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冷枚作为历经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重要宫廷画家,作品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民间海外也有不少藏品,但对比藏品不难发现,署款冷枚的作品面貌和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在清宫档案有过记载的作品,大部分也似乎未见其流传下来,而传世的作品中大多仅落有穷款,不见其他信息著录,这给我们梳理冷枚的绘画风格及时代特征带来很大的困难。
简与繁简非内简,繁非外繁。简者,备体势,足神气,无纷扰;繁者,貌真,格雅,久品得恍然之悟。此真简、真繁者也。宋元人法,简中寓繁,藏繁于简,故宋人千笔万笔,千树万树,千形万形,赏者皆如一象观也。元人不及宋,然所写亦心底文章,因学深养厚,而凝神贯气,绪想清纯,其意颇近宋人之景,溢出天然趣也。此甚类唐人绝句,所写悉眼前之赏,若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若杜工部:“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可枚举者也。
辛丑夏夜,若晴师微信传书,示我以新作《西泠纪游》组画十余帧图片。观其新作,已与昔日出入沈石田、文衡山、黄宾虹之间笔调不同,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融入了傅抱石的疾速爽劲的同时,又兼关山月的写实意趣,而这一切又借助于他充满感情的西湖记忆而展开了这纸上的笔墨实验,从而也呈现了他作为一个美术史家对于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性思考。西湖是最能代表江南,乃至中国的美景之一。
要了解饶宗颐的绘画，就一定要清楚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理念。饶宗颐的书画理念与中国基本书画艺术的观念是很一致的。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及受中国影响东方各地的绘画艺术，与西方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处。西方的绘画是以画的本身去探讨这张画，也就是说，我们欣赏西方画的时候，画作本身所表达出来的光线、色彩、构图和它的颜色变化，是否表达得很有创意，或者是展现出一种很特殊的美感，来决定它的质量。换言之，它是以画的本身去追求这张画的质素。
一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张謇的书画收藏与南通博物苑藏品的整理有直接关联,南通博物苑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是中国最早的博物苑。1914年编印的《南通博物苑品目》载,全馆收录品物2973号,书画类登录101件,张謇捐赠就有71件,每号一至若干件不等。早期博物苑隶属于通州师范学校,源于张謇认识到近代西方各国赶超中国,是因为"教育之普及",而博物苑应该"成学校之后盾",
编辑与操守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书画》杂志创刊20周年，您是我刊重要的作者，又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美誉度的书法篆刻家，请您谈谈跟《中国书画》的一些往事，以及对杂志的印象。李刚田（以下简称李）：我和《中国书画》的缘分很早。杂志社刚开始筹备的时候，邀请了艺术界人士给刊物定位。我当时拿着样书在会上发言，很不客气，我说这个刊物要办好很难。我当时还在《中国书法》杂志社，我说，要办好刊物需要三点：首先确定你的读者群，读者是上帝；其次确定读者喜欢什么；最后，是怎么引导读者。读者、
湘潭市博物馆藏齐白石篆刻作品共计五枚，均为朱文。其中“不可无一”为闲文印（图1），是齐白石印学丁、黄时期的典型例证；“释虎”“夜雪吟馆”为斋馆、字号印（图2、3），印主为齐白石的挚友杨度、杨钧，是齐白石篆刻风格形成前努力探索的典型例证；“翟非”（图4）“曼雍”为姓名印，是齐白石篆刻成熟时期的佳作。因笔者曾以《齐白石与湖湘名士杨度、杨钧交往考》为题，讨论了湖湘文化对齐白石的影响与塑造，本文仅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出发，对齐白石朱文印章的创作轨迹略作勾勒，
徐悲鸿先生书法成就为其画名所掩.其书法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极强的辨识度.如果把他的书法放在20世纪书法史的背景下,以及画家书法等方面进行观照,对于我们认识更为立体的徐悲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斯(公元前280-前208),楚国上蔡人,少时曾为郡小吏,后师从荀卿学习帝王术.入秦后,为秦相吕不韦舍人、郎,后历任秦国长史、客卿、廷尉、左丞相.曾上书谏止逐客令,为秦谋划统一六国之策.秦并天下后,在上皇帝尊号、行郡县制、焚书坑儒等重大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始皇死后,参与废长立幼的沙丘之谋.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赵高诬陷谋反,受尽酷刑折磨后被腰斩于市,并诛三族.其悲剧命运的产生既有其个人性格原因,也有时代因素.在文化上,李斯整理推行小篆、作《仓颉篇》,为新的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通俗识字读本和标准文字,这一字体被广泛铭刻在名山大川和朝廷器物上,反映出秦朝独特的时代风貌和政治思想状况.
入仕和归隐,一直以来都是潜藏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内心的深层矛盾.他们—方面积极进取,通过为官而获得权力并享受出仕好处,同时又非常想保持个人心境的超凡脱俗,过着"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1]的理想生活.这种矛盾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调和,一种兴起于唐初,盛于中唐,并一直延续到宋代的隐逸方式——"吏隐",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风尚[2].据杨晓山在《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中对唐宋诗歌的研究得知,"吏隐"这一概念在语言描述上的确立,大概在7世纪晚期或8世纪早期.但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东方朔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十分成熟.东方朔曾将自己处世的态度形容为"避世于朝廷间",既然"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又何必求于"深山之中,蒿芦之".杨雄批评东方朔这种状态不配称为隐者,因为这种禄隐的方式并非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能接受的[3].当后世人们的态度发生改变,这种"自我陶醉"的表白,成为身居闹市的"隐士们"自况时常用的修辞模式[4].
