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文本《S/Z》,阅读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萨拉辛》,将一个爱情故事重写为一个"阉割的故事".在阅读中,巴特指出了在《萨拉辛》的雕塑、油画和文字三种艺术形式中存在的"恐惧感",并通过这种感觉的强度建立了一个"审美体验强度序列",其中雕塑、油画和文字三者的强度依次递减.这一序列建立在艺术实体的空间维度上,反映了传统艺术观念对物质世界的重视.然而,现代艺术却轻视艺术实体,齐泽克将艺术品视为放置在艺术空位上的任意物,艺术实体的重要性被消解,符号的象征意义得以强化.论文立足于两种艺术观念的冲突,受到《S/Z》的启发,在精神分析学引领下,阅读并重写了《S/Z》中艺术审美体验的文本,发现三种艺术形式带来的"恐惧感"来自于不同性质的暴力.根据齐泽克的暴力理论,论文发现雕塑的"爱欲的暴力"强度最轻,其次是油画的"男性凝视的暴力",最后是文字的"剔除的暴力",具有最大的强度,因此颠覆性地确立了"雕塑,油画,文字"依次递增的"审美体验强度序列".

《S/Z》是罗兰·巴特针对巴尔扎克的古典小说《萨拉辛》所写的分析之文,同时是巴特由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性文本.巴特将原小说中的人物置于"阉割主题"之下进行重读,发现人物的属性在阉割与被阉割、主动与被动之间流转不定,而人物的结局、特性也在生与死、完满与空无之间频频变动,这样一种"二元转化"的解读倾向显然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观有所偏离.资料显示这一期间巴特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影响,而"二元转化"也与中国的"阴阳转化"观念相契合,由此可以推断,在巴特由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道家思想应当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在巴赫金的原初语境中时空体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作为文学再现的时空体,另一个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时空体."巴赫金之后"的时空体研究全面发挥了时空体的认识论功能,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叙事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时空体"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些领域共同关切点.由这样一个共同的关切,时空体理论因此可成为叙事认同的重要资源.个体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将是时空体理论重要的可拓展领域.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由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有机的、"生长"的"生命体".民族在"时空体"的变化中生成不同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从"故乡"走来,经过近现代民族"自觉"后的两道决定性"门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民族叙事是构建"民族形象"的重要途径,随着时空体的变换"生成"不同的"民族形象",因此民族叙事具有实践品格和时代性.开放是时空体的属性,也是民族叙事应有的属性.民族叙事的开放性既体现为在时间上对民族传统的反思性传承,和对民族未来的创造性建构,也体现为空间上与"世界舞台"上"他者"的共在和对话.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民族叙事的重要的责任.

巴赫金思想学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二十年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最近十多年,热潮方退,纵观有关研究成果,可以说,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所有成果都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和清理.但似乎还没有人从深层思维模式和特征以及这种思维模式的优势与局限角度清理和反省巴赫金学术成果.一个学者深层的思维模式,是贯穿其思想理论成果全局的、具有极其稳定特征的因素,它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学者的思考方式和对对象的基本认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本文将以此为目标,对巴赫金无意识思维模式和特征以及其带给他思想学术的优势和局限进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巴赫金思想学术弥漫着一种无处不在的政治泛音,导致这种泛音的原因也有一些学者做专门研究,而本文则认为巴赫金无意识的极化思维模式是其思想学术成果政治泛音主要和深层的原因所在.

在哲学渊源上,斯坦纳提出的"毕达哥拉斯文体"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斯坦纳本人鲜有提及,也被研究者忽视.海德格尔在价值和形式两方面对"毕达哥拉斯文体"产生了影响.在价值上,海德格尔关于"沉默"和"归家"的思想规划了斯坦纳基本的语言价值观和运思方向;在形式上,斯坦纳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诗性文体的言说方式.形式追求与其价值追求具有统一性.因此,"毕达哥拉斯文体"不仅仅是一种文体风格,更具有一种价值指向.国内学者对"毕达哥拉斯文体"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不难发现,在"思"与"言"、"由'知性智慧'转为'诗性智慧'"、对"对象化之思"的批判等方面都有海德格尔的影子.

30年来,“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成就斐然,主要有四条路径:“学科本体”建构路径、“神话/故事叙事学”建构路径、“文学社会学”建构路径和“中国小说美学”建构路径.四条路径各有侧重,借助不同的学科方法和理论,共同构建了“中国叙事学”的多元系统.文化论、还原论和比较论是“中国叙事学”独特的建构视角.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和叙事传统是“中国叙事学”建构方法的重要特色,也是区别于“西方叙事学”的鲜明标志.但是,“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四条建构路径都致力于去“发现”那个本来就“在”的中国叙事传统,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却走的是“发明”的路径.基于中国文化系统的建构是“中国叙事学”的另一可能的建构路径.

