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采用2014-2018年三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了父母通勤时间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父母平均通勤时间每增加15分钟,子女的数学和语文成绩会分别显著下降0.6～2.4分和0.4～1.6分,其中母亲的影响更加明显;第二,通勤时间增加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个体、家庭和地区异质性,女孩、中学生、父母从事自雇工作或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以及居住在乡镇、郊县和西部地区的青少年,其学习成绩受职住分离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参加课外辅导和隔代照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住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通勤时间增加减少了父母对子女在校情况的关注以及对作业完成的要求,是导致子女学习成绩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鼓励生育和"双减"政策背景下,文章的研究发现对于合理设计差异化的城乡发展布局规划,提高社会生育意愿和促进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对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知偏差,导致了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内在激励不足,进而对空气污染的长效治理形成了挑战.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空气污染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但证据分散和论证不足导致这一观点并未受到地方政府重视.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提升政府治污的主观意愿,本文从劳动力迁移视角出发,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空气污染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迁移机制,及该机制中的环境规制调节和协同集聚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第一,空气污染能够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而且这一作用可以通过劳动力迁移机制来传导;第二,环境规制一方面会抑制劳动力迁出,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在与空气污染的交互作用下促进劳动力迁出,抑制经济增长;第三,协同集聚和劳动力迁入的交互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由于空气污染对劳动力迁入的抑制效应,在协同集聚程度更高的地区,空气污染的经济损失反而更大.这些结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可以共赢;其次,劳动力因污染而迁移的机制是缓解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突破口;最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迁移机制的调节意味着政府治理污染应该当机立断、重拳出击.
现有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大多基于中宏观层面,对行业层面的刻画并不充分.对此,本文使用1997-201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通过梳理不同年份投入产出表的劳动者报酬核算口径,并对口径进行统一的基础上,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了行业层面上的测算和结构分解分析.研究发现:2007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主要来自制造业的全面收缩和服务业的全面扩张,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叠加规模扩张带来的影响最大.此外,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在下降.未来在重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劳动收入份额改善问题,力争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
作为老年人口数量第一的大国,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与老龄化相伴,关注中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角色紧张和代际交换理论,从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长两个维度出发,探讨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农村中老年群体呈现隔代照料与劳动供给兼顾的状态;养老支持的获得是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内在机制.当下应积极提高市场化社会托幼资源的有效供给,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劳动供给与养老保障之间的精算关联,最大限度激发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活力,进而实现人口红利的二次激活.
已有研究关注劳动者"过度加班"的后果,本文主要探讨每周44小时法定标准工作时长临界处适度的短暂加班能否实现"时间换金钱".本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短暂加班的工资效应.研究发现,短暂加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断点有效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带宽敏感性检验均显示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短暂加班对男性、非农户籍、高学历和雇主群体有显著正向工资效应,而对女性、农业户籍、低学历和雇员群体并未带来"时间换金钱"的效应.与超长加班不同,短暂加班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健康负向效应,相反会促进收入和健康增加的双赢.本文还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工资的传导机制,育儿意愿对工资收入具有调节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告诉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加班现象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