严嵩(1480-1566),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至四十一年(1562)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罢官,担任辅臣长达二十年.严嵩工书法,擅青词,长期柔媚事君、窃权罔利.《明史》称:"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历制六卿矣."[1]本文试图以其书法风格为切入点,梳理其奸臣形象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背后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其政治生涯中行事做法为理解政治的多面性和艺术评价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无意于为严嵩"翻案",也无意于就严嵩的历史评价继续之前的忠奸之辨.
顾恺之《论画·孙武》有言:"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阵布势,是达画之变也."[1]意即若能对所见之情景与物象巧妙自如地运裁,探赜布局与取势之道,即能领悟画道变通之理.由此可见,从"临见妙裁"到"置阵布势"即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完整的构思与实践过程,择取物象时需要画家进行高度的概括、大胆的取舍,使其生动自然、和谐统一,并以独特的绘画语言形式表现构思过程中形成的隐含于画面的主题内容.清笪重光在《画筌》中有云:"得势则随意经营,一隅皆是,失势则尽心收拾,满幅皆非.
薛龙春教授于王铎研究潜心十数年,集腋成裘而蔚然大观.本书所载,已多见刊,然增删改换,又有新意.多年前读薛老师讨论王宠的佳作《雅宜山色》,便觉精神为之一振,不仅材料积累几近完备基础研究扎实,可贵之处更在于作者每每以古典书论的眼光审视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从而获得许多精妙的洞见,例如"人书俱老与未见其止'的对比,念之犹在目前.这似乎得益于其以往对唐代书论的精研,由此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古典识见,至于其后所见材料是印证、回照还是冲破、瓦解这些识见,都会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这也是在我看来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史研究路向.简言之,这是一种在尽可能理解古人之后再试图与之对话的方式.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出身江南士族褚氏,父褚亮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学多识,工于隶书、楷书,笔法刚健舒朗、方圆兼备,自成一格,在名家辈出、群星璀璨的中国书法史上始终名望不减.褚遂良既是唐代书法的重要开创者,也位极人臣.他曾担任黄门侍郎、中书令、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要职,与长孙无忌一道为唐太宗的顾命大臣,在贞观末永徼初的朝廷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被封为河南郡公,也称褚河南.
北周时期疆域扩大,彼时佛教的信仰也开始发展起来,单体造像之风大规模盛行.然传统模式的造像也随西魏政权的灭亡而衰退.在北周灭齐实现北方一统的过程中,北齐也出现了不少值得一析的造像题记.从造像方面来看,北周造像碑凿刻的佛像、神像均呈"地平宽样式",即许多雕琢细节平宽而扁,柔和神态尽显,而此时造像碑题记书法风格也与造像一样,结字宽绰,妙趣横生,多为温、典雅之类型.
一、关于钟馗的传说及身份认定 钟馗是民间传说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家喻户晓,而且流传的时间极长.依据现有资料可以初步探知"钟馗杀鬼"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1].在此之后,钟馗传说一直不断完善,尤其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发展.唐明皇(685-762)梦钟馗,并召吴道子(约680-759)画钟馗像的趣闻,让钟馗传说变得更加丰富,其故事性和情节性也在相关记载中日渐翔实.经过晚唐周繇(841-912)的《梦舞钟馗赋》,北宋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补笔谈》[2],以及《补笔谈》之后由明人重新抄录的《唐逸史》[3]等文献,钟馗故事的塑造逐渐趋于丰满和立体,到明代则基本定型.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形成和与之而来的世俗文化的兴盛,文人界出现了一股以人为本、要求个性解放的浪漫思潮.这股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私家园林的深化,其中类属私家园林的文人园林尤为盛行,同时作为文人士大夫起居活动的生活空间与生命空间,这些空间也为他们的身心提供了栖息之所.
[宋]苏轼墨竹图轴纸本墨笔 98cm×42.5cm 款识: "元佑三年五月八日,武昌朱君善招饮于云麓寺,宿无尘阁中作此.东坡居士." 题跋: 乾隆题于画幅:"绝壑离披数叶筠,髯翁作此宿无尘.莫嫌石瘦根何托,大似棱棱强项人.庚午中秋御题."钤印:乾、隆.
四、欧、虞与贞观朝的书法活动 虽然政治地位迥异,但欧、虞至少在书法上都得到了太宗的重视.贞观元年(627),太宗敕令欧、虞于弘文馆教授书法[64];同年,敕虞撰、书《孔子庙堂碑》;贞观六年(632),敕欧书《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十年(636)后,敕欧书《文德皇后碑》《昭陵六马赞》.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初登帝位的唐太宗计划于国子学建立孔子庙,并立碑为记,即《孔子庙堂碑》[65].建庙、立碑是太宗即位之初的重要文化举措.太宗将此碑撰文、撰铭、书碑交由虞世南一手包揽,不啻为重托与恩宠[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