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是近代以来阿富汗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1747年阿富汗建国之后，杜兰尼王朝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等方面严重依赖部落社会，属于“部落国家”。19世纪后期，拉赫曼国王从英属印度获得补助，借此建设现代常备军和忠君的官僚体系；将宗教集团纳入国家控制，避免其与部落联合；通过宗教赋予统治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对部落社会的直接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落社会的割据和自治状态。这塑造了现代阿富汗国家，但也成为现代阿富汗诸多问题的逻辑原点。拉赫曼对现代国家的形塑有其限度，他并未解决国家集权与部落分权的道路之争，也为彻底瓦解部落社会和宗教力量的自治性，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又为后续的外部干涉打开了大门。这些问题在当代阿富汗仍有回响。

2021年以来,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运动在持续衰退多年后再度反弹,并在攻袭策略、活动空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特征.这既是近年来俾路支分离运动分化演进的结果,也源于中南亚地缘政治变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当前,俾路支分离运动的领导力量正处于迭代交替之中,分离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方针也随之出现重大转向.部落势力在内斗和分裂中不断衰落,以中产阶级群体为核心的强硬派乘势崛起.长期聚拢分离运动的精神内核由部落主义的自治诉求转向分裂主义,暴力版图开始向省外扩张.特别是2021年出现阿富汗变局后,巴基斯坦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俾路支分裂势力趁机联合多股反巴力量,意图建立跨组织、跨民族、跨区域的反国家联盟.未来,俾路支分离运动存在着三方面潜在趋势:城市目标可能成为武装分子袭击的重点;教派主义或成为分离运动的隐性内核;俾路支分裂势力可能成为印美两国抑制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影响、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

叙利亚是中东域内外各种力量的交汇处,也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博弈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叙利亚的关注增强,多次对叙境内目标动武.2022年8月,美军在伊核协议谈判的关键时期,连续三次袭击叙境内的什叶派军事目标,反映出当前美国中东政策的特点与困境,折射出美国在中东霸权的衰落.

穆罕默德查伊王朝时期,部落是阿富汗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形式松散但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部落社会形成了体系化的血缘和谱系观念,由此塑造了部落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以谱系为界层层裂变、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的社会组织.部落集体所有,以家庭占有为主的小土地所有制成为部落社会的物质基础.部落社会具有家庭、宗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层级结构.家庭首领具有绝对权威,其他层级的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部落社会具有秩序性,与传统国家形成共生关系.19世纪,西方逐渐形成了对部落社会的认知与想象,将之视为充斥冲突、暴力的野蛮社会.这种观念在西方以及阿富汗国内广泛传播,其影响余波犹存.

塔利班运动在宏观上反映了普什图族的诉求,但其长期存续与微观的部落社会生态息息相关.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威,并以此建构了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阿富汗长期的战乱导致部落社会的秩序解构.以农村的毛拉和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为基础的宗教权威,逐渐取代以部落首领为主的世俗权威,成为部落和地方社会的主宰.这构成了塔利班运动兴起的微观社会环境.2001年之后,部落社会的基本生态并未随着阿富汗重建而发生根本变化,塔利班借势再次崛起,与部落社会建立了紧密的纵向联系;塔利班组织内部的横向联系呈现出多中心、分权化的特征;在宗教观念上日趋实用与温和.这体现了塔利班对部落社会的适应.但是,塔利班也具有超越性,使松散的部落在宗教的旗号下实现联合.这代表了西亚北非伊斯兰复兴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即与城市伊斯兰复兴的"大传统"相对应的"小传统",并对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哈希姆认同"是对先知穆罕默德所属圣裔家族的认同,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具有了宗教认同、政治认同乃至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的意涵.1921年外约旦建国后,面临着如何构建国家认同的难题.阿卜杜拉国王借助"哈希姆认同"推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大叙利亚的统一,外约旦的国家认同并非主要关注点.20世纪中后期,约旦对"哈希姆认同"进行新的阐释,即在阿拉伯主义的语境下,强调哈希姆家族在约旦的本土属性、圣裔身份和圣地保护者的角色,以及对现代约旦的历史贡献.借此,叙说约旦历史的连续性,约旦因哈希姆家族也具备了独特性和集体认同.而哈希姆家族则淡化了作为约旦"外来者"的色彩,提升其政治合法性."哈希姆认同"与约旦国家认同合二为一,体现出某种共生关系.约旦将传统宗教政治文化现代化,使之成为民族建构的资源与动力.这也成为除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外的独特的民族建构路径,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约旦的稳定之匙.

