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方式孕育出了"民主"与"威权"两种政治制度,但两者之间却经常性地陷入冲突与斗争之中.从两者关系角度来看,民主与威权处于钟摆两端,无论钟摆的哪一端消亡,钟摆都难以再称为钟摆.同时,民主依赖威权,而威权学习民主,两者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之中;从两者合作共生的基础与保障来讲,生物学的物种共生贡献了理论基础,而当今国际社会存在的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提供了实践保障.所以,民主与威权政治制度应当摆脱旧的竞争思维,互相"照镜子",在完善自身不足与缺陷的同时,为他者提供借鉴与学习,共同推进国际社会中的互补与共生.

经典的"掠夺理论"(predatory theory)从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战争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在第三世界,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需要具体研究.作为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为检验和发展蒂利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从军事建设、汲取能力及政治合法性三个维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行研究后发现:战争加强了巴基斯坦军队建设和能力,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影响了巴基斯坦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战争并没有促进巴基斯坦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从而减少了加强汲取能力的动力.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巴基斯坦也采取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但是族群政治削弱了战争对民族认同的建设.由于过分依赖外部援助,政权的合法性降低;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巴基斯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军人控制的国家,这严重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现代化转型.

法国是非洲大陆主要的殖民者之一,法语非洲国家则是法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政治遗产.本文以英语非洲国家为参照系,分析了1984-2017年间法语非洲国家能力的分布和变化,并尝试做出解释.在汲取能力方面,经过税收制度改革,法语非洲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总体较强,但直接税征收能力显著较低,同时严重依赖对石油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征收间接税.由于制度性腐败、恶劣的国内安全环境和外国军事存在(干预)的影响,法语非洲国家军事开支明显较高,但军事人员数量却较少.在行政能力方面,法语非洲国家明显低于英语非洲国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冷战后法非特殊关系对建立良性国家—社会关系的妨碍、法国的直接殖民统治以及法国殖民当局对前殖民制度的破坏.在制度能力方面,法语非洲国家也显著落后,体现为混合政权盛行、政权延续时间较短和内战频仍,主要原因包括仓促的"民主化"、军队的强大影响以及族群权力结构.总的来看,法语非洲国家的物质性能力较强而制度性能力较弱,这与整个非洲的国家能力分布大致相符.国际社会对法语非洲国家进行援助时,应重点提升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效能,切实增强政权的稳定性.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在第三、四次争论之后,主流国际关系学进入常规科学状态,但学者们一直在尝试突破现有范式、实现重大理论创新.传统的理论创新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多元化,包括沿着现有范式和议题实现渐进的知识增长以及在主流范式、议题和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空间;二是一体化,包括理论整合和理论折中两个取向,前者是范式导向的,目的是构建新的理论或研究纲领,后者则由问题驱动,目的是为特定的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沿着上述两条路径,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从认识论上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都集中在供给端,追求理论在经验上的"真实性"是其共性.相应地,学者们对思想市场和理论的知识产品属性重视不够,没有将消费端纳入分析.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是理论生产者和理论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理论生产的核心是真实性,那么理论消费的重点就是"适恰性",包括认知适恰性——简约性以及情感适恰性——一致性.重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应该既高度真实,又非常简约,同时不与主流国际关系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偏好和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

政治结社和组织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改变态度和认知,而这种调节效应受制于组织类型.本文依据公民的价值偏好和组织参与的效果,将社团组织划分为物质主义组织和后物质主义组织以及利己性组织和利他性组织.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对后物质主义和利他性组织的参与会让公民享受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基于第1-6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OLS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有组织者比无组织者更幸福;后物质主义组织成员比物质主义组织成员更幸福,利他组织成员比利己组织成员更幸福.

史学的基本学术功能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辅助外交史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积极地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肯尼思·尼尔·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冷...>>详细史学的基本学术功能包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辅助外交史研究,取决于国际关系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外交史的学术功能.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积极地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肯尼思·尼尔·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终结,加迪斯严重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转而批判国际关系理论,提倡使用单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从事外交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并非不具备预测功能.加迪斯误解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功能,把解释性的理论用来做预测,并因此质疑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性等原因,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预测只可能是概率性的.事实上,只要遵守理论借鉴的"功能匹配"原则,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外交史研究的犀利工具.

