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浪潮的持续推进,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当前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顶层制度设计尚需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亟待加强;多种风险交织,部分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存在恶化的趋势;部分发达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对中国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构成障碍.为促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创建机构创新机制,加强合规性建设,实施本土化经营,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以往研究对流动老人的关注较多,但对其中随迁老人的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全国层面的分析.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中国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中国随迁老人健康状况较好,但与流动老人整体相比略差.在个人特征层面,受教育程度、年龄对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在流动特征层面,流动范围更大的随迁老人,其健康状况较好,但流动时间越长,其健康状况越差.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层面,拥有配偶、参与劳动或理财、家庭月收入水平更高的随迁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更好,但家庭月收入水平更高的随迁老人慢性病的检出概率更高.在健康生活特征层面,交本地朋友、参与锻炼对随迁老人的健康状况有正向影响.此外,流动范围、家庭月收入水平、医保参与、社区体检参与等的影响与流动老人相比略有不同.
妈祖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跌宕遭遇,与中国的国运兴衰、民族荣辱、文化升降紧密相联,是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的一个缩影.本文结合晚清废庙兴学和民国风俗改良运动的相关史实,从政治运动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对这一时期的妈祖去偶像化进行梳理和考论.彼时民俗研究对妈祖文化的集中讨论,虽然是针对妈祖的去魅和祛伪,但是顾颉刚、容肇祖、周振鹤等知名学人的深入考辨,有助于妈祖作为历史人物的身份还原和作为海神形象的再塑造,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妈祖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保存.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士人琴家,刘鹗在古琴文化领域有较深的艺术造诣.他对《广陵散》是否失传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考证,提出关于古琴制曲的三大境界说,还高度重视古琴音乐艺术的表现力.这些琴学观点均体现了刘鹗在古琴文化领域研究、探索与实践的深度和高度.在古琴文化复兴的今天,对刘鹗琴学成就的总结与探讨很有必要.
"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在实务上基本居于"废纸地位",这由该原则与破产法上的"公平分配规则"存在内在冲突所致.在公司实践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民事赔偿责任能否优先",而是相关利益主体与公司或者公司股东、董事、高管之间发生的民事诉讼能否优先于相关的刑事诉讼进行处理,也即"先刑后民"抑或"先民后刑"的问题.唯有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这一实体责任分配规则转变为"民事诉讼优先"这一、程序规则,才能根本解决"刑事滥用"的问题.对此,有三条路径可供选择,即宪法路径、诉讼法路径和其他部门法路径.通过修改《公司法》等部门法,率先确认"民事诉讼优先"可能是最务实的道路.就《公司法》修订而言,引入"民事诉讼优先"又有总则模式和分则模式可供考量.《公司法》唯有擎起"民事诉讼优先"原则,坚决遏制住实践中的"刑事滥用"乱象,才能对企业家进行切实保护,进而形成正常的商事秩序.
老年人虚弱指数的相关研究是近来人口健康领域的新兴热点.本文在生命历程视角下,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5-2014年的追踪数据,构造了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虚弱轨迹,研究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虚弱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童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老年人更虚弱、虚弱轨迹增长趋势更明显,这意味着早期的成长环境会造成虚弱的积累;第二,中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低的老年人更虚弱、虚弱轨迹增长趋势更明显,这与个人的早期职业、医疗条件等因素相关.由此可见,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需要构建全生命历程的理念框架,建立完整的虚弱预防政策体系,关注儿童的成长环境和老年人的养老环境.
作为平等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气平等主义主张人们需要消除原生运气带来的分配不平等现象.从表面上看,运气平等主义似乎与功利主义不相容,但这种看法忽略了很多功利主义理论家实际上非常重视原生运气在分配问题上的重要意义.例如,约翰·密尔在出身、性别等原生运气要素对财富、长子继承权、遗产及政治权利的影响等方面就持有运气平等主义式主张.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应得这一功利性要素将运气平等主义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与运气平等主义相比,密尔这种运气式功利主义能够避免运气平等主义面临的两个很难回应的反驳——遗弃式反驳与拉平式反驳.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中国随迁老人的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并根据Andersen的理论框架,从倾向因素、使能因素以及需求因素三个层面探究随迁老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医疗行为和预防行为均处于偏低水平.在倾向因素上,受教育水平、年龄、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区影响随迁老人的预防行为,而年龄、婚姻、民族和流入地区则影响其医疗行为.在使能因素上,家庭月收入与预防行为负相关,但对医疗行为有积极作用;靠个人收入的随迁老人会更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在需求因素上,自评健康的随迁老人会更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而健康越差的随迁老人使用住院服务的概率就越高;每天保持锻炼和懂得健康知识对随迁老人医疗服务利用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本文从倾向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创新公司监督模式、促进公司治理现代化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建议基于公司理性自治与股东中心主义,鼓励公司监督模式创新.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的章程均可自由选择审计委模式、监事会模式、审计委叠加监事会模式,亦可独创第四模式.《公司法》列举的监事会或审计委职权是倡导性规范,章程可量身优化.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和而不同,可兼容并存.建议明确职工监事的特殊职责,增设审计委法定职责与必备职工代表,公司内部审计与风控部门应转为审计委或监事会的日常工作机构.