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能够再度崛起并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富汗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塑造的身份政治.阿塔上台后仍然利用身份政治构筑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固化和缺乏包容性的身份政治将影响阿塔政权的稳定性,并且其他政治力量很可能会与外部力量相勾连,增加阿富汗社会和解与融入国际社会的难度.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也称"帕克同人"或"帕坦人")为主体,西方学界将之视为当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詹姆斯·W.斯潘:《帕坦边疆》(James W.Spain,The Pathan Border-land),海牙:莫顿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阿富汗部落社会独具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认为,中东和中亚的部落社会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以平等性著称,部落成员相互平等,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后者则具有等级性特征,部落首领具有绝对权威.部落社会的集权化程度沿着中亚、中东到非洲递减,部落的分权化和平等性则渐次增强[菲利普·S.库里、约瑟夫·克斯蒂纳主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Philp S.Khoury,Joseph Kostiner,eds.,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182页].阿富汗部落社会就是典型的平等型社会,处于高度的分裂之中,并且反对国家的干涉与控制,具有自治性.从1747年建国直至今日,几乎所有的阿富汗政府都无力直接控制部落社会,只能借助部落首领等维系间接统治.

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迅速实现重组,建立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更加多元,意识形态趋向务实、温和.塔利班迎合了阿富汗广大农村和部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诉求,为之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满足当地人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并实现社会动员.相较而言,阿富汗政府的集权化努力和农村建设实践则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制度建构陷入不同族裔的博弈之中,效能颇低.塔利班最终填补了农村的权力真空,逐渐侵蚀和瓦解地方政权,并在美国撤军后全面夺取政权.塔利班上台后,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涉及如何整合松散的组织结构,如何建构兼具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实现权力分享和政治包容、发展经济与融入国际体系等等.阿富汗国家的秩序恢复、和平建设任重而道远.

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传播伴随着"阿拉伯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索马里的民族认同.公元7世纪末,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移民传入索马里.在南部沿岸的摩加迪沙形成了阿拉伯化的城市国家,伊斯兰教借此向索马里内陆传播.相较而言,北部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缓慢,主要依靠当地传说中的一些阿拉伯圣徒传教,形成了位于亚丁湾沿岸的泽拉和柏培拉等索马里北部的宗教中心.公元14世纪,索马里沿岸城市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大量索马里本土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学者成为传教的主力,并伴随着索马里苏非派的扩张向内陆部落民传播.这使苏非派和部落力量在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中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一些索马里人开始重新"发明"和"建构"自身的部落起源和谱系.他们将早期阿拉伯移民、苏非派的先祖或圣裔塑造成近代以来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历史起源.就这样,阿拉伯起源说成为与非洲起源说相并立的认同观念,这对于索马里近代以来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湾国家①的石油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匮乏导致各国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剧增.外籍移民大体经历了从“阿拉伯化”到“南亚化”的演变.外籍劳工蜂拥而入衍生的连锁效应使海湾国家失业率不断攀升,本土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和挑战.80年代至今,海湾各国试图通过在企业中强制推行本土劳工配额制和增加薪金补贴,以及限制外籍劳工比例和加大用工成本等举措,竭力实现劳动力的本土化,以便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但劳工雇佣规律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同时劳工素质及其诉求也在发生作用.故此,海湾国家劳工本土化的探索成效有限,并未真正触及这一问题的症结.事实上,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移民和劳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及多元变革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石油价格走低、海湾人口膨胀的态势下,将长期考验海湾各国政府对移民与劳工问题的管控智慧和治理能力.

