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促发展、稳格局的基础性载体,逐渐成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以吾屯为代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存在民生、产业、教育、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乡村振兴战略难以深入推进.因此,对吾屯的语言现状、语言态度及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发掘出当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语言问题,并提出解决语言问题的具体策略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是促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普及并形成乡村发展合力的重要手段.
清代西北的茶马司为中马而设,在西宁、庄浪、洮州、河州、甘州五处各设立茶马司,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茶马贸易的管控.乾隆年间,以茶中马价值完全丧失,库贮茶大增,壅滞浥烂.清廷采取以茶易粮、扩展行销引地、陈茶折银或变价出售、扩大兵饷搭放等一系列办法,同时裁撤茶马机构,以茶司名称替代茶马司,此表明制度设计层面马匹痕迹消失,茶叶商品性凸显,茶法也相应调整.另外,北路杂茶市场流动增加和甘肃领引茶商附茶量调高等对引茶官茶的冲击,使得既有茶法难以阻挡,茶司库贮茶滞销加重,清廷陷入引茶难以认领及行销官茶与北路杂茶两股力量争夺茶叶市场、税收难以定期实现的新困境.
民族文化是民族适应环境的基本方式.在青藏高原,藏族与睦邻的纳西、门巴、珞巴、独龙等民族适应共同的大环境和各自区域的小环境,创造了特定的文化.研究者深入实地,坚持田野调查,展现出喜马拉雅与横断山区的绚丽文化,再通过换位思考,从主客两种视角来观察理解."这里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文化是如何被书写的".①
藏绣是藏族先民长途跋涉、艰苦迁徙历程的生动表达,广泛应用于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藏绣以其特有的视角积极助力脱贫攻坚,将"指尖藏花"转化为脱贫攻坚的"指尖力量"和"指尖经济",成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特质资源.因此,应多形式增强藏绣潜在的产业化开发能力,在保持原有工艺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推动藏绣融入现代生活,多元并举推动藏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高质量发展.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96号的内容,由"堪布南喀宁波善知识传承略说"和"大乘无分别修习之道"[1]两部分组成.对敦煌藏文文献P.T.996号之"堪布南喀宁波善知识传承略说"中的部分人名及地名进行解读和剖析,可以为唐代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更多具体、详实的理论依据.
运用法治保障公民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是推动各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必然之路.通过分析公民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华民族法治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剖析法律法规、公民自身、社会与政府等对公民履行维护民族团结义务的不良影响,最终提出法治措施,即完善公民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增强公民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律意识、营造社会保障公民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环境、发挥政府保障公民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能力,从而推动公民自愿履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法定义务.
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甘肃省乡村民宿受到巨大冲击,但甘肃省陇南市康县朱家沟村五福临门民宿却表现突出,成为甘肃省疫情影响下民宿的一个典型,在新发展格局中,五福临门民宿抓住机遇,成功突破疫情的重重包围.从五福临门新发展格局下的成长轨迹来看,在经营管理上坚持规范化、精品化、集群化、乡土化、个性化,是其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新发展格局下,五福临门民宿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对甘肃省乡村民宿高质量创新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执政之基,是治理有效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力量.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以政治领导能力、思想引领能力、社会号召能力、群众组织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功能要素体系.通过对湟源县X乡的调研发现,该乡 目前面临治理主体及核心领导权威弱化、群众对乡村治理的认知度低,党组织社会号召力弱等困境,进而导致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不明显.因此,为实现党组织队伍建设发展和当地乡村整合发展,必须强化党组织政治领导功能,培育农村党组织新鲜血液,壮大党组织农村后备力量,优化现存组织结构,完善民主沟通机制,动员群众多方合力治理乡村.
在藏文化中,狼、熊等都被赋予深厚的文化意义,但当下却跌落神坛成威胁人畜安全的野兽.通过调研发现,曲麻莱县先后制定的打狼保畜、扶贫建房、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使人兽冲突从"人强"转为"兽强",以致牧民不得不改变当前游牧生活方式,三江源区人兽冲突由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生态保护推进过程中,三江源人兽冲突反映出的实质是人兽生存空间的激烈碰撞,而这种碰撞则是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统一体.因而,在讨论三江源人兽冲突的解决办法中要从三江源具体实际为出发点,只有始终坚持人的发展方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逐渐应用在各个领域,而应急管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强化、健全和完善数字化的应急管理体系,不断朝着科学性、专业性、智能型和有效性的方向发展,以提高应对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2020年初新冠疫情迅速席卷全球,从中暴露出我国数字化应急管理存在不足和短板.本文主要是以西宁市在突发事件背景下数字化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进行数字化应急管理措施展开探讨.