管押是清代的一种人身控制类司法强制措施,在清律中并无明确的规定,因其具有保障案件审理、提高审断效率的作用,故以司法惯例的形式普遍应用于基层州县司法活动之中.《清代新疆档案选辑》集中收录了晚清吐鲁番厅司法活动中有关管押的资料.通过具体分析可知,一方面,作为一种非正式司法制度,管押始终是清代基层州县司法活动中不应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管押虽有其特定背景下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及其他多种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易滋生流弊,这是其时代局限性的体现.
"村改居"作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尝试,在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中表现出的路径依赖与不彻底性、转型后产生的二元结构并置现象和过渡形态,成为"村改居"从"非城非乡"转向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问题.对此,本文基于珠三角五城市"村改居"社区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以"村改居"政策及其成效为切入点,对"村改居"社区的发展现状和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农村集体产权包含治理与经济双重维度.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股权量化与"政经分离"两大内容,偏重于经济维度.但这一改革在一些地区所引发的治理问题也需注意,表现为:农民之间出现分化对立,治理主体呈现"二元分治",治理规则面临公私分化.改革之所以引发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塑造了新的集体产权利益分配规则:股权量化通过明确农民与集体产权间更加直接的利益关联,重建了集体产权内部新的利益结构;而"政经分离"通过调整自治规则,将这种利益结构进一步锁定.这二者容易抽离乡村有效治理的资源基础,并使乡村有效治理的规则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能力困境.因此,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释放集体产权经济活力的同时,还需要辅以一定的政策优化与社会自治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规避其消极治理效应.
作为审前羁押制度核心条件的羁押必要性,集中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内容与要求.本文立足于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具体实践,以审前羁押制度目的为依据,通过比较借鉴域外审前羁押制度中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条件进行合目的、体系化的解读.应当在刑事诉讼全流程和全部逮捕类型中对羁押必要性条件的有无和高低进行实质性判断,提高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条件,对一般性羁押事由和预防性羁押事由作不同的解释限度要求,以确保审前羁押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真正实现将羁押的范围和程度限制在最有必要的情形.
肯尼斯·戴克是尼日利亚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作为第一位系统接受西方历史学专业训练的非洲人,戴克并没有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理论的束缚,而是以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情怀,大力倡导从非洲视角以及非洲内在因素与英国殖民主义的互动角度去解读非洲的过去.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戴克既重视口述史料,亦强调依靠档案资料.20世纪60-70年代,在戴克的号召和领导下,以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为中心的尼日利亚史和非洲史研究蔚然成风,伊巴丹史学流派得以创立,这对非洲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伊巴丹史学流派因种种原因走向衰落,但戴克的贡献和该学派的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仍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皮浪派和中期学园派所坚持和捍卫的古典怀疑论不仅是一种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活动,更是一种试图通过这种批判活动而保持存疑、达致宁静的生活方式.怀疑是一种治疗术,它通过祛除附加在人们心灵上的虚幻观念,切断知识与幸福的"天然"联系,给人们例示一种无独断信念烦扰的生活何以可能.它是一种解构性的、非体系化的哲学,不预设任何自己的观点.它是生活世界的经验、常识、习惯和传统的守护者,表达出一种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道光年间,清朝在处理发生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内地人在维吾尔村落开设赌场,以及内地商民与私自进卡的卡外商民违例交易案件时援引了"苗疆条例";咸丰、同治年间,天山南路地区官衙在审理当地人图财害命案件时也使用了"苗疆条例".清朝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实践中使用"苗疆条例",既有完善法条的需要,也有加重刑罚、强化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
稳就业一直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也是财政支出的重点政策目标.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就业函数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此来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机制,即社保就业支出对保就业、稳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社保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将会使得该地区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从业人数减少;而且,社保就业支出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间具有异质性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财政支出政策需要谨慎把握职工收入与城镇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地方政府应当更加注意发挥各方积极性,面向不同地区和行业精准施策,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功效,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三司度支判官是王安石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阶梯.在任期间,王安石着眼法度问题,向宋仁宗提出革新意见,试图扭转北宋王朝的颓势.他既强调合乎先王本意的法度的建设,也十分重视人才培育,在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等方面提出过极有针对性的意见,成为之后熙丰变法的先导.王安石关注政治忠诚问题,在《明妃曲》中,他倡导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相互的忠诚关系,此种忠诚观念更有生命力.王安石强调理财的重要性,其宗旨一是理清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合理调配财政资源;二是扩展财政来源、增加国家财富.这就需要在生产、分配和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展开有序、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2021年《民事诉讼法》的第四轮修订存在三个新特征.一是授权试点,通过先行授权部分地区试点改革来绕开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争议,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案矛盾问题.二是法院主导,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主导修法,主要以实用理性而非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作为修法的知识来源.三是快速审议,仅两次审议就表决通过,未对存在争议的草案作实质性修改.理论界基于反馈时间有限、获取信息不畅、发声平台不足等因素在本轮修法中存在"失语"现象.实际上,未来尤其应当在审议环节增加理论界的发声机会,以此帮助立法机关制衡可能存在的部门本位倾向,制定出更合适的民事诉讼法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