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边缘人"和"第三文化人"等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变迁,可以理解华人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改变.华人受众在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增长与平台媒体对于全球媒体文化生产逻辑的重塑是当前"第三文化人"题材获得关注的重要原因.对此,应当充分把握平台媒体的巨大潜力,践行"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以协商视角理解"第三文化"在国际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坚持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从历史演进来看,科教兴国中的科技角色经历了从"服务国家建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再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过程.当代科技发展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在新科技革命时代呈现出渗透性、扩散性和重塑性等特征.党的二十大面向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为新时期科技角色作用的发挥指明了方向.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联动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必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解释呈现"一定区域"划定模糊化、"一定行业"类别扩大化和控制程度相对降低的问题.平稳、平和的经济社会秩序法益和公众安全感法益均无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分则犯罪的本质进行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是侵夺国家对社会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权限,应当坚持限缩认定的立场."一定区域"的解释应从功能性、规模性和开放性方面明确大小的下限,控制和支配对象应包括不同行业与"消费群体",坚持从犯罪事实支配角度理解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应综合具体案件时空环境来对排除非法控制特征的情形进行整体判断.
西方的图书形制于古典晚期发生了自卷子本向册子本的关键性转变,然而,对于个中原因,学界长期以来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由罗伯茨和斯基特提出,且多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情怀说",近年来亦渐受质疑.以古抄本学与古文字学方法对 2 世纪和 3 世纪之交册子本装帧方式、版面布局等物质形式,以及《六经合参》、"尤西比乌斯表格索引"等相关学术工具的考察表明,之前曾被否定的"扩容增量""易于寻检"等实际需求,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早期基督教文本正典化趋势,或是促使图书形制发生变迁的重要推力.
时至 2023 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阶段,在顶层数字经济政策日趋完善的背景下,获取国际数字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和好感度成为发展与建设数字化产业、市场和治理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因此,解读中国数字经济主题下的国际传播现状成为回答"发展起来的中国将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一问题的一把钥匙.基于"国际化"考虑,研究选取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GDELT)数据库和第二代知识图谱(GKG 2.0)作为数据来源的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确定了中国数字经济主题的 3 个一级议题和 18 个二级议题,从总体提及量、主流媒体的报道量及态度、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三个维度呈现并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现状,得出了传播热度高、舆论环境较为不利和可改善空间大三个结论,也为发展数字经济体系和完善国际舆论环境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基于实证的对策建议.
反腐败斗争结合数字技术的运用受到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关注.然而,政府数字化能够以及如何影响地区腐败程度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验证.通过对 140 个国家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梳理了数字政府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注其内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对腐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越高,公职人员行贿受贿比例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政府抑制腐败通过权力问责机制和公共服务意识两种内在逻辑,即通过提高政府服务责任意识、政府政务公开水平和公民的增权赋能感知水平这三种途径,显著影响索贿行为.为提高政府数字化在廉政建设中潜力的发挥,未来应采取必要举措推进各级政府在数字化、智能化、纵深化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智能合约在运行中呈现排斥法律的自我解决特性,但技术信任依然存在补强的需求,同时,"不学习"的法律规范面对智能现实亟待调整.以司法介入智能合约纠纷,实质上存在法律与技术双向需求,即智能合约的法律与法治的智能合约.司法介入智能合约的边界,应坚守效率与公正的价值考量,对比例原则的四阶内涵作符合智能合约纠纷解决的新调整,并将比例原则精细化应用于不同的智能合约纠纷类型.介入的具体路径可依据智能合约争议大小规模的不同性质,采取在线争议解决方式或仲裁、诉讼等线下争议解决方式.此外,司法程序应从管辖、审理和执行三阶段进行自身调整以对接智能合约纠纷的解决,并提供对于两种性质争议解决结果的再救济程序.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2013-2020 年中央及地方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文本进行研究,构建"类型-着力点-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各地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着力点整体集中于市场机制、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存在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志愿型工具较少、同种政策工具内部比例不均衡、地区政策工具分布差异化等问题.因此,要加快完善专项政策、构建"薄弱"地区政策多样化体系,充分发挥优势地区政策着力点借鉴作用,提升并均衡地区政策工具使用占比,以进一步优化政策结构.