一战结束之后,面对协约国对土耳其进行领土瓜分和希腊的武装入侵,凯末尔领导人民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其执政期间,土耳其实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凯末尔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本国国情,把握恰当的时机,而且循序渐进、逐层深入.同时,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凯末尔及其领导的共和人民党的巨大贡献等,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凯末尔改革是现代土耳其的起点,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当代亚非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对亚非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国家如何治理部落社会,进而将其纳入国家控制是近代以来阿富汗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穆沙希班王朝的双轨政策并未完全化解这一矛盾,反而使阿富汗成为外部力量渗透和博弈的对象.人民民主党政权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土地改革、移风易俗和税收等政策,瓦解部落社会的基础,但以失败告终.部落社会与宗教力量合流,成为反抗苏联和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主力.这是阿富汗部落社会治理问题的集中爆发.但是,阿富汗的冲突进一步塑造和改变了部落社会,即部落权力结构发生异变,传统首领淡出;军阀替代部落首领,成为部落地区的领导力量;宗教影响力和极端化趋势加强;以难民为主体的社会迁徙进一步使部落社会碎片化.这些问题也是影响当前阿富汗重建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力图在多元社会中整合国家认同.为此,穆沙希班王朝着力提升普什图语的地位,使之逐步取代波斯语(达里语)成为通用语言,同时以官方形式重新诠释阿富汗历史,塑造集体记忆.据此,现代阿富汗被视为上古雅利安文明的延续,普什图人则成为近现代阿富汗的历史主角.穆沙希班王朝试图以普什图文化强制同化多元族群文化,加强国家认同,削弱族群认同.但是,这一做法客观上却强化了族群边界与隔阂,引发了族际冲突,对当代阿富汗问题产生了严重影响.

阿富汗呈现“强社会、弱国家”的权力分布模式.部落社会松散却十分强大,国家则孱弱无能,无法有效控制部落社会.如何整合部落社会成为近代以来阿富汗社会政治发展的难题.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穆沙希班王朝构建了独特的部落社会治理模式.它首先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从美、苏获取巨额外援,使国家摆脱对部落社会的依赖.借此,阿富汗一方面采取维持部落社会的传统自治、免税和提供补助等举措与部落结成联盟,同时切断部落与宗教阶层的联系,使部落失去了动员能力;另一方面,穆沙希班王朝渐进地推动部落社会变革,依靠外援强化国家的治理能力.这一政策虽维持了部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稳定,但并未真正解决如何整合部落社会的问题,最终成为触发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因素,在当前阿富汗重建中亦可见其影响.

政治伊斯兰是影响当代阿富汗至关重要的因素.20世纪中期,阿富汗城市中的现代宗教人士创建了政治伊斯兰的母体——“乌斯塔兹”.该组织最初为反对世俗化改革和左派的政治“异见者”,在阿富汗问题诞生后转变为抗苏运动的中坚,苏联撤军后又沦落为基于特定民族和地域的军阀.90年代初,塔利班崛起后,阿富汗政治伊斯兰在社会构成、民族关系、意识形态方面发生重大转向.阿富汗政治伊斯兰运动本质上是特定民族、部落借助宗教的旗号发动的社会政治运动.如今,以“新塔利班”为主体的政治伊斯兰仍是阿富汗重建面临的最大挑战.

19世纪末以来,阿富汗政教关系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19世纪末拉赫曼国王将伊斯兰教纳入国家控制,利用宗教整合政治体系.二是将伊斯兰教排拒于国家之外,以20世纪20年代阿马努拉国王和20世纪末的人民民主党政权为代表.三是世俗与宗教平衡的道路,即穆沙希班王朝将宗教纳入国家控制,同时以宗教旗帜推行渐进的世俗化.世俗化并非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如何将传统宗教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原则有机结合,可能才是破解阿富汗及中东政教关系困境的关键.

塔利班运动是一场由社会底层毛拉领导的现代宗教-政治运动。塔利班的兴起既是阿富汗现代化中宗教与世俗固有矛盾的反映,也折射出普什图部落社会的权力诉求,还是外部伊斯兰思潮及地缘政治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仍是当前塔利班生存所依赖的社会历史基础。在宗教思想与实践上,塔利班尝试以"经训"为基础,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并推行"社会净化"、泛伊斯兰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其思想是传统伊斯兰宗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杂糅。塔利班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向,并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深刻的影响。

1893年,英国通过与阿富汗签订《杜兰协定》,兼并了印度河以北的地区,埋下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恶果.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将普什图尼斯坦纳入统治,该问题由此诞生.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围绕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冲突不断升级.该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领土争端的复杂性以及领土问题与民族问题的高度关联;还在于外部力量的干涉.如今,该问题已与中南亚诸多热点问题相关联,成为影响阿巴关系、阿富汗重建、中南亚地区安全及区域合作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