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由于更贴合青少年"数字原住民"的习惯,在老龄化加剧的国内社会衍生风险,如何适老化成为数字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既往研究倾向把适老化的主旨归结至伸张代际正义,忽视老年个体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优劣比年龄数值更基础地决定其能否"招架"技术迭代.因此,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应被界定为兼顾代际正义的空间正义事业,它力求在当下、未来数字社会的全尺度空间结构中,公平生产、分配那些塑造个体位置承载力的技术、制度与关系资本.目前,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本土进展包括:在宏观空间尺度上,融合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以促成适老化;在中观空间尺度的智慧社区,实现从住宅到邻里的适老化;在微观空间尺度上,适老化改造智能终端界面与操作方式.这些进展虽有局限,但其深远意义是通过构筑全尺度的空间正义拱卫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
企业年金具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性质.本文基于企业年金制度视角,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年金使潜在人力资本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企业年金制度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在国有企业、传统行业及处于成熟-衰退期的企业中实施年金制度能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企业年金可以通过减少人力资本流动、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励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将人力资本与企业年金制度相结合,健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动力机制,有助于推动公平统一和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当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外部监督成效,自我审查模式动力不足,且责任设置畸轻,共同掣肘了该项制度的推进.为了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成效,应以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枢纽的信息公开为外部监管提供可能,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多方主体予以激励,弥补自我审查模式的固有弊端;立足于政务失信惩戒机制,重新审视政策制定机关的责任设置.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内生于自然、人、社会三者交融互动所构成的生态—生命共同体,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前提条件和自然根基,生命安全是生态安全的表征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与生态—生命逻辑的背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生命共同体的安全和健康,导致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双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生命一体安全观"为破解当代世界难题指明了出路,其价值旨归在于:一是要正确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自然基石,经济发展是生命安全的物质基础;二是坚持生命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统一,确保人民在良好环境中生产生活的环境权益;三是用法治和制度为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四是保护和建设安全健康的生态—生命共同体,是全人类的伦理责任,各国应携手合作,共建共享美丽健康世界.
"材料"是政府呈现工作内容的各种文书."材料"的言说事项、主体身份、类别形式的确认以及书写过程中的理性嵌入促进了芜杂信息的精细整饬,"材料"所承载的责任与压力意义降解了上下级政府之间信息的层级垄断,"材料"的书面形式凭借组织"语言"的统一和传播路径的稳定缓冲了信息的内容偏差."材料"运转的有效性以权责统一为基础,增强"材料"运转效能、纾解科层信息之累需要进一步清晰界定主体间的权责分配,承认下级政府的正当利益,并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能力建设.
大部分医疗卫生事权是政府间共同事权,其支出责任应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承担.我国以分档按比例分担原则,将央地共同医疗卫生事权进行了合理划分,同时对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提出明确要求.在现有政府间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有限、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支出责任分担机制对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省以下政府间部分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应进一步优化政府间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权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丰富而深刻的共同性思想.孔子通过论述群党、比周、和同等概念,倡导包容差异的有机整体共同性,以情感、礼乐、仁的辩证发展阐述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情意感通的共同性,吾道一以贯之则探讨了共同性的存在及其显现方式.《论语》共同性思想的论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把存在与方法、现实与超越统一起来,并将儒家学派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赋予其中.
基于2011-2021年中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在高产业结构、高金融发展水平、非资源型以及智慧城市试点地区,该影响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数字产业集聚可通过推进颠覆式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鉴于此,应扎实推动数字产业集聚、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制定差异化数字产业推进策略,助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稳步提升.
分类分级作为我国当前算法治理体系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监管的共同原则,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重要切入点.为应对算法分类分级治理具体标准不明、规范化与体系性不强、具体制度设计与分类分级原则衔接不严谨等问题,应进一步推动分类分级与覆盖算法应用全生命周期的治理制度紧密衔接,探索构建以专门性、专业性法律规范为主,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算法治理法律规则体系,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制度设计优化、治理工具创新的同频共振,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落实.
