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测度指标与关键桎梏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8-2018年省域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由"总体富裕"为主向"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并重转变,内涵在对象、内容、目标、地位和动力等五个方面不断拓展.其二,共同富裕包括"发展"维度和"共享"维度,在讨论现有指标不足的基础上,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纳入测度指标,宏观数据测算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和总体富裕情况整体向好,而共享富裕情况相对较差.其三,在讨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桎梏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讨论了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推进共同富裕.其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总体富裕水平促进共同富裕水平.具体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转移,对农村最低收入群体收入也有提高作用,但是并没有显著降低最低收入人群收入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也没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对共享富裕的影响并不显著.
康德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哲学",是由于它具有完善的思维方法,并且契合其批判哲学的先验逻辑的方法论.首先,就普遍历史的理念而言,它表达的是纯粹理性凭借一个"终极目的"概念对人类社会中一切经验性行动的系统统一性,其中包含着理性的合目的性原则.这种原则在"第三批判"中也被理解为是理性托付给了反思性判断力.其次,在合目的性原则之下,普遍历史呈现为辩证发展的进程.而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性内部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矛盾.康德的合目的性原则构成历史哲学的普遍方法论,辩证的发展观则构成合目的性原则的辅助和手段,两者构成一种复合型的思维方法.
ChatGPT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推出的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其深度的学习能力和自我纠正能力,提高了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交往.ChatGPT在实现科学技术革新的同时,也存在敏感数据泄露的风险.ChatGPT在保护个人主体数据、企业主体数据和国家主体数据方面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如何应对ChatGPT带来的数据安全,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通过分析ChatGPT运作阶段和数据主体应用现状可能存在的数据风险,以我国数据规制法律框架为基础,借鉴域外人工智能立法模式,探究ChatGPT的数据风险法治化应对策略,以此合理构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风险法律规制体系.
康德的道德哲学因拒绝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闻名于世.在批判时期的经典作品中,康德对待"明智"(Klugheit)的态度看上去非常消极,明智命令式作为假言命令式与道德命令式作为定言命令式的关系是排他的.但随着学界对其非经典作品比如《人类学讲义》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论断对康德批判立场的全貌而言并不充分."明智"作为实用命令式,并非仅仅是技术命令式,它可以被视为选言的,因而与道德相容,并非工具理性.康德对人类学的构想可以证成这一点.广阔的"明智"领域与判断力相关,目的论判断力和经验磨砺的实践判断力是我们沟通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的桥梁.
"治理内卷化"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用以阐述另一个事象发生原因的解释性概念.附会该概念的解释逻辑,通过"行为主体的意向"和"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维度来论证杜赞奇以及何艳玲等学者"谬用"内卷化概念的批判策略,其有效性值得商榷.格尔茨和黄宗智分别开创了使用内卷化概念的两大范式:一是系统论范式,在系统结构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二是投入—产出范式,在投入效率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省思"治理内卷化"概念的切入点,须放在判断概念使用者是否清晰地进行了范式选择上.通观国内学界"治理内卷化"的相关文献,判断是否存在概念谬用情况的四条标准包括:范式是否模糊、范式是否杂糅、逻辑是否变异、是否脱离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