城乡融合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现阶段,欠发达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乡村在职责功能、收入来源和发展圈层三方面存在迥异内涵,面临着永久农牧县与过渡城镇化两个基本事实.通过阐释"城乡融合共同体"框架,从共同富裕视域出发,构建了欠发达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对比—动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青海省为例,利用改良的熵值法、莫兰指数,对城乡融合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较快增长趋势,可分为起步、探索、加速三个阶段,各维度演变趋势存在差异,环境承载力效度最低,公共服务水平效度最高;(2)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内部差异显著,虽然呈现出差异化缩小的变化趋势,但是各市州的发展速度都相对缓慢;(3)青海省城乡融合发展呈现东西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具有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和空间集聚特征.据此,欠发达地区应走切实增强体制机制完备性,构建多尺度区域联动模式,重构区域内城乡空间体系,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
以西北地区32个市区州为研究对象,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2006-2019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熵值法计算,加入产业生态化水平体系指标和控制变量,对西北地区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测算.研究发现西北地区产业生态化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改善产业生态化水平会使得经济得到增长,存在明显的良性作用.并以此结果总结出适合西北地区的产业生态化优化路径以及政策建议.
作为知识精英的留日学生,在面对国内外复杂政治生态时,感受到国家、民族的陡变,传统文化基因指引着他们在加强自身学术能力的同时,仍需投身增进社会政治变革的舆论宣传之中.马鹤天作为民国时期山西较早的留日学生之一,他对学术的坚持使其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理化师范科,但是,由于近代国步艰难的厄境以及留日学生匹夫有责的意识,使得马鹤天在留学期间始终未立志于学术,反而选择参加群体性活动以嘤鸣救国.马鹤天的留日活动是我们了解留日学生生存样态的孔道,其兼顾学术与政治的价值取向,也是近代留日学生共有的特性.
四川省存留的清代藏事档案数量大,内容丰富,反映了清代四川省藏族聚居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与趋向,以及这一地区在当时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并对这一格局形成高度认同的历史进程.对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随着"三胎政策"的出台,国家支持并鼓励托育机构的发展,积极满足婴幼儿的托育需求.托育机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建立完备的托育机构监管体系,有助于保障托育机构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托育机构政府监管体系,也缺少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托育机构服务评估标准.本研究以西宁市为例,结合当地实践和托育机构服务中政府监管面临的困境,尝试从转换监管思想、深入消费群体、联合多元主体和完善监管制度角度进行路径探讨,尝试构建跨部门托育机构监管平台;引导健康舆论导向,联合社区、行业、消费者等共同参与治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构建托育培训机构资金监管制度,以探索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共同缔造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大量考古证明,在史前时代的青藏高原上就已经有藏族先民生存,不少遗物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联系.从汉藏史籍所载内容来看,青藏高原的民族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说时代、部落联盟时代和王朝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各部族及其所建政权不约而同与中原政权建立互动关系.吐蕃政权的建立,对于青藏高原和中原内地而言都是重要性标志,也是汉藏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梳理并分析历史时期汉藏民族关系,为进一步夯实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以及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交往态度是比较持久的民族心理的内在结构,能有效衡量社区互嵌主体对交往交流交融意义的认知,能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多民族社区嵌入程度的变迁与发展.CL县的民族交往主要表现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交往,通过对民族交往态度相关项目的测定,积极参与嵌入态度呈显性常态,但内隐性消极态度仍在很大程度上使互嵌主体选择性互嵌,影响民族地区多民族互嵌社区的"成熟度".互嵌社区的未来终将成于民心,故大刀阔斧推动互嵌社区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拉近民族交往心理距离.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齐鲁大地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具有强烈孝文化色彩的清明祭祖便是鲜明的体现.本文以鲁西毛家铺村为例,运用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该村颇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清明祭祖仪式进行详实的调研发现,清明祭祖既是对逝者的慎终追远,又是家人团聚的节点.该地区清明祭祖不仅是对祖先的祭祀,还是对烈士的拜谒与缅怀,对当代社会孝道的传承、民众认同的强化、心灵的慰藉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甘肃河西地区"茶马互市"的形成,主要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生活环境、高原气候及生产生活方式.唐朝时期,河西地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以茶易马"的贸易现象就已形成规模.宋代,随着内地产茶数量的逐步增多,河西地区出产的马匹等物与内地茶叶相互交易,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以茶易马"迅速发展起来,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繁荣.唐宋以来,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河西地区通过"茶马互市"促进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印证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一新时代主题.
近代以来,随着边疆危机加深和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各级政府加强了对康区的治理.既有中央政府对康区的治理方略和措施,又有地方政府对康区的治理实践,还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相邻省份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康区治理和开发的多边博弈,启示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既要考虑到少数民族问题,又要考虑到边疆问题和国防问题,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历史巨变或社会转型中,始终要把构建一个统一的、团结的、互生共长的中华民族放到突出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