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掠夺理论"(predatory theory)从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战争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在第三世界,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需要具体研究.作为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为检验和发展蒂利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从军事建设、汲取能力及政治合法性三个维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行研究后发现:战争加强了巴基斯坦军队建设和能力,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影响了巴基斯坦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战争并没有促进巴基斯坦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从而减少了加强汲取能力的动力.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巴基斯坦也采取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但是族群政治削弱了战争对民族认同的建设.由于过分依赖外部援助,政权的合法性降低;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巴基斯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军人控制的国家,这严重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现代化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与东盟共同肩负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的责任."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作为两大地区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地区发展战略意义,推动两者对接有利于创造共同利益、解决共性问题、应对别国战略对冲,有望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助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具体操作上,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展望"对接的内外环境复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要实现两者对接需要中国与东盟的持续努力与建设.两者对接的有利因素突出表现为内在要求相契合、经济基础深厚、政治互信日渐深化、常态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地区认可度的提升;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为美日主导的政治联盟恶化地区环境、东盟成员国认知差异降低了内部的一致性、东盟成员国信任赤字加大了对接难度.在对接路径上,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为有效对接"牵线搭桥""奠基扩容",提升对接的可达成性与可持续性.具体来看,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合作理念夯实政治基础,以"自贸区建设"为桥梁加速"互联互通"进程,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探索双边合作增长点,以"民间交流"为纽带扩大民意基础,以"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为依托筑牢机制保障.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在中国周边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而印度则是美国拉拢的重要对象.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更是全面实施联印制华政策.为此,肯尼迪政府首先大力加强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然而这一做法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大不安,巴基斯坦开始谋求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为避免巴基斯坦脱离自身的战略轨道,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抚巴基斯坦,而这又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南亚地区形势由此日益复杂和恶化,印巴两国的矛盾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剧.1962 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联合印度共同遏制中国的良机,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为回应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美国大力推动印巴两国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希望实现对印与对巴政策的平衡.然而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最终无果,美国平衡印巴的努力也宣告失败.此后,美国不再顾及巴基斯坦的感受,片面推行联印制华政策,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消极立场,任由克什米尔局势不断恶化.美国政策的偏颇不仅大大加剧了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还导致了印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印巴两国之间于 1965 年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战争.
目前,东南亚仍有不少国家公开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不仅反映出对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规则的继承和发展,还包括一些本地区独有的特色条款.在覆盖范围上,东南亚的所有防空识别区皆延伸至本国领空之外,甚至有覆盖他国领空者,但大体均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FIR)之内,与他国飞行情报区少有重合.在适用对象和适用穿越情况方面,东南亚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未提及适用外国军机,亦未明确排除适用"仅穿越"而无意进入领空的航空器.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呈多样化,除了以"飞行计划"和"位置报告"为主的防空识别区程序要求外,部分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空防许可"(ADC)或"拦截花销"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甚为少见.作为南海沿岸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若扩展防空识别区,则难免牵涉到南沙争议岛礁和相关水域.
拉胡尔·桑格热德雅衍是印度知名学者、作家,因其在印地语游记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印地语游记之父".《我的西藏之旅》创作于 20 世纪上半叶,是拉胡尔的第二本旅藏游记,主要讲述他深入西藏腹地、邀请更敦群培一同寻找贝叶经的故事.本文利用话语理论,从游记中西藏人物的命名、藏语词汇的再诠释和叙事手法的选用三方面入手,考察拉胡尔在文本中如何运用语言来构建其话语权威,剖析游记叙事底层的权力话语框架,揭示并批判拉胡尔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想象.拉胡尔始终以印度佛教继承者的视角俯视藏传佛教,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同时,他惯于站在强势文化的高地,利用知识和话语上的优势,主观建构出印度欲望投射中的西藏,以此来维护和强化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这种权力话语方式遮蔽了藏传佛教的主体性.游记的印度读者会被不自觉地裹挟进权力话语的叙事之中,成为其话语权威的维护者,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加深印度社会集体对藏传佛教的异化想象.在西藏形象自塑的时代命题中,强调藏传佛教的中国归属及其自身主体性、推动藏传佛教对外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6 年 5 月,印度外交部正式成立公共外交司,确立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并计划将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电影产业打造成印度的一张外交名片.印度电影外交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核心目标,21 世纪以来,印度通过财政扶持、政府宣传及引导非政府行为体宣传的方式,使电影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印度电影外交在实施上具有政策系统性较好、多种主体与多种媒介相结合等特点,电影本身具有风格的独特性与价值观的普遍性等优势.2020 年之前,印度电影海外票房连续多年保持增长趋势,多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电影传播范围的扩大与国际声誉的提高使印度的文化吸引力得到提升.印度电影外交总体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使他国对印度电影采取限制政策,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降低了印度电影在部分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印度在国际上贫穷腐败等负面形象也制约了其国家正面形象的塑造.
