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海外的体验不仅赋予了苏轼深沉的时间视野和辽阔的空间视野,使他能从古今与宇宙的双重维度上审视海洋,而且也使他变换了原先的海洋心态而注意到了本来排斥的或者无法观察到的方面,于是他从赴琼途中的哀叹感伤,到渡海时的眩怀丧魄,再到谪居海岛时的洒脱超旷以及北归渡海时的平静潇洒,谪琼引发了其生命思考,探讨解悟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升华了其人生感悟与天地精神,进而达到超越旷达的境界.
故宫博物院藏有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 5 通,作于光绪四年至七年(1878-1881),此前从未公开刊布.这些信札包含了生动的生活细节,对补充并丰富《丁日昌集》的内容,对研究光绪初年围绕琉球问题的对日交涉,了解丁日昌极富前瞻性的洋务思想均有一定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
明代是中国古代茶书创作的高峰时期,明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书籍刊刻的兴盛推动了茶书的撰著、刊行和传播.嘉靖、万历年间雕版印刷技术更为精湛,木活字、铜活字广泛使用,刻板印书的质量高、规模大、品种多、分布地域广,培育了社会的阅读风尚,成为明代茶书勃兴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此外,品饮茶叶已成为明代社会生活中饮食、医疗、交游、礼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生产与消费更为增长,制茶品茶技艺不断丰富,茶事理论深厚积累,时代哲学思想渗透茶文化等多方面条件也共同促成晚明时期茶书骤增.在此过程中,刊刻家深度参与茶事实践活动和茶书撰著,使茶书的撰著、传播与刊刻之间产生了多层面的交互,展现出茶书数量大幅增多、茶书体例时有创新、茶书内容包罗甚广等独特的文化现象.
创作现场的地形地貌、交通状况往往影响着作者的诗歌创作,韩愈贬潮驿路中的诗歌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关联.本文尝试从此视角出发,对韩愈贬潮驿路中的诗歌进行再阐释.通过还原创作现场,重新审视诗歌文本,探讨贬潮驿路中的险隘、馆驿等创作地点对韩愈诗歌在创作动机、内容书写、表达技巧等方面的影响.
董康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亦是促成《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的关键人物.其在日本访书时对戏曲小说进行穷尽似的搜罗,但却在《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又因其小说观念中的"区分意识",遂提出了剔除章回小说的建议.这就有必要对其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历史真实进行考证.通过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判断董康参与编写通俗小说类提要的理据存在若干问题,再结合当时编书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可推断出董康所撰写的提要应该仅为明人文集 49 篇,并不包括小说类提要.
作为马华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黎紫书的小说向来不落窠臼,其新作《流俗地》以盲女银霞看不见的"视域"为辐辏点,折射出南洋华人底层众生相,娓娓道来小人物俗世中的沉浮悲欢."大成若缺,其用不弊","盲"作为一种方法论,成为黎紫书践行其小说实践的有效途径.黎紫书运用在地化经验深情回望故乡,写出马来华人隐秘的爱与痛.与此同时,《流俗地》的"写实"倾向也标志着黎紫书的创作新变,显示出马华文学崭新的特质与可能性.
秦观凭借策论五十篇在制科考试的第一道程序中拔得头筹,并且在当时与后世都受到了许多赞誉.这不仅取决于秦观自身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还与苏轼对他的指导有关.根据苏轼和秦观各自的五十篇策论,结合苏轼的论文之语以及历代诸家对他们策论的点评,大致可以考知:在师承对象方面,苏轼与秦观二人都师法汉代的贾谊与唐代的陆贽;在论证模式方面,他们的策论都有着"翻旧为新,凭空议论""引史为据,述其本末""好用汉唐典故,借古鉴今"的共同特点;在议论话题方面,他们都对仁政理想、选贤任臣、朋党之争、御将用兵等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文章特色方面,二人的策论具有文学化的倾向,实用性减弱.苏轼和秦观的策论在宋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及其意义值得探究.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是《列朝诗集小传》中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一部分.钱谦益以地域、社集为主要线索,在《丁集下》小传中依次勾勒出吴中、金陵诗社和闽派三大诗人集群,并兼顾其他小规模群体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向读者展现出全方位式的晚明诗坛立体图景.在诗人集群递次展开的文本形态基础上,结合对选录诗人收诗数量的考察和分析,钱谦益在晚明诗坛图景的架构与描摹中更潜藏着如推尊吴中诗学、消解拆分闽派等一系列梳理发展脉络、重塑明诗谱系的诗史建构企图及诗学批评表达.