国际航空碳减排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航空运输具有跨境流动性特点,单纯依靠国别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京都议定书》授权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在国际航空运输领域建立碳减排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京都议定书》实质上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其所确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被《巴黎协定》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所取代.但是,在国际航空碳减排问题上,ICAO仍然在推动"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这种减排模式以集体目标为导向,以决议和国际标准为约束手段,通过技术目标、技术标准推动国际航空降碳减碳,同时建立基于市场的CORSIA机制,以帮助航空器运营人在技术无法实现减排目标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碳排放增量抵消.中国民用航空业在现有规模基础上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因此,要认真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争端,加强技术和标准引领,在推动国际航空碳减排工作的同时,实现全行业绿色发展转型.
通过对 220 件涉人工智能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析发现,现阶段涉人工智能案件法律适用存在以下突出难题:"拿来主义"的人工智能区分标准,无法契合司法实务需要;传统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较为低下;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和使用者的注意义务认识不清;对用人单位以调岗为由而变相辞退员工的案件事实,缺乏深入考察;对人工智能自检等无人取证新手段,缺乏正确理解和应用;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属认定存在困难;等等.破解涉人工智能的法律适用难题,应当转变思路:以创造出来的具象化(智力)成果及其风险能否被人事前预知为标准将人工智能分为工具型人工智能和智力型人工智能;推进涉人工智能案件由专业性法院管辖;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和使用者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应富有弹性;要求用人单位为被迫调岗的员工划定收入大幅调降前的合理缓冲期;允许满足条件的人工智能自检报告作为证据使用;暂时将人工智能作品归入虚拟财产进行保护,并要求其在被展示时与人的作品进行区分.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对特定价值关系的事实描述,也是对这一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从而蕴含着"共同价值"和"共同价值观"的双重面向.就其作为"共同价值"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的是以全人类为价值主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可共享的人类生存境域为价值客体的特定价值关系;就其作为"共同价值观"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从中国的"'共同价值'观"向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转化的理论可能与实践途径.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于作为主体的全人类与作为共享客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所形成的意义关系.其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谓词则是生成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有效满足全人类的共同需要而必须实现的关系属性,是对"构建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之问"的重要回应.
突发事件往往有着深刻的舆情影响力,而不同类型事件的舆情影响力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总体属性分析方面,而分类别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从事件分类维度去研究突发事件舆情影响力及其主要驱动因素具有较为显著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基于综合性、及时性、全面性、科学性等原则,选取 2022 年 1-9 月发生的 40 个典型突发事件,并对其进行归类比较,探析不同类型事件的共性和差异,同时阐释了突发事件的 9 类舆情影响效应,运用VIKOR法对 40 个典型事件的舆情影响力进行评价以及运用因子分析法探讨其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一是不同类别事件的舆情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军事安全类、国际安全类、疫情安全类、公众安全类和大型自然安全类事件的舆情影响力往往较大,消防安全类与交通安全类事件的舆情影响力则相对较小.二是微博传播间接效应、情感导向效应、权威发酵效应、传播层级效应是突发事件舆情影响力的关键驱动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价值诉求越来越强烈.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高品质生活是有机统一、相得益彰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根本前提和实践基础,而创造高品质生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内生动力、目标方向和检验标准.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有机统一,应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与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合规律性为前提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合目的性为主旨创造高品质生活;保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在动态实践中不断调适与校正.
大数据时代,犯罪控制与信息隐私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大数据侦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和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外源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大数据侦查外部法律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困境,包括大数据侦查法律定位模糊和侦查控权的"内卷化";内生性信息隐私权危机是内嵌于大数据侦查自身行动逻辑和运行规律中无法自我消解的隐私难题,包括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开放性"和侦查要素外延的"扩张性".要实现大数据侦查视域下的信息隐私权保护,就应当明确大数据侦查的法律定位及建立递进式审查标准,实现规制程序的诉讼化改造,确立私主体参与侦查的分级授权和过程性监督,建立实质性信息隐私权保护衡量标准.
