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日本屋(JAPAN HOUSE)"是 2017 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 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 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发了全球性深度经济衰退,之后出现了快速的反转,形成了V型经济复苏.日本作为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其对外经济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总体看,日本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变化,既与国际经济的总体变化比较相似,又与新冠冲击和俄乌冲突的经济冲击的特点是相对应的,具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对外贸易的V型变化,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及供给约束型通货膨胀.这些变化还深入到贸易结构和供应链调整等方面,这表现了日本对外经济的特点.日本政府在较长时期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如大力开展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合作、打造坚韧和安全的供应链、深化特定重点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外部冲击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关注东亚地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者需要思考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问题.社会学在解释现代化问题时应用的最新理论是第二现代化理论.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第二现代化化理论、第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第二现代化理论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第二现代化理论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当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路方法.
安倍晋三二次拜相后,日本开启了本轮对外经济战略调整.本轮调整呈现出了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普世化、追随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调整、重视务实性区域合作等三大特点.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刺激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化.当前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际竞争、国内改革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动机考量.分析日本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其本质,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一定的启示.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随着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当代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相关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除传统的中文、日文文献外,本文将英文文献作为日本对华认识研究的第三方主体纳入分析范围,运用不同语种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分别对J-STAGE、CAJD和WoS数据库论文的关键词进行量化统计和可视化分析,通过多地区视角呈现了该课题研究重点在不同语种数据库文献中的特点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剖析生成这种差异的国家社会背景机制.研究发现,日文文献更加结合日本社会问题,围绕其人口、地方问题展开与中国相关的认识和研究.中文文献中的对华认识研究成果呈现了对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高度关注.而英文文献则更明显地关注政治、外交中的日本对华政策,也更偏向将中日两国纳入东亚地区进行研究.其中隐藏的是中日两国经济地位逆转带来的研究范式转换、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趋严峻的经济和人口问题影响以及美国在亚洲地区妄图通过制衡地缘政治关系获取长期利益等背景要素.而这种差异提示我们,探讨对华认识时需要厘清对话主体之间存在的深层差异,同时要留意到在认识和被认识主体的二元结构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分析视角.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两国的现代化比较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开端.随着在更高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当进一步回顾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时,可以预见,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研究重点相比即将出现一批新的学术亮点.分析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蕴含的普遍性与特异性,捕捉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国体形态嬗变,对研究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战后日本政治思想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日本固碳的主要手段有碳捕获、利用与储存(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和生态系统固碳两大类.在CCUS领域,日本虽然起步时间较早,但是发展较慢,目前仅有苫小牧一个验证项目,其他项目基本都在预可研和初步试验阶段.尽管如此,CCUS碳汇能力增长潜力巨大,可以预见,在技术完善之后,相关产业将具有相当大的成长性.以森林和海洋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具有较大规模的存量碳汇能力,虽然其成长性不如CCUS,但是如果保护和开发得当,也将在未来的碳汇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随着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木材、木质生物质、海藻等利用技术的不断提升,由CO2 转化而来的各种产品也将使得生产生活更加绿色和便利.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在CCU商品化、木材使用、木质生物质利用等领域的思路和措施,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固碳产业化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战略重心有三个:欧洲、中东和东亚地区.在冷战时期,欧洲处于美苏争霸的焦点,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维持其全球霸权采取了兼顾亚太和中东的战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则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2019 年,日本政府在国际场合主动提出日本的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方案,并加强与欧美的协调合作.振兴日本经济、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日本推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两个主要动因,其主要参与方式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国内推动制定"可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FFT)战略,构建与数据自由流动相匹配的数据安全机制,倡议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治理合作;国际上主动与欧美的数据治理规则进行协调,在G20 机制中发起倡议并提出日本方案,建立以欧美日为中心的"数据流动圈".尽管日本的数据流动治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可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概念模糊,且与欧美难以协调.此外,日本国内数字化发展缓慢,对跨境数据流动抱有戒心,这使得日本跨境数据流动仍面临政策难以执行且难以顺利将日本方案上升为全球方案等困境.
美国政府对华遏制政策从贸易战上升为科技战,力图实现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2022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10 月又出台《出口管制条例》修订案,进一步加强尖端半导体和相关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且要求日本等同盟国步调一致,以达到全面封杀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能力的目的.日本政府积极参与美国在主要产业链领域遏制中国的战略,但此举将对日本半导体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将使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制造企业蒙受巨大损失.对此,日本企业开始重视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对半导体领域的产业链进行重要调整,谋求新的发展战略.针对西方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实施的"脱钩""断链"战略,我们应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应坚持国际合作和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本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工具,同时结合传统文献计量方法,对 21 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关日本研究的项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21 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本学研究呈现从萌芽到持续发展的态势.在课题分布和类型上,涵盖了绝大部分课题类型和项目级别.在研究单位与区域分布上,呈现了以京津地区、东北地区、江浙沪、湘鄂渝四大区域为核心区域以及各省份积极参与的广泛性特征.在研究内容上,研究主题以"战后"研究为主线,涉及空间地域和国际关系、日本文化、中日文学、汉日对比、战争研究等方面,呈现多样性特征.综合而言,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日本学研究呈现多学科参与的特征,研究中心从以"国际关系"为主逐步转向"战争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日本学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可视化分析,客观地揭示了 21 世纪来中国日本学研究的基本态势,为国内日本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出于国家利益需要,日本通过制定纲领性文件和法律等规范为对外援助的运行提供机制保障.在《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指导下,日本形成了贯穿决策、执行、监督评价等环节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其中,上下协同、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是对外援助高效执行的基础,而多元化的对外援助主体与官方发展援助形成互补.在此基础上,日本还积极探索三方合作模式.此外,独立客观的评价体系确保了对外援助的效果.日本对外援助机制的构建和运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系统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优化内部职能机构设置、丰富对外援助合作模式和健全对外援助监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机制.
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印太战略"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高度继承与延续,特别是在岸田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甚至更加趋于强化.日美同盟基轴、自身战略认知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变动三重因素,构成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进层面,表现在巩固夯实四方安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拉拢、牵引的力度,并在"印太"合作框架中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岸田内阁以加强对华综合战略博弈为指引,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升级版日渐成形,不仅深度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虽然制衡实效不足以及内政不力使岸田的"印太战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制约,但对于相关外交安全动向,中国需保持时刻关注并做好适时应对.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 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 1991-2020 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 30 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 80 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每个人和整个人类都处于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明天前途不可把握的不安定状态中. 中国处在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社会巨变,中国无论从国内社会发展还是从外部的国际环境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