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经济学领域存在三大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如何描述污染物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伴生性关系;(2)如何改造传统生产函数与生产效率测算方法,以体现政府规制措施对生产主体生产行为的干预;(3)如何对污染物进行影子价格测算,进而对排放权进行定价.解决这三类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找到能够准确描述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环境规制、污染物处置的框架与模型.环境生产技术作为一种考虑各种伴生过程的多投入、多产出过程描述与测度的公理化方法,逐渐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中,然而,目前针对不同环境生产技术构建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性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按照时间的回溯和方法的更新,对强、弱可处置性,以及综合可处置性、弱G可处置性、成本可处置性假设下的各种主流环境生产技术构建方法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各种方法及应用进行了对比和评价,进而用算例对各种方法的可行域进行比较说明,最后提出了环境生产技术发展的建议和研究展望.
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本文分析了性别雇佣偏见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检验了生产率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性别雇佣偏见的改善将显著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当企业的女性雇佣偏好增长1％时,企业退出的风险下降到原有女性雇佣水平的58.99％.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生产率在性别雇佣偏见与企业退出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性别雇佣偏见的改善将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在竞争程度较高、行政壁垒和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中,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和突出,反之生产率的中介效应较小甚至不显著.以上研究结论为激励我国企业实施性别就业平等的雇佣策略,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是产业工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留城意愿,成为"抢人大战"下衡量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尺.本文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以互联网使用为研究视角,以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例,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进行经验论证.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补充方式,遵循"互联网使用→收入→留城意愿"的作用路径,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2)与长期居住型留城意愿相较,互联网使用对落户型留城意愿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即在市民化过程中更能发挥积极效应.(3)与绝对收入的正向效应不同,从相对收入来看,当前,互联网使用并未有效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反而强化了与市民的收入差距,产生留城意愿的负向损耗.因此,要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互联网使用培训的渠道,并推动这一技能切实转化为收入,以提升留城意愿,释放人口空间红利.
高考知分填报志愿作为从"猜分填报""估分填报"逐渐改革而来的志愿填报方式,对全国整体本科录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知分填报政策是否提高了高考录取率?中国各省份高考知分填报政策的差异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8省级年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广义双重差分法评估知分填报政策对全国整体及各省本科录取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高考知分填报志愿并非对全国所有省份的本科录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政策仅对211大学数量在5所及以上的8个省份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二,知分填报政策在2012～2018年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政策的作用时间集中在2012年之前.第三,知分填报政策提高了高校教育资源较少省份的学生向高校资源较多省份流动的趋势.第四,实施知分填报政策的效果仍高于未实施知分填报,对于没有实施知分填报志愿的省份依然会受到其他省份政策的正外部效应而提升自己本省的本科录取率.这一发现为理解和推动中国人才选拔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变革依据.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CHARLS) 2011年大额代际赠予数据,分析基于家庭内部视角下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财富转移动机.本文创新地使用了子女的相对收入水平这一指标,并分别用Probit和Tobit回归法对全样本、男性和女性样本以及必需赠予和非必需赠予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财富转移动机是出于利他动机,父母在家庭内部扮演着公平调节器的作用.在利他动机下,私人的财富转移会抵消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因此,本文结论对我国未来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