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作家、教育家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可谓教育思想的一位革命者，他有感于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诸多弊病，力倡教育与审美的结合、教育与人的健全发展结合、教育与社会主义劳动理想的结合，虽然其中一些观点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来有些过激，比如弗雷德里克·基尔霍夫[Frederick Kirchhoff]认为莫里斯主张取缔传统强制教育的观点有点“反应过火”1，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也认为莫里斯的主张“完全非正式和自发性的教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但现在回头来看莫里斯的教育思想，仍觉得他的许多观念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所谓基础，是开端之学。七百五十多年前，当来自河南的画师举起笔来在永乐宫的墙壁上落下第一笔时，这一举动的历史性随即弥漫开来。而我们今日游历在永乐宫的大殿之中，绝非只看到了那些五彩斑斓的色彩，苍劲如游龙一般的线条或者端庄典雅的形象。对它们的这些描述都体现着审美的高度。而充盈在其中的核心力量，则是来自于历史。当然，历史并不能决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那种具体性——不是指那些跃入眼帘的具体的形态：灰尘、经年累月的风化或者氧化后的沧桑之感。
唐、宋之际，源自《尚书》的“西旅献獒”故事，被艺术家纳入画面，呈现为《旅獒图》《贡獒图》《西旅献獒图》等视觉形象，借以展示“四夷奉琛贽，万国尊王室”的职贡场景，宣扬“王化能柔远，遐琛亦会同”的帝国声威。然而，身当乱离板荡之际的宋人钱选，入元后却也绘有多种《西旅献獒图》。1这是他隐居“素志”2的艺术再现？还是别有隐情，寓含某种现实关怀？对此问题进行考察，既能使对钱选绘画艺术的认识更加立体，也可丰富对绘画史中“旅獒”类作品蕴涵的理解，还会明晰源自经学的“西旅献獒”故事在文化史中的传播生态，具有多方面价值。
一引言近代以来中文语境下使用的“留学”是日语“留学（りゅうがく）”的借词[neologism]，指的是晚清同治以来，中国人到日本和欧美等国接受各类教育的活动。1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梳理了1870年至1926年中国留学制度的创立与设计、主要留学目的地、留学生人数、所学科目、留学生管理和思想变迁等内容，为作为学科的中国留学史奠基。2现阶段关于中国留学史的研究相对侧重于留学制度和政策，对“留学内史”，即新知识生成的路径和载体、学术谱系的梳理，研究对象留学前后思想的差异性，被移植的新知识如何成为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则是关注不足。
“高墨”与“下墨”出自传为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关于《山水松石格》的内容及其作者，学界一直存在伪托之说。明清以来许多著述都认为该书并非出自萧绎之手，多为他人伪托萧绎之名而作，其中以清代纪昀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最具代表性1。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萧绎或许写过此书，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由于散佚丢失存在被窜改重组的可能，因而已不是原貌。2不过，根据现有材料依然可以推断《山水松石格》的成书时间不会晚于宋代。