历史意识是认识当代审美文化的一把钥匙.“非男非女”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向度应当在其历史流变的文化语境中寻找.运用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分析,“非男非女”的符号三角所反映的深层结构是文化与自然的对立.“非男非女”既是愿望,又是行动,因此,它本身构成了叙事:用行动诉说了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性别故事.根据格雷马斯对叙事种类的划分,男女对立对应于“接受现有秩序的叙事”,“非男非女”则对应于“拒绝现有秩序的叙事”.“非男非女”是对既定“契约”的撕毁,是对不完美现实的拯救,其意义在于对两性对立的文化/理性暴政加以调解,并表达了回归自然/感性世界的渴望.“非男非女”是当代间性文化的代表,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将在间性文化中得以调解.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身体的物质性是话语叙述的结果,包含了权力话语的述行目的.对身体起源的追述是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暗含一个"寻找/隐藏"模式:通过寻找一个时间上"在先"的身体,编造一个"起源故事",赋予身体坚不可摧的"物质性",同时,通过对叙述者的隐藏,切断身体与语言的关联,使身体呈现出"自然性"."寻找"是为了"隐藏",而"隐藏"又有效地遮蔽了"寻找"的意图.颠覆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需要将身体"再语境化",从而使对身体的再表述成为可能.

朱迪斯·巴特勒具有多副面孔，但作为叙事学家的身份一直没有被学界重视。巴特勒的叙事思想与其述行思想相伴而生，而且对其身体、性别、生命，以及主体、社会、政治等哲学表述具有统领作用。述行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对规范、律法、权力等的征引而达成目的。巴特勒对叙事的界定与其对述行的界定有明显的一致性。巴特勒不仅揭示了述行假借叙事将自身合理化的诡计，而且，她关于述行可能面临失败的论述，开辟一个颠覆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反抗的可能性。

“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多次来到中国进行中西文化沟通，通过教学与创作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燕卜荪的文学批评思想，在诗歌理论上促使“新诗现代化”与中国现代解诗法的形成，在诗歌创作中营构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实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换。

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论争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概念的分歧。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场论争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文学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建构主义不是笼统地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文学建构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且只能是一种规约性建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视角，言语行为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开放性、语境性和主体间性。

Stefan Collini is Professo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and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and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His research is main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resent, and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role of, and the historical assumptions expressed in, literary criticism in Britain from 1920 to 1970. His books include 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 (2006), Common Reading: Critics, Historians, Publics (2008), That's Offensive! Criticism, Identity, Respect (2011) and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2012). Dr. Xie Longxin, on behalf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terviewed Prof. Collini in 2014 when he visited the Faculty of English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the interview, Prof. Collini expresses hi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riticism and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and reality. He emphasizes that cultural criticism has a political dimension,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ticism is limited; criticism cannot aspire to "replace" politics. He believes that cultural criticism should be about more than politics and about greater ideals of human flourishing.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reflection on reality, and that cultural criticism always involves a form of ethical criticism.

《老人与海》中的马林鱼是一个具有独特悲剧意蕴的文学形象。它的独特性首先就在于它是作为老人桑提亚哥自我的镜像而存在的,老人追逐马林鱼的过程就是他自我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其次还在于马林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林鱼骨架所透露的存在的荒谬感与虚无意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是自欺的自我,因此,马林鱼作为一个"他者"对老人的自我建构产生了悲剧性影响。存在主义哲学表明,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荒谬的存在,这是既定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外在于荒谬。老人的这种求而不得、罢而不能,让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底蕴。马林鱼是"存在"的"镜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探讨叙事述行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文本话语的述行性为故事规则和话语规则所制约,局限于文本之内,而读者阅读的述行性则发生在文本之外,从而走向了历史。但读者阅读的述行性仍然以文本话语为基础,因此,叙事转向并没有离开语言。叙事转向与20世纪批评理论的整体转向具有一致性,从"语言学转向"到"历史转向"实质上是语言研究内部的焦点转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雅各布森的言语交流理论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都说明了20世纪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The S/Z of Roland Barthes is both a theoretical text and narrative text. So, the analysis of it should be done across the theory and the form of narrative. Reading itself is writing, which makes body become the inevitable agency. The interposition of body results in the narrative bargain between text and reader. In S/Z, the outcome of the bargaining is the castrated body of the reader. The S/Z is a new story systemized by the castrating axi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reading "Sarrasine", and also the experimental ground of Roland Barthes' theory. The story told by Roland Barthes also bears out another theory in reverse, namely, the narrative performative theory, although the term doesn' t appear in S/Z.

post-classic narratologies have three elementary study directions: narrative becomes the Being of beings,narrative tends to the explanations of readers,and narrative itself is ideology.Narrative turn and the semiotics of Roland Barthes hav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the turn from metasemiotics to connotative semiotics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The connative semiotics provide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post-classic narrative studies.The two semiotics and narrative turn have a common father,it is linguistics of Saussure.

罗兰·巴特的《S/Z》既是理论文本,又是叙事文本。那么,对它的分析则应在叙事理论与叙事形式的交叉往返中进行。阅读本身就是写作,这一行为使身体成为必然的中介。身体的介入使文本与读者达成叙事交易,在《S/Z》的论域中,交易的结果就是读者身体的易位——阉割。《S/Z》就是由"阉割的轴线"组织起来的另一个故事,它既是巴特对《萨拉辛》阅读的结果,也是其理论的试验场。巴特讲述的故事反过来又证明了另一种理论——叙事的述行性,尽管述行性一词并没有在文本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