19 世纪越南北部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分为总—里—甲三级.这种结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制,它既扎根于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传统,又与19世纪阮朝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总"是越南古代独有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阮朝的社村一直处在王权下行和地方精英权威的张力之中,王权下行的举措主要是"总"的大规模推行.总—里—甲组织相应的头领分别是正总、里长和甲长,通过这种安排,阮朝的政府权力由中心向周边、上层向下层扩展,这种组织架构是阮朝权力下行和细化的过程,也是维持乡村自治传统的一种手段.除了总—里—甲这种职役组织外,还存在以家族为代表的祭祀组织和以"豪目会同"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如果说祭祀、职役组织的功能较为单一,那么社区组织则具有等级实践、层序展现、贯通控制等多重属性.阮朝的基层行政是多种力量合力共治的结果,政府对基层地区没有进行整齐划一的管控,这固然起到了维持传统、尊重故俗的效果,但反过来看,也可能导致基层地区矛盾丛生.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作为持剑者,关键是如何在经制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19 世纪后期法国控制北圻之后,开始谋求更深刻地插手乡村,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
网络安全已成为东盟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东盟国家在网络安全管理体制、网络安全立法、网络安全技术和能力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新加坡、马来西亚为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完善群体",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为"体系欠缺群体",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为"体系落后群体".这一差异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带来了不一样的机遇与挑战.机遇主要体现为:"体系完善群体"为双方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创造了条件;"体系欠缺群体"为双方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创新网络安全治理经验提供了可能性;"体系落后群体"为双方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机会.挑战表现在:中国与"体系完善群体"合作容易受到域外国家的遏制和阻挠;"体系落后群体"网络安全意识薄弱且缺乏网络安全基本需求,将削弱双方合作的意愿和必要性;东盟整体层面上坚持不干涉原则和基于共识决策的独特合作方式,将阻碍中国与东盟整体合作.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宜抓住机遇,因国施策,分层合作,将中国和东盟网络安全合作落到实处.
印度古代音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时期(史前至公元10世纪)、中世纪时期(11世纪至 18 世纪)和近现代时期(19 世纪至今).印度古代音乐在世界音乐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拉格(Raga)和节奏(Tala)等印度古代音乐理论范畴奠定了印度音乐的民族性.长期以来,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其介绍、研究虽未成为一门显学,但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印度学者大多遵循历史三分法考察印度音乐发展史.欧洲的印度学家最早以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学者对印度古代音乐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稍迟于欧洲学者,但其精通古典梵语和印度本土语言者众多,且善于吸纳西方学者的成果,很快就在古典印度学的这一分支占据突出的位置.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印度古代音乐所有的领域.20世纪以来的120年中,中国学界对于印度音乐的介绍、研究从无到有.客观而言,中国学界在介绍、翻译和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理论名著方面,与西方、印度的同行相比,尚存诸多不足,差距很大.
