"合作进程.
斯里兰卡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性变化与政党政治密不可分,政党在政治制度的调适、国家能力塑造和凝聚政治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1948-1977年是斯里兰卡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政党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手段进行动员,初步建立了政党与传统社会力量的关系网络,实现了有限的政治整合,但在族群动员和资源积累的过程中,政党的私人化趋势逐渐弱化了政党体制的规范性政治功能,降低了政治制度的有效性.1978-2009年,斯里兰卡国家建构在失序与重组中艰难前行,政党虽发挥了制度性吸纳的作用,但排他性激励、离心型竞争等方式限制了政党的功能,削弱了政党自主性.2009年至今,该国政党因过度依靠并不断巩固家族庇护网络,导致其功能产生异化,对斯里兰卡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消极影响.
I2U2集团是一个旨在通过"协同效应"深化成员国间社会经济合作的微型多边组织.深化印度的对外经济与技术合作,扩展印度在中东的政治存在,提升印度对华战略竞争力分别是印度参与这一机制的经济、政治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动因.I2U2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塑了地区秩序和贸易格局.美国和印度也会利用I2U2集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I2U2集团有较为乐观的发展前景,但也面临可持续性和进一步机制化的挑战.
"质量基础设施"这一概念自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提出以来,便在国际社会逐渐传播,其涵盖了计量、标准化、合格评定(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和市场监督四个维度.质量基础设施联通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经贸繁荣发展.在国别层面,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联通较好,与孟加拉国、尼泊尔、马尔代夫和阿富汗的联通较差.分类来看,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合格评定体系联通状况比计量体系和标准化体系联通状况更好.中国与南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联通面临着南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落后、科研水平薄弱、合作力度不足、监管执法困难等困境.为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应从积极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联通建设、努力提升本国质量基础设施能力、打破不必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提升质量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2021年以来,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运动在持续衰退多年后再度反弹,并在攻袭策略、活动空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特征.这既是近年来俾路支分离运动分化演进的结果,也源于中南亚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当前,俾路支分离运动的领导力量正处于迭代交替之中,分离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方针也随之出现重大转向.部落势力在内斗和分裂中不断衰落,以中产阶级群体为核心的强硬派乘势崛起.长期聚拢分离运动的精神内核由部落主义的自治诉求转向分裂主义,暴力版图开始向省外扩张.特别是2021年出现阿富汗变局后,巴基斯坦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俾路支分裂势力趁机联合多股反巴力量,意图建立跨组织、跨民族、跨区域的反国家联盟.未来,俾路支分离运动存在着三方面潜在趋势:城市目标可能成为武装分子袭击的重点;教派主义或成为分离运动的隐性内核;俾路支分裂势力可能成为印美两国抑制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影响、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