大数据的出现给国际政治预测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大数据并非无所不能.其成功预测的前提是事件具备起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一个过程,大数据预测大致包括数据准备、分析建模和模型应用与反馈三个阶段.数据准备主要由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两个环节组成.对于数据获取而言,研究者既面临着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所施加的规范约束,又要努力克服数据资源的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的现实约束.数据预处理则涉及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特定数据的特征工程和旨在提高信噪比的数据降噪.在分析建模阶段,研究者设置的算法和模型会显著地影响到预测的效果.在模型应用和反馈阶段,研究者首先使用模型进行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来检验、评估和调试模型,其中事件背景条件和对象运行轨迹的变化是影响预测准确度的重要因素.从经验上看,上述诸条件满足得越多,预测准确率越高.本文按照大数据预测的工作流程,归纳并分析了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实践中各个环节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文章创新之处在于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因果关系在大数据预测中的作用:它不仅是建模的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到预测的整个过程.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国家能力.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维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贸易量和投资量,扩大了税基.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中国政府对本国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条文进行立改废,显著地提高了经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导致了政府机构的扩张,也强化了现存的一些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全球化之下的其他负外部性——比如急剧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和日益困难的监管——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以1960—2018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据为原始数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的始于1970年,有的截止到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段是1970—2013年.本文的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其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作用显著的积极,但投资开放的影响则显著的消极.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加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掌握;在平衡风险和受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商业和平论”是冷战后影响力最大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其核心命题是国际经济交流尤其是国际贸易显著地降低国际冲突的概率.商业和平论存在两个隐藏较深的内在缺陷:一是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战争对国际贸易造成的损失会进入决策者的理性计算.作为一个场域假定,它必须是真实的才不会演绎出虚假的理论,而这个假定并没有在经验上得到支持.二是即使上述假定为真,从理论和经验上看,除非冲突结束,决策者大概率认识不到战争对双边贸易造成的损失.相比之下,决策者从冲突中学习到国际冲突对贸易的影响则是一个“似真性”更强的假定.鉴于此,测试贸易如何影响国际冲突的复发是对商业和平论的一个更恰当的评估方式.根据政治生存理论,只有在对外经济交流的收益与“非补偿性原则”不冲突的前提下,贸易才可能会降低冲突卷土重来的概率.所以,贸易既无法阻止旨在推翻敌国政权的战争,也无法遏制涉及有形和无形资源禀赋的领土冲突,但却会降低政策性国际冲突复发的可能性.文章基于1885～2000年的双边贸易和“军事化国际争端”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表明,贸易并没有显著地降低前两种类型的国际冲突再起的风险,但对于中和次要的政策性国际冲突,却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一些西方政客和分析人士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援助致使非洲国家的外债迅速攀升,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同时通过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投资与控股,引诱非洲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影响相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目前非洲国家的外债源于其经济发展结构和债务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与外来直接投资下降和全球经济疲软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投资与援助并没有显著地增加非洲国家的外债压力.一方面,中国免除非洲重债穷国的债务负担或进行债务重组,而非占有这些国家的资产;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鼓励私人企业到非洲投资,增强非洲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了应对西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在非洲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既能实现投资流向的多元化、降低投资风险,又可减轻非洲国家的疑虑;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与非洲国家及西方媒体的沟通,加大外宣工作的力度.

石油是工业经济的血液,也是最重要的能源和燃料.石油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匀.一个国家如果只进口石油而不生产或者产量满足不了生产或储备的需要,就会成为石油进口依赖国.进口能源需要外汇,正常情况下外汇来源于出口贸易和外来投资,为此政府要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特定的产业政策以发展经济、拓展税基.同时,石油进口依赖国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控和信息搜集,制订税收计划并完成税款征收,进而导致以财税部门为轴心的国家机器的扩张和效能的提高.此外,石油进口依赖国还要通过提供保护和发展经济—社会等公共产品来提高民众的纳税意愿.简言之,石油消费的缺口迫使进口依赖国扩展税基、提高官僚机构效能并提升民众的纳税意愿,最终显著地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作者分析了由1980-2013年54个发展中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发现石油进口依赖显著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不仅如此,外来援助显著地强化了石油进口依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建构作用.

霸权是国际社会的某个国家凭借其禀赋优势所获得的一种支配性地位.衰落是霸权的宿命.实业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有助于霸权的兴起和维持,但霸权国的金融业往往发展过度,并与实业剥离,最终形成压倒实业的态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源于金融业获利周期短、利润率高的诱惑,也由于霸权国控制国际分工以及霸权国货币的国际货币属性.金融压倒实业不仅造成霸权国经济实力衰退,严重削弱霸权的物质基础,还侵蚀了霸权得以维系的国际制度结构.在当代世界政治中,金融压倒实业决定了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是个大概率事件.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短期内为美国霸权的维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在中长期却导致了实业显著衰退和国际地位下降.美国逆转霸权衰落努力的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金融业的非理性发展.美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决定了它很难回归金融和实业的良性互动,政府只能适度地增强对实业的支持力度以减缓自身衰落的速度,但这些努力反过来损害了支持美国霸权的国际制度结构,导致霸权地位进一步衰落.