孟加拉国自 1971 年独立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推崇的"友及四方,不存恶意"外交理念和把孟加拉国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外交定位对该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独立 50 余年来,孟实现了改善与印度关系,推动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并深化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大国间关系.孟加拉国之所以制定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三大需求.未来,孟加拉国将继续与印度保持紧密联系,与中国持续加强合作,并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间关系,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在当今世界巨变之大格局下,中国和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稳固更显重要.目前国内中巴关系相关研究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是短板,尤其欠缺对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发生在中巴两地间的各种文化交流的研究.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北部旁遮普地区曾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南线上的重要节点,与古代和近代中国经历过频繁的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基于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书史传统之不同,在中巴文化交流历史研究领域的资源开发上,建议挖掘书写文献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研究资料,比如考古出土文物与博物馆收藏等.本文以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为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切入点,考察巴基斯坦博物馆的收藏与中巴文化交流历史之关联,分析拉合尔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及其相关研究,阐释拉合尔博物馆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情怀.又鉴于目前中巴文化交流研究的散碎现状,建议尝试搭建单独的中巴文化交流研究构架,探索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更多可行路径.
2021 年 2 月缅甸军人再次接管政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多重作用下,缅甸的宗教冲突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发展态势.由于缅甸的国家建构、政治转型、族群冲突与宗教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关注宗教层面的变化对分析缅甸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自军人第四次接管权力以来,军政府继续利用佛教在缅甸社会的影响力来巩固其统治,并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群体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压,导致少数民族分离运动不断激化.从佛教与缅甸政治秩序的互动、宗教冲突带动民族冲突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走向这三个维度看,缅甸目前最大的困局是军人政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博弈,但宗教作为一个隐性的变量也一直影响着缅甸政治与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缅甸的政治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宗教的影响,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依旧偏向狭隘的佛教民族主义,未来缅甸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之路就会依然希望渺茫.
《道德经》对生命主题的强烈关注,与信奉"万物有灵"的印度传统文化哲学存在共鸣.这很可能是《道德经》成为在印度被译介得最为广泛且最为深入的中华典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道德经》流传于印度的多语种译本中,作为官方语言的印地语译本尤为引人注目.五位印度译者翻译了五种《道德经》的印地语译本中,在翻译和阐释老子的生死观、行动观和身体观这三个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主题时,不同的印地语译者在自身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及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下,经历了不同的叛逆、融合、对话、变形与拓展.而在种种不同之中,存在某种以印度文化框架对老子思想进行格义的相同趋向.这种趋向让《道德经》从古代汉语到现代印地语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了老子生命观在印度文化空间中的重建.换言之,当老子的生命观思想披着印地语的外衣在印度重生之时,同时焕发出了中国智慧与印度智慧的光芒,可谓是中印双方文化基因交融的产物,是中印文化你情我愿的双向奔赴.
自 2014 年佐科担任总统后,印度尼西亚开始推行外向型海洋安全战略,提出的目标是要将印尼打造为联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枢纽,推进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然而,美国借"印太战略"联合域内外国家介入亚太区域,利用同盟力量重新激化南海争端,恶化南海局面.多元力量介入下的区域形势与印尼"区域大国""中等强国"的自我定位相矛盾,印尼推行的平衡战略影响式微,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融,海上冲突频发,促使佐科政府不断进行战略调适.佐科政府在力推东盟海洋合作"印太化"的过程中,吸纳域外次强国力量构建以印尼为主导的"小多边"体系,弱化域内大国竞争风险,再同步以多边海洋防务合作推进印尼国防现代化.在佐科政府的政策引领下,印尼海防能力以及东盟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然而,域外次强国力量的引入,也使得区域环境变得更为复杂,这对印尼的海洋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能审慎处理,则可能引发大国竞合风险的连锁反应.面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佐科政府的"印太化"举措或进一步拉大了东盟国家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同美国存在联盟关系的国家以及同中国存在南海划界争议的国家,形成各自为营的分化态势.此外,佐科政府在海洋外交上表现出的强硬和进取姿态,也对中印尼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印尼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否持续对冲安全防务合作上的缺失,将成为未来需要跟进观察的议题.