崔师贯(1871-1941)为近代重要的岭南诗人,但学界对其生平、诗词著述的关注较少.崔师贯民初时长居港澳,与遗老、南社文人有着密切交往.崔师贯从事古典诗歌教育的同时,参与岭南学术文献整理与香港本地文学社团的诗词唱和,诗词发表于报刊,在民初港澳文坛有着一定影响.通过解读崔师贯《北村类稿》记录的交游对象和交游内容,有助于深入认识崔师贯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倾向.由崔师贯的诗词书写可见,尽管港澳生活较为稳定闲适,但崔师贯仍眷恋故乡,并着意刻画其恬淡的自然风味.这既是崔师贯传统文化认同的体现,也为解读近代岭南文士的港澳体验提供重要视角.
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文本《S/Z》,阅读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萨拉辛》,将一个爱情故事重写为一个"阉割的故事".在阅读中,巴特指出了在《萨拉辛》的雕塑、油画和文字三种艺术形式中存在的"恐惧感",并通过这种感觉的强度建立了一个"审美体验强度序列",其中雕塑、油画和文字三者的强度依次递减.这一序列建立在艺术实体的空间维度上,反映了传统艺术观念对物质世界的重视.然而,现代艺术却轻视艺术实体,齐泽克将艺术品视为放置在艺术空位上的任意物,艺术实体的重要性被消解,符号的象征意义得以强化.论文立足于两种艺术观念的冲突,受到《S/Z》的启发,在精神分析学引领下,阅读并重写了《S/Z》中艺术审美体验的文本,发现三种艺术形式带来的"恐惧感"来自于不同性质的暴力.根据齐泽克的暴力理论,论文发现雕塑的"爱欲的暴力"强度最轻,其次是油画的"男性凝视的暴力",最后是文字的"剔除的暴力",具有最大的强度,因此颠覆性地确立了"雕塑,油画,文字"依次递增的"审美体验强度序列".
河南道是唐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重要行政区.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该区域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它们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地域不平衡,关联性和群发性强,对河南道的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等都带了深重灾难.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唐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仓储备荒、兴修水利、派遣使节、赈济灾民、调粟救民、减免赋税徭役、赈贷民众以及养恤安抚等.
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是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主张在文本的多层次含义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整体性文本观,因此在弗莱看来,对文本所进行的诠释方法也应是一种整体性诠释方法.在重视文本的内在结构关联和强调文本阐释的共时性方面,弗莱的整体性文本诠释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点,然而从重视读者导向的文本诠释方法上看,弗莱的诠释学思想又具有一定的解构主义色彩,因此,弗莱的整体性文本诠释学思想可被视作诠释学中文本与读者这两个向度间的调停.在当下诠释学研究领域本体论诠释学"别子为宗"的现状下,弗莱此种介于结构与解构之间的文本诠释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方法论诠释学建构路径.
托马斯·沃尔夫在其小说中运用隐喻的手段竭力展现了人物、美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层意蕴.石雕天使喻指人类孤独的灵魂、主人公心中的梦幻和美好未来的精神寄托.各种各样的"网"代表了多种抽象事物和状态.随处可见的"岩石"既象征坚固和永生,又象征着基督和坚定的信仰以及现代社会的强大力量等.通过分析、解读这些象征和意象,既能助益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又益于发掘文字背后的深层隐义和价值内涵.