为了推动国际民用航空绿色低碳的进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包括技术型降碳和市场机制降碳——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一揽子"措施目前还处于初步试行阶段,其中,由于CORSIA具体实施的环节牵涉主体较多——ICAO、国家、航空公司等主体之间的交集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际争端、私人当事方之间的争端、混合争端三类争端.然而,传统国际和私人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专业能力、权威性、管辖权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主导"一揽子"措施的ICAO理事会成为理想的争端解决平台.但ICAO理事会所主张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 84 条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组织结构的缺陷多年来并未真正发挥其司法职能.尽管ICAO理事会已经将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上日程,但考虑到"一揽子"措施引发争端的复杂性质以及争端解决的最终目的,充分发挥ICAO理事会的行政职能并在ICAO理事会下设立一个常设的争端解决委员会将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
自霍布斯以降,修昔底德对雅典政制的真实态度引发了学界诸多争论.其中,主流观点认为,修昔底德是雅典民主的批评者,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总体表现是令人失望的.笔者通过考察雅典在瘟疫期间、西西里远征以及失败后的表现,力图论证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政制和民众在城邦遭遇严重危机时,仍表现出了强大的适应力.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政制的品性主要由三个因素塑造而成,即雅典民主制度下民众的政治判断力、雅典自驱逐僭主家族以来形成的城邦自由传统、从希波战争开始逐步构建海洋帝国的实践.这三个因素共同塑造了雅典政制的品性,使雅典在城邦危亡之际仍能保持自由传统,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能做出有利于城邦公共利益的决策.
为了给工程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建议,沿着"先理论探究后实践分析"的思路,对工程教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工程与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应明确彼此的异同,使工程人才培养有的放矢.同时,要认识到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人才观念,学科规训,工程伦理等诸多因素对工程教育的制约.根据目前中国工程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对工程人才的要求,对中国未来工程教育发展和工程人才培养提出不同层面的建议:宏观上,要重视政府、行业企业与高校的密切合作;微观上,要强调师资建设与课程变革.
近年来,国内对于公共危机中的个体行为研究更加关注,此类研究也呈现出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因此,针对公共危机情境下产生的公众应急行为的具体类型、解释理论和形塑机制来进行系统的综述研究.研究发现:公众作为公共危机情境和具体制度环境中的亲历者,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类型的应急行为,如避难行为、利他行为、信息行为、恐慌行为、越轨行为等;而公众对外界情境的变化适应、对危机情形的理解认知、对影响情绪变化的风险感知,这三种研究视角均可以为个体应急行为提供一定的解释和理论支撑.此外,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提出个体应急行为的形塑框架,即客观环境与行为主体原始的静态差异以及后续的动态发展,是影响公众应急行为产生和行为演化的主要因素,而信息提供、物资供给、信任建构和行为引导是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对公众个体应急行为的主要干预方式.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属于航空替代燃料,以可再生生物质或废物资源作为原料,减排效果明显并且可以直接与传统航空燃料混掺使用,被视为中短期内实现航空零排放最有效的途径.为了统一规范,综合推进航空减排,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将航空燃料的可持续性标准纳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6,但该标准没有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总产量有限,生产能力的地区性差异较大,各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规制呈现明显的差异化趋势,这将进一步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并且可能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规则产生冲突.为了避免由发达国家垄断标准,中国需尽快建立起系统协同的治理框架,不断提高相关产业规则的国际合规性,鼓励引导多元主体进入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治理,帮助建立更加安全、公平、便利的国际可持续航空燃料制度体系.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健康投资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家庭投资活动.同时,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互联网、数字技术逐渐与传统医疗健康产业深度融合,影响着家庭健康投资决策及其实现形式.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2016 年、2018 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健康投资的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健康投资的概率和规模,对城镇人口、高教育水平家庭、高收入家庭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互联网使用还通过信息资本机制和同辈压力机制促进了家庭的健康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