街道社工站是透视政社分权化改革与互动关系的一个新型窗口.对S区14个街道社工站治权逻辑的调查发现,复合型街道社工站正在成为基层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总体呈现出居间治理的组织结构和行动框架.在这一结构中,站长仅具有行政委托人意义,副站长扮演了亦官亦民的"居间人"角色,社会服务机构则是直接服务代理人.上述三种角色沿着"行政-半行政半专业-专业"方向延展,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成员资格的身份双重性和行动模型的"一轴多元"性特征.复合型街道社工站发挥了"资源"聚宝盆、供需"中转站"、组织"孵化器"和准入"防火墙"的"居间"功能,其比较性制度优势在于通过国家建构与社会进化的复合驱动,自外而内推动了党群工作与社会工作的通约,促成了行政与社会的治权平衡,从而提升了社会治理绩效.
基于三个乡村公共政策协商案例的经验性比较,首先从理论层面阐释协商话语共识与行动共识的衔接可能,描述了协商治理从赋权到定责的转化逻辑,为共谋实现共建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其次从经验维度提出议行关系作为观察协商治理实践中共谋何以促成共建的机制进路,由权责与议行关系的联动机理指出议行协同延续机制这一经验特征,整体性概述了村干部兼容自治与行政的协商治理策略.最后从规范层面探究了协商治理的价值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透视了共谋实现共建的协商治理机制的实践进路.
在信息社会,信息的高速增长导致的信息泛滥和有效信息缺失,给用户带来了信息筛选与使用的无力感,衍生出无处不在的信息焦虑,包括信息完整性焦虑、社会真相焦虑、媒介使用焦虑.风险感知的加剧、知识付费的驱动、技术更迭的规训是信息焦虑产生的多维动因,社会内卷加剧、个体理性消散等风险也随之而来.社会营造宽松氛围,传媒拓宽传播渠道,公众提升自身智识,将有助于公众走出信息焦虑的困局,实现自身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同频共振.
国家自主性是影响现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由于一些领域国家自主性的失衡,导致国家治理体系中出现了治理主体发育不成熟、治理维度间衔接机制不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内在问题,还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在规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资源再分配、统筹协调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的不足.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自主性需要在以党建引领培育国家治理主体、以机构改革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和以数字治理革新国家治理理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性发展,理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粉丝尤其是青少年加入饭圈,在寻求群体化的文化认同与情感支持的同时,也通过二次创作等网络社交互动嵌入自己的价值诉求,同人文学、插画、翻唱、鬼畜等二次创作是粉丝的互动仪式与参与方式.他们通过与偶像及粉丝圈群的互动,张扬自身个性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建构.由于市场发育的功利化和文化监管存在漏洞,二次创作过于流量化,导致创作作品版权纠纷、青少年自我认同迷失、传播秩序受到干扰等失序现象.对二次创作进行正确引导并强化监管,是饭圈文化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近年来,网络空间"人设"泛滥现象日益突显."人设"在社交媒体技术、平台资本和消费文化的叠加效应下,已全面渗透到人们的休闲娱乐、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并显现出异化趋势——背离自然表演和真实自我的本义,成为奇幻的"人的景观".同时,"人设崩塌"的戏剧性媒介展演也层出不穷,引发网络狂欢和社会情绪震荡.本研究从"多重自我""虚幻自我"和"物化自我"的三个维度来阐释"人设"异化的新媒介表征,并将网络"人设"泛滥的"超级媒介奇观"作为一则"社会性寓言"予以文化的症候式解读,以揭示媒介化"人设"的泛滥对人的自我、社会文化交往和公共生活所造成的危害,由此提出对网络文化生态的治理之策.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主业业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主业业绩具有显著驱动作用.企业绿色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外部信息披露水平、增强市场主体正面预期、提升环境制度认证水平来促进企业主业业绩提升.特别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作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能够对企业绿色转型发挥驱动作用,为企业主业业绩提升释放结构性动力.高污染、制造业企业应该以节能减排、绿色技术创新带动自身业绩提升;政府部门应增加企业绿色转型的制度供给,保持良好的绿色转型环境.
李大钊是从改良主义者再到民主主义者,并最终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术之路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成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唯物史观框架体系以及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李大钊不仅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智慧,而且坚持将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贯穿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李大钊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创出一条崭新道路,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