在《羚羊与秧鸡》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肯定科技能推动人类前进,但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和缺乏科技伦理约束的科技发展状况表示担忧.这种矛盾心态在小说里集中反映在科学家秧鸡的形象塑造上,秧鸡受到科技伦理约束,用科技阻止人类对生态共同体的破坏,可错误的道德取向让秧鸡杀死羚羊、制造灾难.小说辩证地思考了科技成果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一方面,秧鸡人作为人类增强技术的成果,展现了科技对修复人与生态共同体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吉米在灾后世界的遭遇也在警示人类要敬畏自然,维护生态共同体的稳定.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1907 年,杰克·伦敦携妻子查米安乘坐"蛇鲨号"进行亚太航行并收集素材,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麻风病人库劳》用夏威夷领袖库劳的英勇抗争替换了水手斯托尔兹版本中重要的家庭情节.不少学者认为,该作品使伦敦摆脱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然而,若考虑整个亚太叙事的脉络,伦敦则表现出对黄种人强烈的蔑视.那么,这种对有色人种的区别对待将如何理解呢?"脑文本"概念与种族伦理意识对亚太叙事的解读可以揭示出库劳故事的改写并非出于种族正义,而是受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流行的斯宾塞思想的影响,由此折射出伦敦的种族伦理悖论与美利坚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
潮州歌册对小说《三春梦》的跨文本改编过程呈现出文本间的"互文性",使前文本的故事形态进一步发生流变.歌册编创者采取故事结构上的位移、叙事重复、情节穿插等文本策略,对文本结构进行"互文性"改造;其劝世教化思想对多元文本的"互文性"对话介入,推动了前文本人物形象的重塑,并对歌册吸纳前文本的态势产生调节作用;通过"民间性"文化注入,编创者有意识将地方民俗文化因素与前文本结合,凸出改编作品的独创性,使故事形态在改编文本中延续丰富的艺术活力,反映出潮州歌册改编策略所具有的"互文性".
马一浮词虽为数不多却也别具一格,从艺术技巧上看呈现出趋近诗体的倾向.马一浮偏爱使用与律绝诗体相近的小令词调,也喜用禅语入词,不喜修饰,其词之语辞古奥朴拙.用典丰赡是马一浮词的又一艺术特色,或化用前人成句,或引儒释道三家经典,尽显其慧中之才.其词是其诗创作的延续,诗词一体,只为复归仁性,展现仁心.
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的使行录有着对中国历代文人的书写,这其中对唐代韩愈的书写尤为突出.综合来看,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多数朝鲜王朝使臣赴北京途中的必经之地,韩愈祖居地昌黎县及邻近的抚宁县总能够激发众多朝鲜使臣之于韩愈的赞美.其次,北京国子监石鼓随时激活朝鲜王朝使臣的韩愈《石鼓歌》记忆.再次,"毕竟潮州困一官"——由文人担任的朝鲜王朝使者对同为文人的韩愈及其宦海沉浮存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惺惜.
憨山德清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庄子内篇注》是其晚年心血之作.憨山德清据"唯心识观"将老庄之"道"判为阿赖耶识,以其虽未离识性,但亦为如来藏之随缘显现.憨山德清解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在心性论层面,他将庄子之"真宰"解为人之自性,将庄子对圣人境界的探讨转变为对心性的探讨;在功夫论层面,他以"破我执"为核心,并借鉴天台宗止观思想解读庄子的功夫论;在体用论层面,他以《大乘起信论》"一心立二门"和华严宗"理事无碍"思想为依据,指出庄子虽以"无我"为体,但亦有涉世利生之用.憨山德清以"唯心识观"统摄三教,认为三教"心同迹异""法法皆真",因此他不仅"以佛解庄",也"以儒解庄",以此显示三教互通共融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