关于国内冲突起因,怨恨、机会和战略互动是三种主要的解释.其中,怨恨指由个人预期与实际收益的巨大差异所引起的相对被剥夺感,其诱因主要包括语言、民族、族性、宗教等文化差异以及由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经济剥削、失业、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压力等引起的对现实的不满.机会是那些能够克服军事叛乱这种高风险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其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相对能力低下的政府;二是石油、天然气和钻石等贵重自然资源.战略互动则指政府与武装反叛组织的博弈过程.对于国内冲突发生而言,导致博弈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对称信息;二是不可靠承诺.怨恨、机会和战略互动都不是内战发生的充分条件.国内冲突往往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存在着五个结构性缺陷:一是挑战者中心路径遮蔽了国家在内战发生中的作用;二是忽略了非理性主义在内战产生中的影响;三是三种主流解释的界限并不清晰,有待整合成更具解释力的普遍理论;四是对非族群冲突起因的研究严重不足;五是政策相关性较低.探讨当代世界范围内战的起因对于我国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查尔斯·蒂利总结了中世纪晚期西欧现代国家生成的历史经验,发现统治者为了应对或消灭国内外挑战者,被迫向境内的居民汲取财政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以税务、财政、信息和监督部门为主的官僚机构得到大力加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机器实现全面扩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土主权国家则是联合国体制下非殖民化运动的结果.二战之后,“国际对手”取代国际战争成为该地区广泛存在的国际冲突形式,但由于它无法对国家的生存形成足够强大的威胁,所以不会显著地影响这些国家的能力.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频繁的内战对民众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和经常的威胁,反而有助于国家向社会汲取更多的资源.战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建设功能还受制于三个结构性因素,即族群政治、自然资源依赖和外来援助.它们不仅削弱了国家机构的权威和工作效率,而且让统治者认识不到深入渗透到社会汲取资源、强化国家机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对国家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作者对1975-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支持了绝大多数理论假设,发现自然资源依赖虽然显著地降低了国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作用,但同时显著地促进了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

“奥卡姆剃刀”原则强调理论的简约性,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从经验上看,在相互竞争的诸种理论中,往往是结构和逻辑更简单的那个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广的传播,因而更具生命力.简约的理论未必“正确”,但在主观上,简约性符合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水平:人的脑和神经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够轻易地记忆和处理复杂知识的阶段,相反,会本能地追求简单便捷;在客观上,简单的理论便于建构和检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奥卡姆剃刀”原则为“工具主义”者所强调,但对“实在论”者而言,简约主义的缺点是重结果轻过程,无视理论过程的真实性.“工具主义”者则反驳说:第一,在主观上,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事实的投射,而是学术共同体的信念和技术操纵的结果;第二,在客观上,理论的真实性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受制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特点,既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既然真实性本身是存疑的,那么简约性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和评价而言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国内“冲突陷阱”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冲突性质,主要由族群、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等来判定;二是冲突历史,指前一(几)轮战争的结果、持续的时间、伤亡人数等;三是冲突解决方式,常用解释变量包括协商解决和以维和行动、第三方监督为主的国际干预;四是战后的发展,涉及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民主化、权力分享、领土分裂、军事重建和转型正义;后者则集中于经济增长和妇女参与.从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拓展空间主要有六个:一、混淆了冲突复发和冲突扩散在概念和经验上的区别,削弱了关于冲突复发知识增长的质量;二、掐断了冲突发生和复发的联系;三、需要大力扩展关于“冲突陷阱”形成的“机制”分析;四、建立解释“冲突陷阱”形成的统一模型;五、对于社会的和平建设作用探讨不足;六、严重缺乏对“积极和平”的探讨.

软实力是凭借吸引力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是美国高等院校培养的外国学生,其中最有可能实现美国政府期待的是那些担任外交决策者的留美毕业生.奈的软实力理论隐含了一个三阶因果关系,其起点是软实力源,终点则是对美国有利的外交政策产出.它们构成了软实力理论的三个假定,即软实力源会导致美国文化认同,美国文化认同会转化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偏好(利益),亲美政策偏好(利益)会产生相应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不产生意料之外结果的前提下,软实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就是上述三个假定各自概率的乘积.作者论证了这三个假定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软实力最终的外交政策效果是不显著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检验了美国培养的外交政策精英对1980-2000年美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发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从美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国际学生并没有发挥奈所期待的作用.

全球化是产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观念和规范跨境扩散的历史进程,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四个维度.对于西欧国民而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廉价产品和服务,但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工作机会的流失;政治全球化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产生少量的经济和生命成本;社会(文化)全球化既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又威胁到文化、经济和人身安全;人口全球化在降低生活成本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和巨额的社会福利支出.总体上,全球化降低了西欧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基于2002-2014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的跨层次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测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全球化在总体上降低了西欧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经济全球化、社会(文化)全球化和人口全球化与结果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政治全球化则未能显著地增进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此外,欧洲一体化既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又是针对全球化负外部性的保护带,因而显著提高了西欧国民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