系统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国际政治中,学界对国际政治系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新现实主义理论就蕴含了系统的思考.不过单纯的系统决定论有一定的局限,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由多个复合系统所构成,行为体的多元、战略构成多线性、实践要素多重构成以及不同动力的相互作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基于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属性,各个行为体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战略路径依赖,行为体对路径依赖的调适空间与时间也由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决定.准确认识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意义显而易见,不仅可以准确把握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也可以为提出较为准确的对外政策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把握国家关系的战略调适方面.同时,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变迁历史也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先进性始终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般性要素.
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越南积极推动外交转型,树立"外交新思维",从原来的"一边倒"向"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方向转变,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外交格局.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南与全球 30 多个国家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涵盖了地缘毗邻国、世界主要大国、发达国家、区域重点国家以及对自己主权安全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呈现范围广、类型多、发展稳的态势.其中与"中美日俄印"五个亚太大国的伙伴关系尤为重要.越南与中国构建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和印度构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构建了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构建了全面伙伴关系,涵盖了越南伙伴关系网络的主要层次和维度.越南与亚太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构建,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竹式外交"的历史特性,另一方面又蕴含了微妙的"大国平衡"战略考量,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外交特性.相较于传统的结盟/不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的构建增加了处理外交关系的弹性,为越南发展特色外交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路径,使得越南在"中美日俄印"之间建立了一个多极平衡的体系.
Sri Lanka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sing Chinese loans to build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such as highways, ports, airports and television towers. Therefore, Sri Lanka is often taken by the West and India as a typical case of the so-called “China’s debt trap diplomacy”. In 2022 with the daw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untry broke out the most serious debt crisi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and was plunged into 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sis, which aroused wide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the share of Chinese loans in Sri Lanka’s total foreign debt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some in the West and India attribute the crisis to Chinese loans, and rekindle “China’s debt trap diplomacy” again. But in fact, in terms of the external debt structure, Sri Lanka’s high debt burden i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commercial loans;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 of creditors, international sovereign bonds（ISBs） rather than the size of Chinese loans account fo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Sri Lanka’s external debt stock and debt servi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risis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China. It is also not purely becau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krainian crisis and other external factors. In fact,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of the crisis are mainly within Sri Lanka, such as, falling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long-term economic mis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sm, the structural weaknesses in the economy, and so on. Consequently, Sri Lanka should take major reforms and introduce short,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ies to lead the country out of the serious crisis.
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 a British missionary,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such a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India and Indian Books on Multinational Communique in 1877, introducing the major Indian classics since the Vedic era, and some of them were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ed versions. Williamson’s concentrated translation of Hindu knowledge was a reflection of both the flourishing of British Indology and his own missionary strategy. He tried to promote the missionary cause by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readers. Williamson’s Chinese translation revealed his historical attitude towards Indian culture: he valued the past over the present, appreciating the ancient Vedic civilization while rejecting the living belief in India. This reflected the typical Western attitude towards Oriental culture after the 19th century, and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Orientalism methodology. Interpreting the Indian classics with a Christian worldview, Williamson held that the creation of God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and attached the origins of Indian history and faith to the Bible. His explanation of the homogeneity of the worl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biblical knowledge and the mindset of interpreting and evaluating other religions in a Christian framework. Williamson also quoted a large number of terms related to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o explain Hindu classics in order to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to Chinese readers. While Williamson’s interpretation may have been Western-centric,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Hindu classics complemented traditional Buddhist translations and promote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long vie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operation in five focuse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has been clarified. However, Indonesia’s communication agenda,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ness which related to China are non-linear with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China and Indonesia. Firstly, Indonesian media reports about China have been stylized into the conflicting “politicized” framework.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related issues have suffered propagation of stigmatization, and Indonesian media have more negative China-related reports. Secondly,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eight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mproper discourse system, bias in the emphasis of communication, lack of planning and deep cultivation, so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irdly, Indonesia is affected by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the Cold War, China’s increasing comprehensive strength has triggered a crisis of trust in Indonesia.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national image, China can improve its national image from different angles, construct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n drive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